《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在瑞典看見另一種世代關係

2018/08/06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一個瑞典友人曾提起,她在讀高中時隱約感到父母希望她念理組,繼承爸爸的建築事業,但她仍然選擇了文組。有天她在廚房桌上看到媽媽留給她的紙條,說如果她轉念理組,就給她買一台車。她當下把紙條揉成一團,丟到垃圾桶裡。後來她爸媽看到了垃圾桶裡面的紙條,從此沒再多說什麼。
我在瑞典大學中文系任教,不時會收到來自學生的詢問:「媛媛,可否請你解釋這一周作業當中的A部分題目,在教學上的目的是什麼?我個人覺得這個練習太花時間,但是對學習效益卻不大。」面對這樣的問題,我總是又好氣又好笑,覺得也太沒大沒小了。但是在耐住性子回復學生的過程中,我常常得到檢視和確認教學方法的機會,有時甚至發現學生也不是沒有道理。

瑞典的真實,臺灣的奇幻

最近一口氣看完公視科幻劇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劇中的奇幻元素引人入勝,每一個故事刺上心頭的鬱悶又是無比真實。我距離高中時代已經快20年,而每隔一陣子,夜裡噩夢的場景還是會回到那間高中教室,我盯著手上不及格的考卷,在極度焦慮中醒來。那晚看完《你》劇,我在淚目中入睡,又做了同樣的惡夢。
其實久居異國本身,也是一個很科幻的經歷,就像是利用哆啦A夢的如果電話亭,在現實中扭轉幾個基本假設,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生活。在瑞典看著瑞典學生的自主,聽他們直呼我的名字,時常讓我感到 「奇幻 」 。然而回想自己年輕時,坐在補習班擁擠的塑膠桌椅行列中,花去父母大筆鈔票,讓老師們把知識搗得稀爛,進行高效率餵食。臺上老師有時身著軍服,有時吶喊「孩子,台大的陽光好燦爛!」,我差點分不清哪一個才是真實,哪一個才是幻境。
台灣中學六年期間,親子兩代往往都逃不了一個名為升學的大牢籠,在貧乏的互動和單調的生活軌跡中,相互宣洩焦慮,交織愛恨。《你》劇當中的每一個故事,都和我的升學經歷有重疊之處,《孔雀》當中嚮往白領社會的藍領家庭,簡直是我家的翻版。《貓的孩子》主角家中的牆上爬滿壁癌,粉塵彌漫,氛圍令人窒息,不覺間喚醒了我在那幾年和母親互動的記憶,一時感到呼吸困難。
親子關係是生物之間最原始的連結,親子之愛是漫長演進過程刻畫出的動物本能。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後,對自己體內突然併發的,這個叫做「母愛」的巨大能量,常感到驚奇,也帶有一絲自我陶醉。偏偏,這種原始的連結和情感,也往往能產生最大的毒素。
我高中聯考失利,沒有考上前三志願,十幾歲的我花了一個月才走出低潮,而我媽媽則花了三年。忘不了高中新生訓練那天,我對高中生活充滿期待,拿著新制服興奮地試穿比劃,媽媽在一旁冷不防地說了一句: 「上這種學校,妳怎麼有臉這麼開心? 」
高中三年我花了很多錢上補習班、參加考前戰鬥營,終於如願考上台大。還記得放榜那天,媽媽的神情流露出久違的愉悅輕鬆,這個女兒,算是為她出了一口身為藍領在台灣基層受的惡氣吧。
能讓親子之愛變質產生毒素的成分有太多,其中最關鍵的成分大概就是恐懼了。《貓的孩子》當中,媽媽當著工人弟弟對兒子說,「你不好好讀書,就去做工!」
在《必須過動》,媽媽和女兒都害怕讓對方住進「鴿子籠」。我媽媽這輩子最恐懼的,就是孩子們和她一樣「陷入」藍領階層。
如果真的有哆啦A夢的如果電話亭,我想說:「希望臺灣的各階層勞工都有尊嚴,工作條件大幅提升。」在那樣的平行世界中,臺灣爸媽們的恐懼想必會減緩許多,教育生態也會變得很不一樣吧。
翻轉教育前,得先翻轉社會。然而翻轉社會談何容易?在期盼臺灣勞權茁壯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面對目前成績、學歷掛帥的現狀。其實在瑞典和歐美國家也不乏有想要追求卓越學科表現的學生,對她們來說挑燈苦讀也是家常便飯,但讓我羡慕的是,西方學校教育不斷在自我檢討和演進,注重靈活思考和批判,學了能終生受用。相較之下臺灣以大班級、選擇填充題領導的廉價教育,數十年如一日,不但浪費孩子寶貴的歲月,也難以培養現代民主社會必須的公民素養。現在臺灣有許多第一線的老師和教育人士在努力豐富活化教學內容,眼看著下一代註定也要走進高壓的升學窄路,在無奈之餘,我們至少應該提供學子更優質的大腦糧食。
關於勞權和教育方法,我在其他文章中有更多著墨,在這一篇文章,我想著重于世代之間的關係構築上。

可不可以不要再說對不起?

我和媽媽的故事,沒有在放榜那天圓滿結束。媽媽把後半輩子的經濟基礎都奉獻了給我,換來我的白領人生,同時她對自己未來的不安全感也與日俱增。在求學、求職、成家等一連串人生里程上,媽媽都恨不得以致近距離關愛和檢視,而在意見相左之際,「我為了妳犧牲這麼多!」,「當初如果不是為了妳...。」等等狗血台詞,也難免脫口而出。
我先生的小弟Johan和他老婆Cecilia生第一個孩子時,兩個人都剛剛出社會,一家三口先委身他們租的小小公寓。當第二個孩子緊接到來,他們還沒有存到足夠買房的資金,就在市郊租了一間較大的公寓生活。
我的公婆一生收入平平,孩子離巢後他們把房子賣了,租間小公寓,退休金和積蓄都拿去遊山玩水。Cecilia的父母社經地位頗高,住在漂亮的大房子裡,喜歡買藝術家作品裝飾居家空間,也時常到世界各地旅遊。而這雙方家長,看著兒女帶著孫子們輾轉租房,卻從來沒人想過要幫忙他們置產!
這樣的情況在瑞典十分普遍,就而久之也習慣成自然。當然如果情況允許,瑞典父母也可能給予孩子金援,排除掉種種特例,我想大致可以總結一句話: 「瑞典父母很少犧牲自己的生活品質,來提升下一代的生活。」
Johan和Cecilia在剛出社會就連續生了兩個孩子,沒有父母幫忙,離買房之日大概還有好一陣子。不過他們也不急躁,瑞典租屋的品質和保障都好,雖然地點大小不盡理想,但一家四口把生活過得充實豐富,沒什麼好埋怨的。
還記得上文中把媽媽的紙條丟到垃圾桶的高中生嗎?其實那就是Cecilia。每一代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不講犧牲回報,也沒有我對得起你,你對不起我,也只有這樣,才可能保住高度的自我。
曾在網上看過一個故事,描述一個美國老太太和一個中國老太太死後在天堂相遇,美國老太太說,我年輕時貸款買房,我離世後,我的兒女把我的房子賣了,再貸款去買房子。中國老太太說,我年輕買房的時候父母幫了我很多,所以我一輩子省吃儉用,幫助我的孩子買房,現在孩子只要專心照顧我老伴,還有為下一代買房就好了。
說穿了,這兩種世代之間的資源配置,就結果上來說是差不多的,差別在於代代之間的仰賴程度。這篇文章最後做了一個總結:「這個差異顯示出的家庭倫理和社會價值。美國人是"自己管自己","兒孫自有兒孫福";中國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美國人崇尚公平;中國人尊重祖先長輩,倫理親情。」
不知道為什麼,讀到「尊重祖先長輩、注重倫理親情。」這句話,我打了一個寒顫。
越是仰賴世代體系互相餵養的社會,越重視傳統秩序和階層。小孩看到長輩要叫人,每個親戚該怎麼叫都大有學問,這種秩序擴大到職場社會,層級井然有序,上級對下級負責,下級服從上級。猛一回神,大家都像那位中國老太太,一輩子忙著負責和服從,結果沒為自己活過。
其實全人類都曾經活在這樣的階層網絡中,瑞典和西方社會能漸漸走向扁平、保有更多個人空間,靠的是金融系統和社會安全等制度(institution),在種種制度下,人們和銀行、社會建立債務關係,不再需要倫理恩情的高利貸。有趣的是,把奉獻和報恩從等式兩邊消去,世代間反而能產生更親密純粹的溝通。
記得有年婆婆生日,家人一起歡聚慶祝。我和婆婆在後院見到長孫Lucas,我們和他打招呼,五歲的Lucas不知道在忙甚麼,低著頭說了聲嗨,連正眼都沒瞧姑姑和奶奶一眼,如果是在台灣長輩早就開罵了,但婆婆也不以為意。後來我們坐在後院一角,Lucas突然來拍我們的肩膀說:「妳們來看!」他拉著婆婆的手,指著地上的一列螞蟻隊伍,興奮地帶著我們沿著螞蟻行列,找到螞蟻巢穴。
派對上大人們越聊越有興致,聚會持續到深夜,孩子們都陸續睡著了。派對結束時,我看到婆婆和孩子們一一道別。她蹲下身子,對每一個來參加孩子說:「謝謝你今天來參加我的生日派對,還這麼有耐心地陪我們,You made me so happy today。」說完來一個大大的擁抱。孩子們睡眼惺忪,臉上帶著害羞的笑意。
我先生和婆婆平時不常聯繫,但在電話上一聊總是半小時以上,搞不懂有什麼話題那麼好聊。前陣子郵箱躺著一封婆婆寄來的信,信封裡是一則剪報,還有婆婆的工工整整的字條:「我今天在報上看到這篇關於教育的評論,覺得和你的想法有很多呼應,你應該會有興趣。」我先生說這是因為上次他和婆婆聊天時,聊到了很多他在教育工作上的心情和挑戰。
先生和婆婆是很典型的瑞典親子,傳統倫理的責任和依賴關係很淡薄,但見到他們之間的深度對話,兩顆心距離之近,總讓我覺得有點羡慕,有點惆悵。

謝謝你,讓我成為母親

我曾經和婆婆描述臺灣母親節的洗腳活動,解釋臺灣強調報答父母恩的傳統。那天正好是家庭聚會,婆婆看著她的三個兒子,淡淡的說:「感謝我?我感謝他們都來不及。」
很多人說一旦有了孩子,人生的紀年就成了孩子元年,孩子三歲那年我們搬新家,五歲那年我換工作,大小事不再用自己的年齡去記憶,似乎也不再是為自己活了。但我認為孩子元年,同時也是我的母親元年,主詞的角色變了,但主詞還是我。
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是由一個個認同的瞬間堆疊起來的,得知自己懷孕的那一刻、生產那一刻、兒子第一次喊我「媽媽」那一刻、他第一次放開我的手,頭也不回地跑進幼稚園那一刻,這些無法取代的寶貴體驗,都是孩子給我的,也都是屬於我自己身為一個母親的生命歷程。而在母親之外,我也是別人的伴侶、朋友、老師、和女兒,每一種認同和歷程,都一樣深刻珍貴。
瑞典和臺灣的母親節都受美國影響,定在五月,但兩地對母親節的詮釋卻有很大的不同。在臺灣母親節那幾天,社群媒體上充滿報答母恩、讚頌母愛偉大的修辭。而今年瑞典的母親節,我在媒體上看到三則相關新聞評論,第一則是檢討瑞典醫療系統在照顧產婦這一塊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第二則是介紹瑞典母親節的歷史來由,並描述「母親」這個角色在瑞典家庭和社會中的演進,第三則是關於許多非洲地區的嬰兒死亡率偏高,有慈善機構設計了嬰兒保命包,囊括預防瘧疾的蚊帳、營養和消毒劑等救命救急用品,並鼓勵讀者在母親節這天資助這個企劃。
這種詮釋上的差異,在勞動節那天也能明顯感受到。臺灣的勞動節常被視為感謝偉大勞工的一天(然而教職和公務人員卻不算勞工,十分吊詭)。而在瑞典的勞工節叫做「勞工運動節」,這一天的用意不是感謝慰勞,而是提醒人們勞工的運動和抗爭的節日。
在365天當中找一天出來慰勞讚揚,用「母親您真偉大」這類作品來對母親「致敬」,這當然很好。但真正能帶來進步的,是去瞭解和思考各種角色在過去、現在的位置,了解他們正在面臨什麼挑戰?要如何在其他364天讓這些角色的生活更好?《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真實反映出世代的困境,故事結束後內心留下的刺痛,必定能成為改變和省思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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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媛媛
    吳媛媛
    民國71年生,臺大中文系畢,瑞典隆德大學東亞政治碩士,現為瑞典達拉那大學講師。偏左意識的洗禮和衝擊來自北歐,而每一個省思和開悟都是以台灣為出發點。著有《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圓神出版),目前於天下獨立評論開設專欄〈新時代的好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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