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前篇： （一個人只要理解到自己是屬於這個偉大歷史進程的一分子，肩負實現進步的未來的使命，他就會察覺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召喚世人，並且給予世人向它前進的力量，所有的人都處在一個新與舊的轉折交替的時代，一個歷史的時刻。這種「感覺」的氛圍其實始終環繞著個人不間斷，媒體經常渲染某種危機意識：現在就是重要的選擇時刻，特別是在選舉期間。 ）
正是在這一種歷史哲學的信仰意義上，個人的生命意義和目的融入到一個壯闊的全景意象之中，人於是不再茫然、渺小、沒有方向地流逝著自己的生命，凡是在世界之中的一切人事物、一切戰爭、一切的科學發明、詩歌、以及每一個人─他們的愛情、婚姻、痛苦等等都在這個歷史的目的裡聯繫在一起，它是一首綿長悠遠的歷史交響樂，不管一個人是否明白意識到這樣的連結、認不認同它、喜不喜歡它，我們都各自且共同地實現著的歷史的終極目的。我們既渺小卻又偉大。這一首波瀾壯闊的歷史交響樂就像是宗教的聖歌，深深觸動了人類靈魂深處某個破碎支離、等待完滿補償的衝動，而這個衝動是源自於人的非理性的層面。
崇高假象的本來面目
我曾經擁抱這份崇高，但這是一股多麼可怕的力量！它可以在理性、進步、世界觀、生命價值的名義之下，凝聚挖掘出多麼爆烈和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能量。在二十世紀引發大規模戰爭的馬克思主義和納粹主義，難道不是都強烈地帶有如此歷史主義的色彩，並且想要極致地在人類世界中發揮實現嗎？而被融入到「我們的大歷史」中的個人，他是否還有說不的抗拒力量？還能不能像私藏一張獨一無二的照片一樣地保有「不需要歷史或所有人，只要被某個人記住就好」的小小心願（即便這個心願終將隨著時間成為不可能），而不被大合唱的喧囂聲和擁擠所淹沒？
電影《銀翼殺手2049(Blade Runner 2049)》就有這樣的一幕。被重新製造出來的人造人愛人瑞秋再次出現在戴克的眼前，戴克凝視著她，淡然回應一句「她的眼睛是綠色的」。這一句意料之外的話讓再造出瑞秋的科技公司惱羞成怒，當場一槍打穿這個瑞秋的複製品的腦袋。雖然原本就是人造人的瑞秋的完整數據在一次世界性的大停電中遺失，但是她的愛人一點也沒有忘記她。
對戴克而言，她的存在不是龐大企業組織的巨量數據資料庫裡佔據著毫不足道的比例的另一堆資料，從而渺小到不被任何一個個人所在意，遺失了就是遺失了，沒有人會費心搶救每一個細節背後所代表的具體意義，正是這一點把瑞秋之於戴克與瑞秋之於只是製造她（們）的企業之間區別開來。
假如我們沒有在前提上預設了某種我們已經知道的、已經決定好的必然「天意」作為實質內容，所謂歷史的終極目的其實是無法想像出來的，甚至還是種風馬牛不相及的詞語組合（因此，它確實有著某種莫名迷人的「詩意」），換句話說，假如我們不認為宇宙間存在著一種超越人的、超越物質世界的力量在決定著我們世界的未來，或是真心認同所謂的進步或是正確與否取決於人們對於價值的相對認知，歷史不過就僅僅是一段指向過去的概念而已，它無法跨越到未來，也無法像是真理一般從未來走向現在的我們，決斷現在的衝突。歷史的原貌應該是各種價值觀點在時間的長河之中，兀自地此起彼落，一如所有曾經存在過的王朝、文明、英雄和愛情以及每一個人等等。
我們或許可以從歷史中了解過去曾經發生的事件，學習和尋找某些規律，但是如果是企圖預言未來、定義未來，我們卻不一定能從時間和世界裡提取足夠大量地多的因果線索，試想這需要多少樣本才算是可以合理地作為真理的抽樣調查，而且也不一定擁有足夠運行分析這些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的腦力。
進步這一個詞語也是，它從時間那裡汲取了力量和厚度，然而它本身的內容終究仍是空洞的、膨脹的、象徵的，它更適合於作為展示出來、喊出來時的口號，鼓動人、催促人的心理，而非一個可以真正地、負責任地作為肯定某種價值或否定某種價值的標準。它的空洞正是因為過於把各種概念、價值、期待全都吸納為己所用，而成為看似燦爛堂皇的什麽也不是。進步回贈給時間的東西便是區分出一個一個的時代，並且把或高或低的價值標籤賦予給從時間的連續性中被切割開來的時代。
歷史的終極目標或許終究是一個詩意的幻想。我既不願意否認，也沒有能力和資格承認，於是我保持懷疑。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批評很生動也很刻薄，他說：「這難道不是像在黑格爾那裡一樣，理論家或哲學家仍然是歷史的唯一主體，而主觀不就是這種哲學的最後語言嗎？[1]」我相信這些哲學家當初在他們的腦海裡創想這些理論時，應該是保持著善意的，至少並不是帶著惡意，但是現實中的政治和權力的手總是會伸向思想，總是會找到適合它們發揮的、貌似真理和希望的語言，並使用這樣的語言來鼓動群眾，製造輿論和風潮來影響特定政治利益的分配。
台灣竟然還會有新興政黨在黨名裡，直接把「時代」和「力量」兩個字結合在一起，這不免令我對真理十分敏感的神經湧起一連串的疑問：站在熙熙然、攘攘然的往來人群之中，你和我是同屬一個時代的人嗎？如果是，又是什麽把我們相連在一起？如果不是，我又是屬於哪個時代的人呢？
我感覺更加地孤單。我們是否是使用相同的言語？
──完
[1] 梅洛─龐蒂的這段話原是用於批評盧卡奇（Georg Lukács）的階級意識理論，認為它的歷史觀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的產物。陳明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探索》，唐山出版社，p.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