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觀看法提‧阿金（Fatih Akin）的電影。《烈愛天堂》的不妥協與暴戾之氣，似乎註定要讓它以受爭議的方式，被貼上「迎合」當代政治正確的標籤。
我是在對劇情一無所知的狀態下觀看本片，早先以前，只對它的片名與海報感興趣──德文”Aus Dem Nichts”、英譯＂In the Fade＂，海報是黛安‧克魯格（Diane Kruger）穿的一身黑，虛焦的街道五光十色，她獨自走在街上，宛如一個對抗全世界的孤獨鬥士。
（以下文章包含劇情討論，可能影響觀影樂趣）
後來我才知道，她對抗的東西，是一份「憑空而來」（中譯片名）的「惡」、或者某種「無法解套的事物」。它可以抹煞人為洗清罪過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可以完全不顧你是誰、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不分青紅皂白給予處置，只因為流淌在血液裡、顯現在形貌上的種族原罪。就像開場那輛突如其來的車輛，它就是發生了。可惜母親雖帶領孩子逃過一次眼前危機，卻無法抵擋社會上潛藏蠢動著、更加兇殘的，人的惡意。
在社會議題先行的前提下，電影幾乎將焦點導向一個，完全超越藝術價值的政治觀點。並不是說電影沒有藝術價值，恰好相反：三段式(Family、Justice、The Sea)篇章由相應的紀錄片段開展，不斷強化劇中角色那份傷痛的真實感。如果第一章的節奏讓人無法適應，第二章法庭戲就展現了炸裂的張力，第三章又試圖靜下來歸於沉寂。而結尾──不得不說，這是我近年來看過最美的結尾之一了──爆炸的露營車與狠狠燃燒的樹葉，鏡頭緩慢上升至湛藍天空......持續上升，接著是一片倒轉的海洋。如夢似幻的景物既高明地呼應最終章的回憶，又昇華至開放性的意象。
可是，其餘的一切，我覺得都發生的太快了。不只「出場→死亡」、「審判→敗訴」、「復仇→同歸於盡」的劇情進展，更可怕的是作者的價值觀、以及給這個世界的結論。玉石俱焚的悲觀主義擺在適當的語境固然鏗鏘有力，在當代社會也不少見，但作為一個最終解套，卻無法叫我信服──尤其是在這樣一部所有＂壞人＂都只代表純粹之惡的電影裡（想想被說是「崇拜希特勒」的犯人夫婦、兇惡嘴臉的辯護律師、因著奇怪理由而迅速判決的「恐龍法官」）。當電影已在先天上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圖，我反倒覺得角色的憤怒與悲傷，成為了一種對議題探討可能性的限制。
所以，關於最後的結果，遺憾之外是滿滿的悲涼，我卻還有一絲不解。這是我們需要的東西嗎？...人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更直接的說，面對世上的惡，只能是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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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看看《意外》（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2017）給出的答案。兩部片即使調性大相逕庭，同為母親的復仇之路，還是略有幾分相似：悲痛已然佔據餘生，變為生命存在意義，然而司法無能主持公道，只好自行伸張正義。巧妙的是，最終她們似乎都沒有得到救贖。只是一位在懸而未決的狀態下，好似燃起希望；一位則帶著轉化的仇恨，選擇放棄生命，走向絕望。
沒有孰優孰劣之分，但透過這樣的相互參照，卻給予我們看待兩種作為的不同方式，對她們為自己的不幸所做的所有掙扎，報以更多同情、與對其勇氣的尊敬。這時候，一個人能做到什麼地步甚至已經不是衡量標準了，而是我們清楚明白，生命皆可不必如此。
關於《烈愛天堂》，我個人特別感興趣的地方還有一處。法庭上犯人的父親作證，對自己兒子的行為感到不齒，宣稱與其「價值觀完全不同」，並向被害者母親慰問致歉。庭外，兩人在路邊相遇，還向對方借火點菸。那時的他們，就像兩個有著微妙關係的路人，結束一場牽連彼此的公事，理應能卸下面具，卻又有些忐忑。此時的複雜心境該是多麼有意思！
「如果你知道兇手是你兒子，還會向警方告發他嗎？」
「我知道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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