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與主題無關，可跳過）
本專欄的收入是承諾每月捐出給中國抗爭者或其家人（承諾是十分之一，但其實每月都會遠超過），上月收入是捐出給成都「銘記八酒六四」案當事人符海陸的家人200RMB。若我當月有事忙未能定期更新專欄，每月收入仍會保持捐出。
關於思樂書：這個專欄是我的私家花園。我想絮絮叨叨，想不拘一格，想講些自己的生活，講講那些美好的人和苦難的事在我心中的映射，講自己內心的掙扎、反思、矯情⋯⋯我希望透過我的寫作，讀者能看見一個迷茫的中國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正義、關心人。但這種關心在中國不被體制允許，因此我與其他有「不受歡迎的關心」年輕人們一起徬徨著、疼痛著、苦中作樂著、抱團取暖著。
閱讀《思樂書》並不需要付費。但如果你訂閱，就算是對我的工作和存在的一種支持，我會認為這種支持並不僅僅是給我個人的，也是給那些在黑暗中堅持著的中國抗爭者和年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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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本來是應該母親節時寫的，耽擱了，今天是520，或許也是寫出來的好日子。
每次演講／接受採訪，總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妳的家人怎麼看妳在做的事？妳怎麼解決自己跟原生家庭的矛盾？
在這種問題的背後，是NGO工作者、社會運動者、抗爭者們的常見痛苦與困境：家長無法認可和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從事邊緣、危險、痛苦的叛逆／搗亂／理想性工作。
時不時也會有中國同齡人或年紀更輕的大學生私下來問我該如何處理跟家人的關係——家人總是用言語暴力和情感綁架的方式，諷刺、威脅或禁止他們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或是從事公共／社會事業的理想。
誠實地說，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上，我並沒有什麼發言權，有經驗可以分享的應該是我媽媽，以下我印象最深的幾個故事：
1.
我讀大學四年級的時候開始為一家香港雜誌做全職的中國時政記者，曾寫過一個封面專題關於剛剛落馬的薄熙來，我當時還頗得意，於是寄了一疊實體雜誌回家。沒想到，我的父母看完後還拿給了我們的親戚們看。親戚們當然是大驚失色，在中國一般的成年人都是對政治諱莫如深的，他們奉勸我的父母不要再讓我做這種危險的工作。
於是我回家以後，媽媽真的跟我談了一次。那天她開車載我去辦某件事，跟我說起親戚們的反應。我屏息以待，車裡只有我們兩人。她說：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也見過很多不公平的事。我立刻想到，媽媽成長於文革時期，她的父親受到批鬥，她也沒能上高中，是文革結束後才硬生生補出了工程師的學歷⋯⋯她大概是要說「鬥不過的」、「沒有用的」、「跟黨作對是很可怕的」⋯⋯
然而，她接下來說的是：所以我知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車內恢復安靜，這個話題就結束了，這句話就在我心中轟轟地迴響。
2.
我大學畢業以後，開始在一家女權獨立媒體工作，寫了許多批判和反思性別關係、親密關係、婚姻關係的文章，論點可以說是相當激進的⋯⋯這些文章和感悟都會寫在微信朋友圈裡，我並沒有屏蔽我的家人，有時也會擔心以下他們怎麼看。
那一年我回家過春節，晚上散步時，媽媽沒來由地說：我們年紀大了，很多時候妳寫的東西我們也看不懂，但我相信你做的事是對的，你有你的道理。
媽媽一生是沈默寡言、埋頭苦幹的技術工作者，她總是只說結論。對話經常是這樣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3.
「女權五姐妹」案結束後，我沒有工作又與伴侶感情破裂分居（這裡面的前因後果複雜，在《她們的征途》中有詳細寫過）。我有一個出國短期進修的機會，到海關才被攔下來，被警察帶進小房間宣布：你是有案件未了解的犯罪嫌疑人，禁止出境。
我當時憤怒又害怕，整個人就呈現緊張亢奮的狀態，沒有敢回家，直接去外地找朋友玩了幾週。回到家後，媽媽問我德國之行如何，我坦白了自己其實沒有去成，被限制出境了。
媽媽沈默了幾秒鐘，問：所以你現在是黨的敵人了嗎？
我不想讓她太擔心，回答說：這有什麼敵人不敵人，官方有時候就是莫名其妙。
媽媽：你要小心一點，不要硬碰硬。
我：這不是我小不小心能控制的，你看小樹（我當時在法律NGO工作的伴侶），也沒幹什麼還不是被抓了？
媽媽：那也是。
再一次，這個看似艱難的話題就這麼結束了。
4.
我跟前夫離婚，開始從事中國政治打壓和社會的報導工作，並遇到了我現在的伴侶M森，他比我大21歲，是個異議者。我的父母一開始有些難以接受，但並沒有干預我的選擇。後來，我父母發現M森很能穩定我的情緒（因為前面的運動和婚姻挫折，我有過一段時間抑鬱症），也能照顧我的生活，就沒有再說什麼。
我的姐姐出國工作，我父母開始要每年出國一段時間去姐姐家幫忙照顧孩子。在他們第一次出國前，我對媽媽說，我和M森準備結婚，理由是他們出國以後，萬一遇到什麼危險，不管是法律上的（我沒有說白，但我想媽媽明白我是指被警察抓了之類）還是交通意外之類，我需要有直系親屬請律師、簽字手術。
媽媽沒有回應。我覺得有些不妙。
我下一次回家吃飯時，媽媽問：你們準備什麼時候去領證？我幫你們看了幾個吉日。
我錯愕驚訝。後來就在她選的幾個日子裡，我和M森選了一個我們都有空的，就去登記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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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對於「原生家庭與子女理想的衝突」能想到的事。坦白說，我從來沒有真正需要解決什麼問題，只能說我有這樣的媽媽是非常非常幸運。然而，我的大部分同齡朋友，都在與原生家庭或激烈或艱難的拉鋸中掙扎。
在朋友的故事裡，我沒有覺得過子女的一方有什麼嚴重的問題，錯處頂多是溝通上的操之過急、企圖說服，甚至對父母的觀點有所鄙夷，但相比之下，家長的問題好像才是本質的死結：情感和付出的綁架、合理化自己的選擇並向子女轉移、用控制子女補償自己對世界的失控⋯⋯所以每次有同齡或年輕朋友來問我建議時，我只能建議他們保持距離及平和理解的心態。
但是，看完這幾個故事，我不希望大家看到的只是「哇，她真幸運」，僅此而已。
我更希望別人能從我媽媽身上看見：人是有選擇的。
她跟所有會情感綁架的父母有一樣的成長基因和現實侷限：在不公平的世界裡吃過虧、殘暴的成長環境、跟子女有代溝⋯⋯
但她在這一切面前做出了選擇：
面對不公平的世界，她不是讓孩子聰明迴避，而是理解孩子感受到的不平，和想要去改變的理想。
面對殘暴的環境，她承認是環境有問題，而不是孩子有問題，如果付出代價是難以避免的，那就盡量給孩子多一點保障和支持。
面對代溝，她相信自己養大的小孩有自己的理性判斷和選擇，即使自己不是百分百理解，但也願意去肯定孩子。
在我看來，我的媽媽只是做了一個正常人和正常父母的該做的正常選擇。但難能可貴之處可能在於，她原本成長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專制社會&父權社會）。所以，所有人都是有選擇的，如果自己做了虛偽的選擇，不能完全推卸給不公平之下的無奈。
我們的父母是有選擇的、我們也是有選擇的，如果我們的父母沒有做「對的」而做了「聰明的」選擇，我們仍然可以選擇去做「對的」事，比如給下一代一個「幸運的」原生家庭。
成年人的虛偽是可以被斬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