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是導演馬莉於中國東北的精神病院拍攝近250個小時的鏡頭，最後去蕪存菁剪輯成這部長達5個小時的紀錄片，也是今年政大中文影展我最想看的一部片，但說起來印象中看過最長的電影應該是牯嶺街少年，那也只有三小時多而已。加上前一夜只睡了4小時，當天行程又滿檔，5個小時其實不只是體力的考驗，更是一種精神的凌遲，但看完後我認為這依然是值得坐5個小時，好好欣賞的紀錄片。
一般來說，世俗定義的精神病患者(lunatic)，來自中世紀面對精神分裂者(Schizophrenia)的誤稱，要先知道，精神分裂並不是人格分裂(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MPD，後改為解離性人格疾患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所謂的精神分裂（又稱思覺失調），常見的特徵為反常的社會行為，以及不能區辨虛假與現實，常伴隨著幻聽或其他幻覺、妄想，以政大來說，著名的例子便是政大搖搖哥。然而精神疾病診斷與手冊(Dsm-5)中，關於精神病其實還有很多的分支，但整部片幾乎圍繞著精神分裂患者的日常，這倒也沒什麼，畢竟思覺失調一直都是最嚴重的精神疾病之一。
當然，這幾年訪間也出版來許多紀錄精神病患者的書籍，但多半是添加了幾分科幻色彩，使整體讀起來輕鬆有趣，讓人反思外，偶爾還會詼諧一笑。但在「囚」裡，五個小時都是很沈重悲慟的，只有很少數時候，你會因患者的不可理喻而嘴角上揚，一種無能為力的苦笑。
囚的畫面幾乎是黑白兩色調的，沒有太多光怪陸離的畫面，開場只以一個非常簡單的鏡頭，表現其中的困頓，「囚」字出現在狂風輾壓的雜亂樹叢中，下一個鏡頭，是醫院的窗戶，那是病人們每日探窗可見的日常景事；片中其中一個主要敘述者（亦是病人）在一排窗戶前，逐個拉動窗把，嘗試將之推開，旦全然失敗。沒有現實世界的繽紛色彩，只有患者世界裡的癲狂。所有人臣服於院方的秩序之下，監獄式的按表操課，分不清楚鏡頭下黑白畫面的病人到底是虛擬還是真實。只能透過藥物獲得短暫的清醒，但無法根治的精神重疾，不斷產生荒誕不經的幻覺，好幾次隔著鏡頭我都可以感覺到病人強烈撞擊牆壁後的反饋，旦終究無力辨識也無力摧毀。
整支片裡頭最著重聚焦的人物叫做大剛，思緒清晰，口齒伶俐，有條不紊的邏輯，帶有說服力的語氣，乍聽之下你以為他生不逢時，職場失利，遇到典型壓榨員工的慣老闆，生活被逼迫得喘不過去，一切看似正常，甚至思辨能力之優秀活像希特勒轉世，一不小心你很容易認同他、同情他楚楚可憐的際遇。「我覺得在這裡的每個醫生都有病吧，我媳婦（此指內人）說什麼..說什麼她心裡要病了，要我陪她看醫生，結果竟然是誘拐我到這裡，我在這裡一個月了，再多待一天，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了！」語氣中滿是憤恨不平，你越來越憐憫他不被理解的孤獨，好像自己的一部份也是這樣，終有些難以啟齒、不被認同的遺憾像水草一樣，在心頭幽幽擺盪。
馬莉在訪談中說道，他覺得大剛是整個院區中最「正常的」人，實際上被診斷為躁狂症的他，思緒奔逸、語言及活動增多、做事衝動莽撞、精力充沛，整天忙忙碌碌只不過碌碌無為，的確是沒有任何反社會的行為，但作為精神病患者，意味著受監護宣告，是沒有能力自行辦理出院的，因此當大剛咆哮著要出院，但父母與妻子皆不願意替他辦理，只能日復一日的在這個巨大的囚籠裡踽踽獨行。面對鏡頭，他毫不羞澀，大聲嚷嚷著要自行創業，讓前東家對他刮目相看，與剝奪自己自由的妻子分道揚鑣，他擬定企劃書，籌資募款，或許有點好高騖遠，旦就像你我身邊都會有的那些人，可悲的是無論他做了什麼，終究做不到離開這座監獄，久而久之他的那些「症狀」也慢慢緩和，不在情緒高漲，對於所有事物逐漸失去興趣，所有希望在他身上都黯然無光，相形失色。
回到現實，家屬不願意或者說不能帶大剛回去終究是無法接受街坊鄰居對他的眼光。「現在左鄰右舍都謠傳我們傅家出了一個那個什麼，精神病還是瘋子來著，所以大剛啊，還是得等到你治好了我們才能帶你回家，你就再忍忍吧。」大剛的母親在電話中說道，鏡頭下大剛的落寞，對比剛剛的得理不饒人，實在不勝唏噓。
社會的眼光必然是這群人要克服的難題之一，社會學家高夫曼在《汙名》這本書中，指出「承受污名的人」經常採用「蒙混過關」（低分過關,passing）的手段，在人世苟活，也就是這些陳述者中皆有隱藏其某些部分。旦我們必須承認，「隱藏」大概是所有人類表述皆具的特性之一，病人固然在鏡頭面前隱藏了一部分的嚴重行為（如大剛散盡家財，給所有朋友打電話造成滋擾；或是另一名博士生為金錢向年老母親動武。），但是醫生以純然的病學知識來應對病人的各種質疑，將他們對封閉環境與機械化的生活狀態對人可能造成的身心創傷、由「監護人」決定入院與出院是否合理、只以藥物治理而忽略跟進每個病人的心理狀況等問題，一方面也是隱藏了重要的資訊判斷，另一方面則以鞏固自身的標準壓倒其他準則，在精神病院這種異質空間內，所謂「可靠」、「合理」、「正常」的界限卻越來越模糊，除了理性、權威、正常對非理性及異常以外，能不能夠有另一種互動、溝通的方式呢？
其實是有的，根據<Lingering Disability>（中譯抱守殘缺），「污名承受者」和旁觀者之間的注視（觀看）可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和其他人溝通，達到互惠的理解。鏡頭是導演的靈魂，透過馬莉的視線，觀眾得以探視這片封閉的境域，並且與院內的眾人的目光相遇。作為紀錄片，難以保留中立的立場，只能盡量刪減那些所謂「不為人知的情節」避免成了觀眾茶餘飯後消遣作弄的諮談，也得避開以勾起憐憫作為目標，淪為老派濫情做作的陳腔濫調。在《囚》之中，或醫護人員或家屬，會嘗試向導演作提醒、抱怨甚至徵詢意見，這些自然而言向鏡頭搭話的舉動帶出的更重要的意義，是為了顯明，鏡頭背後的導演是活生生的肉身存在，雖不露面，但是與視窗之內活動的人物同樣有七情六慾；進入精神病院的舉措不單是以冰冷的鏡頭機械介入，進行記錄，更是肉身的介入，一個可以與之對話的人的進入、參與。馬莉並非要將視窗內的人事物作為異質，以落實精神「異常」的特性，在鏡頭之下，這些已落入隔離監禁羅網的精神病患回歸為「常人」，與手持鏡頭的導演相同的「常人」，並且，並非只有拍攝者單向的審視。導演在精神病院內的位置，並非操作者的單向凝視與分析，是醫生對病人、家屬對病人的凝視關係，提供另一種更溫柔、更平等的互看方式，另一種對話方式的可能。
我想令許多觀眾感觸的情節便是，病人與病人之間通過個人經歷的分享互相理解、叮囑，這種「瘋狂」對「瘋狂」的囈語，惺惺相惜，有時反而更為細緻溫暖地安撫，讓人恢復平靜。例如：舊的病患教導同房新入院的小伙子調整自己的動作，如何更放鬆、更寬容地對待自己；或是一名讓醫生束手無措的僵直症患者，在另一個病人的照顧下忍俊不禁，喝下了一直拒接飲用的牛奶。這些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而被驅逐至社會體制外的眾人，反而在邊陲的位置，在另一套更為嚴格與直接的制度之下，辯證地得到任意言說慾望與臆想的空間；向同伴分享自身故事並且為其他患者作出安慰、提供照顧的過程，模糊醫患壁壘分明的界限，奇妙的覓得知音，相濡以沫。
而同樣在<Lingering Disability>中，也提到了「敘事的義肢」的概念，意旨許多媒材（電影、小說、電視劇）中，都愛利用「具有強烈象徵意味」的身心障礙形象，來推動小說情節的進展。這麼一來，身心障礙就被當作義肢來使用——只不過這種義肢並不是用來服務人體，而是用來服務故事（敘事）。不可否認，《囚》的確也是透過精神障礙者的角度，博取（換得）觀眾的共鳴，但馬莉的鏡頭位置始終放的很低，沒有出現任何自己的畫面和聲音，攝像機後面是無盡的沉默，喻示了導演的姿態，卻保留了拍攝對象和她的交流。“對吧，馬莉”，隨著大剛的反問，我們想像導演或許微微點了點頭。
整部戲結尾停留在醫院的空景，畫面慘白，但非常極端與固定，伴隨卡夫卡的詩句，觀眾或許會猜測，《囚》字要表達的是患者始終無法逃離這個巨大的牢籠，精神分裂一直是難以根治的病，患者「易入難出」，慢慢的在這個獨立的制度下被「馴化」，但在看了電影的海報後，被隔離於四方之中，手腳強制被綑綁的，使眾人不堪重負，匍匐在地的，其實是這個騷動而快速變動的社會，不斷施加於個人之上的焦慮。呈現精神病患者的生活日常，除了滿足社會大眾偏好「獵奇」的眼光，引起「關懷」與「同情」以外，對馬莉（對作為觀眾的我們亦然）而言，更重要的是，到底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當一個「正常人」真的有那麼重要嗎？關於「正常」又是誰替我們定義的？能不能歸還視窗中那些「常人」的位置，─這正是《囚》中呈現的，難能可貴的互看方式。
「我們不是生活在被毀壞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錯亂的世界，我們就像被遺棄的孩子，迷失在森林裡。」──卡夫卡（Franz Kaf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