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阮慶岳（小說家／建築師）
這小說讓我反覆反覆看見自己。
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不管是作為一個生命個體，或單單去凝看他的文學作品，都一樣引人。低調沉靜的靈魂本質，熊熊烈火般的生命熱度，與那時代年輕心靈共有的漂泊與自我放逐個性，交織出他既私己又開闊的獨特文學與生命印記。伊薛伍德是個冷靜、也細膩掃看周遭世界的作家，作品幾乎都帶著半自傳的色彩，與他的真實生命隱約層層交織，因此特別值得在作深入閱讀前，先行掠看過他的一生。
出生於上層的英國中產家庭，幼時擔任陸軍軍官的父親四處遷移，後父親戰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歲時他進入公立預備學校，初識了爾後著名的詩人奧登（W. H. Auden），兩人並在1925雙雙成年後重逢，結為文學與探索生命兩條路徑上的伙伴。
奧登無疑是伊薛伍德生命初期的重要人物，兩人以朋友、伴侶與文學共行者的關係輕鬆連結，並維持著久遠的友誼。在整個烽火動盪的30年代，兩人合作了三部劇本，同往柏林（當時威瑪共和國的首都）歡樂共行、也鋪陳了伊薛伍德的短暫定居（在那裡寫出馳名的早期作品《柏林故事》，並與一柏林男子發展了摯愛關係），乃至於1938年赴上海旅遊，隨後在英國加入二次大戰前，攜手遷往美國等共同經歷。
1939年伊薛伍德定居南加州，以寫作及教書為生，創作依舊不斷，完成於1964年的《單身》，是最被稱道的代表作品。1953年48歲的伊薛伍德，遇到了18歲（另說是16歲）的男子唐．巴卡迪（Don Bachardy），發展了出乎眾人意料、30餘年的終生伴侶關係，成就廣為人知與稱頌的戀情。他們面對當時對待同志文化依舊保守與封閉的社會，也克服幾次因兩人在年齡、階級與背景差異而起的風暴，向世界展露互愛與互信的關係可能，對同志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
小說《單身》描述伴侶剛車禍死去的男同志，孤寂而恍惚的一日生活。這位年近60名叫喬治的獨居男子，有著些許伊薛伍德的身影投射，同樣在大學教授文學，住在一個中產、保守、毫無善意的社區裡，像玻璃缸裡憤怒也寂寞的鬥魚，在日日對抗中逐漸乏力與失望。伊薛伍德描述晨起的喬治，見到螞蟻襲上廚台，立刻以殺蟲劑將之撲殺光。
然後意有所指想著：「生命體在萬物之前摧毀生命體，而這些觀眾──鍋子、平底鍋、刀叉、瓶瓶罐罐──在演化王國裡無足輕重。為什麼？為什麼？難道宇宙之中有個敵人──一個大暴君──誘使人類和大自然的朋友成為死對頭，好讓人類看不見大暴君的存在，好讓人與萬物同遭暴政荼毒？」
小說背景落在1962年的南加州，距離1969年同志運動分水嶺的紐約「石牆事件」，還有一小段時間差，此時社會意識的壓迫與歧視，自然依舊無所不在。小說描述喬治與不斷來挑釁鄰居孩童間的關係：
「喬治為自己對小孩大吼大叫的行徑感到羞愧，因為他不是在做做樣子，而是真的情緒失控，事後他覺得受辱，氣得想吐。同時他也明瞭，鄰居小孩其實希望他扮演怪獸的角色，而他的表現正中下懷。……他們對他毫不關心，只把他當成神話故事裡的人物。」
但喬治一無所懼，依舊獨自對抗這個龐然「注定毀滅的小世界」，一如伊薛伍德在現實裡，70年代起積極扮演的同志平權代言人角色，無懼也無悔，因為「喬治說，怪獸種類何其多，他們獨怕小小的我。」所以必須如此去對抗，因為「這世界促成了吉姆的死去。」
對於外在社會的憤怒與對抗，隨之就轉到學校的課堂，在這裡喬治重拾自我尊嚴，以知識與風采贏得學生認同，雖然有時依舊覺得自己「在街頭兜售五分錢一顆的真鑽石」，略顯感傷吁嘆，但整體而言是怡然自重的。
上課時學生提問納粹仇恨猶太人的事，喬治藉機討論了仇恨與愛的關連：「你被人迫害的同時，你會痛恨自己的遭遇，你會恨主導這種遭遇的人，你會陷入仇恨的世界。就算碰到了愛，你也認不出來！你會懷疑愛的真實性！你會認為愛的背後另有居心──動機可議──可能暗藏詭計……」
敢於直接探討同志的社會情境，是這部小說的關鍵主軸，也是贏得許多讚譽的原因。但回到小說藝術來看，伊薛伍德在處理這樣龐大與沉重的議題時，懂得將幽默、哀傷與沉痛的情緒並置，宏觀議論與私己生命交織，藉由細節的隱喻與象徵，帶出內在蘊藏的龐然絮語；客觀描述時清淡優美也不失幽默，主體敘述者不作強勢介入，僅時時以同情與憐憫作縈繞，讀者既疏離遠觀、又溫熱貼裡。
全書前段顯得精心鋪陳與昂然對抗，後段就格外流暢迷人了。下午先去醫院探望重病中的女性友人（她曾與吉姆有過一段情），晚上去英籍女性老友家晚餐，分別探觸了死亡與故鄉（自我放逐）的話題，譬如在醫院裡：
「喬治已有好一陣子不捧花過來送她，也停止送禮了。現在他從病房外帶進來的東西，再也不具任何意義，連他自己也一樣。……然而，她的執著不顯得自我中心；她的執著並不排斥喬治或任何想參一腳的人。這份執著的焦點是死，任何時間、任何年齡、有病無病的人都能依偎過來惺惺相惜。」
對喬治依舊情懷憧憬的英倫女性老友，晚餐後半醉時，說到故鄉與自我放逐的關聯：「女人就是這麼單純，非守著紮根的地方過活不可。我們是可以被移植到別的地方去，沒錯，不過一定要隨著男人移植，而且條件是被男人移植以後，男人必須待在我們身邊，陪我們枯萎（wither）──講錯了，應該是澆灌（water）我們──我是說，移植以後，不澆水的話，根芽會枯萎……」
喬治終於半醉離去，並逛入居家附近的空寂同志酒吧，忽然見到白日上課的某男學生獨自在內，讓他驚訝也歡喜，同時開啟了本書的高潮與救贖可能。藉著酒精的協助，兩人迅速開始愉悅的對談，完全無視兩人間的各樣現實差異（一如現實裡伊薛伍德與巴卡迪的狀態）：
「喬治幾乎能感受到對話的磁場環繞兩人，激盪得兩人炯炯生輝。……因為從肯尼內心散發出來的不僅僅是智識，也不是任何一種形式的假魅力。老少兩人對坐著，面對著彼此微笑—遠超過微笑的層面—綻放相知相惜的喜悅。」
一切現實的界定與評斷皆退去，唯有兩人間昇華的默契閃亮著，是一種近乎烏托邦的心靈境界，令人艷羨與歡呼。忽然起意一起去海灘游泳，彷彿回到赤裸與純靜的原初狀態：「急於接受淨化儀式的喬治再向前蹣跚幾步，張開雙臂，以承接浪濤的沖刷洗禮。他把身心奉獻給海潮，滌淨思想、語言、情緒、欲望、身心、整段人生；一次又一次，他重出水面，每一次都變得更清潔、更自由、更少。」
單身者的一日生活，與海潮般的生命不斷澎湃作對語。年輕男學生無疑就是此刻生命的救贖者，喬治在這樣一日的終結時，悸動也憂心，但至少他明白明日是值得期盼的。
伊薛伍德的小說《單身》，讓我想到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以及喬哀斯的《尤里西斯》，因都有著一種逝去家園者（舊文明？）的哀傷背影與身姿，只能在此刻的一片荒原裡躑躅地獨去，不願流連回顧也不露出濕潤淚框，僅是以略帶揶揄、嘲諷、甚至憤怒的文字，即興也無心地記錄了一小段私己生活的破簡殘章，像是某種未明的預言或無情追悼文，故作恍惚無心、其實沉重有意，因為秩序與信仰正崩垮中。
因此，也可以想像，這本小說正延續著一個西方近世代極重要的創作主題，也就是自尼采與史賓格勒以降，對於西方文明（或說是人類整體文明）正沒落中的昭告，以及在這集體失落狀態裡，對於孤獨個體如何重建與救贖的苦痛思索。譬如，始終面目模糊的前情人，不但無預告的死去，還有如墜落的文明，亡魂般籠罩了喬治的日日不安與不幸，難以脫逃。而年輕男子新生命的忽然出現，恍似救贖者的可能再次降臨，暗示一切不幸的終點，以及樂園重返的可能，也是一種強作樂觀的結語？
不論如何，我們總是看到了一個誠實也赤裸的心靈，如何不斷作著自我內在觀視，又不斷轉目注視汪洋大世界，冷靜也焦慮，期盼又哀傷。因此，伊薛伍德一如許多上個世紀的傑出作家，絕對算是個反英雄者與個人主義者，諸神遠去、神明不再，幸福只如一片孤獨的扁舟，一切都不在乎地踽踽獨自漂前去……
我喜歡伊薛伍德，因為這小說讓我反覆反覆看見自己。
英國作家 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活躍於上個世紀20到80年代。二戰後主要生活在美國洛杉磯，並參與許多好萊塢編劇工作、與當時藝文界人士多所往來，也結識他的伴侶，畫家唐巴卡迪（Don Bachardy）。兩人年齡相差超過三十歲，相戀時承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卻努力維持到伊薛伍德因癌症過世為止（共約三十三年），這故事已被喻為「好萊塢最偉大的同志戀情」，不同年歲不同地位不同背景的兩個人，幾乎可以成為現今所有同志的愛情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