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很容易將傷亡歸咎於時代悲劇，卻不願去思考時代悲劇是如何產生的，不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太愚笨，也不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太懶惰，更不是大部分的人都在被壓迫中失去了思考的勇氣與餘裕，而是因為過去的創傷往往只有表面癒合，一旦剖開，不但沒有保證會更好，還會先讓疼痛惡化，因為我們不再只是疼痛，而是看到裡頭的蛆。
「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要看向別處。」
多年以後，他成為藝術學院的學生，而原本是教師的父親則在某天受不了只能不停的做清潔工，就只因為他曾半推半就的加入了納粹黨，而當時四分之三的教師也都這樣做了，故現在無法在東德任教，於是在某天夜晚，少年在母親的尖叫之下，爬到了閣樓，看到在層層白布縫隙中，吊死的父親。
而他只是看著。
這樣悲慘的情節只是電影的約前四分之一而已，之後還有更多更悲慘的命運在等待著他，而這樣的敘述也完全追不上電影裡精彩的場面調度，那完全是只有電影能做到的，體現了做為藝術統合者的電影的能耐。導演杜能斯馬克精彩透過電影統合了裡頭多個角色的「視界」使得「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要看向別處。」成了觀眾不由自主遵從的一道命令，因為我們不只看到主角所看到的，還看到主角所看不到的，我們彷彿遊走於五度空間的外星人，這讓我們不只能與主角共感，還能因為我們所擁有的更多資訊而對整個時代的變與不變共感。我們看到作為後來主角岳父的席班醫生掙扎在虛榮與憐憫之中，然後選擇了虛榮，並處死無辜的少女。我們看到作為主角岳母的抹大拉對於夜會女兒，倉皇逃出的寇特的包容與溫柔。我們看到寇特摯愛的伊莉莎白在一群被判定為「社會累贅」、「沒有價值」的裸體女孩們間行走，只因為一紙納粹醫生的判斷。
電影橫跨1937～1966，片長超過三個小時，然而量少質精的杜能斯馬克精密的掌握了這樣一部沉重的作品，從背景到前景，從背景到前景，從一個男孩的童年到成年，從納粹德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謂的東德)再從藝術到歷史的交互流通，我們看到電影如伊莉沙白所告訴小寇特的何謂萬事萬物緊密相連，然後我們會慢慢明白，或許沒有所謂：「巧合」而只有一連串的命中註定，只是那些意義我們還尚未參透，所以我們覺得自己被命運遺棄了，我們覺得自己被拋棄在沙漠之中。
在藝術學院裡，教授說今天不知道要上什麼，便問學生有什麼想法或心得，
而眾人沉默。教授感到有些失望，環顧這群終日思索「概念」的學生們，突然一個聲音打斷了沉默，是拿著報紙的寇特：
「樂透。」
「什麼？」
「我想到樂透」
其他同學們哈哈大笑。
「如果我隨便喊六個數字，那麼他們就只是六個數字，但如果這六個數字是報紙樂透彩呢？那它就會是有價值的、美好的、令人快樂的。
作為觀眾的我們當然會同意寇特的話語，也會同意這個事件在本片中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看著電影中的一切發生，我們是那個見證寇特種種苦難與巧合境遇的人，我們是觀照一切的眼睛，我們觀照著電影裡的事件及其效應，我們知道在戲劇內沒有無意義的事件，甚至沒有事件本身都因為在戲劇內而必然是一種意義，如同空白與白色的雙意性，「白色的畫布上沒有東西」跟「這是一幅白色的畫」僅是同一現象的不同詮釋，而不同的詮釋將給我們構成不同的記憶。
他們必然性的相關，因為這是一部具戲劇性的電影。
這是電影設定精妙之處，我們看到了劇中人物所不能看到或沒有記住的，我們看到卡爾醫生所不能看到伊莉莎白的名字，所以當卡爾的女兒也叫伊莉莎白，我們明白寇特的神情是怎麼一回事，而我們也知道這名字不可能是卡爾為了紀念他處死的伊莉莎白，那是個純粹的巧合，就跟寇特認識伊莉莎白是因為她分發來自西德的鉛筆，而完全不知道她的父親就是處死伊莉莎白阿姨的兇手（最有趣的是到本片結束他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觀眾）而當卡爾醫生看到女婿寇特的最後絞盡腦汁畫出來的成品時，他恐慌不已，寇特卻一頭霧水，使得本片的復仇總在當事人無知的狀況下進行，在那幅畫中納粹長官與卡爾醫生的的眼睛與大頭在背景壓迫著在前景與中景的伊莉莎白與小寇特，只有觀眾與卡爾知道使這風景不再的兇手就是卡爾與他的納粹長官，而更巧妙的是觀眾親眼見證了寇特的作畫過程，在投影機的光影與色彩的黑白間，因為一陣風使得投影只投入一半，導致納粹長官與卡爾的大頭映照在背景上，於是我們知道這完全是一種「隨機」，卻又是一種「必然」因為那些照片就在那裡等待被選取，我們知道其中的意義，結合一顆遠景的鏡頭，遠遠的我們看到在整棟建築內作畫的寇特，於是外頭來的風與裏頭的寇特形成對比，彷彿在另一個距離有另一個存在與我們一樣見證了這一切並介入導致寇特的作品完成。
這並不是只把一幕抓出來所做的過度詮釋，因為導演刻意安排了許多事件的類似以及再現。故意重複的床戲、故意重複的滿地衣物、故意重複的女孩姓名、故意重複的政府暴力、故意重複的飯局、故意重複的生產……電影一開始就是從「當代藝術」展（電影裡納粹稱其為「墮落藝術展」）而當寇特帶著女友從東德逃到西德，他進入西德的藝術學院學的仍然是「當代藝術」彷彿是一次重複，而介於中間的則先是納粹有益社會的藝術觀，等到納粹倒台他學習的則是東德的「社會寫實主義藝術」然後便是西德的「當代藝術」於是這彷彿是一次循環，幼年的寇特看到「當代藝術」的作品時，他的反應是徬徨與無感，眼神空洞的雕塑與他對視，在他被導覽員教育了之後，他告訴同行的伊莉莎白阿姨「我不想當畫家了。」因為那些「藝術」根本無法感動他，然後在「社會寫實主義」學習時，他發現所有人都被要求「一模一樣」、「有益社會」而他的岳父更在眾人面前告訴大家寇特也只是：「偉大機器的一個零件」他看到自己的畫作不過是「裝飾」無論是壁畫或者是肖像。
對寇特而言美是什麼？是他在樹上看著田野與樹林隨著風吹一同呼吸，那是萬物的律動，當時他興奮的告訴父親，父親卻只是敷衍的回應，而母親甚至擔心他與被抓走的伊莉莎白一樣，是「腦子有問題」的人。
然而他逃到西德之後，這些令人目眩神迷，跨度領域的「當代藝術」有讓他得到當時同樣的激動嗎？在「自由」的空氣下，眾人自由創作，有變得「不一樣」嗎？他學著創作這些作品，卻仍然如其他人一樣無法得到教授的一眼正視，直到他在課堂上回答了問題，教授才破例去看他的作品，寇特的作品都是全新的概念，卻沒有一樣能獲得教授的青睞。
寇特不知道為什麼，於是教授告訴寇特自己的故事，然後摘下自己長年戴著的帽子，寇特雖然震撼，仍然不懂，這便是這部電影厲害的地方，即便主角天賦異禀，本片卻刻意延遲了他「頓悟」的時刻，經由繁複的生活細節，時間性就這樣灌注了進電影中，溶解在寇特與愛人的耳語與呼吸中。
「你雖然不愛說話，但我從你的眼睛看得出來你經歷了很多事」
飾演寇特的柏林男孩，湯姆希林碧藍色的眼球夠漂亮，他的背肌也夠漂亮，正如裡頭出現的一眾角色都夠漂亮，這裡說的當然是他們的行動的姿態，還有他們不行動的裸體，這使得那些蠻橫的暴力施加在他們身上時我們能為之不捨，因為他們是多麼的無辜，除了肉體的暴力，更多的是結構的暴力、觀念的暴力，我們看到權力者如何滿口謊言的強暴人民的自由，並聲稱有「更好」的規劃為了人民，納粹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與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乍看相互對立，但其社會主義同樣強暴著人民，一方面說要「一樣」另一方面卻又縱容特權階級「不一樣」，貧窮與受害的總是人民，這些全部都看在寇特眼裡，使得他決定要逃離這裡，他想要追尋的是「真實」，他不懂為何人們為何寧願喜愛虛假的繪畫也不愛自己的照片，而這直接對應了東德虛假的和諧與西德真實的空虛，於是「畫出自己的畫」也就與一種政治選擇必然的結合在一起。
他要找尋的是第三條路，是真實的和諧，是從歷史的時間性與藝術永恆性共融的作品，那是不再將自己的選擇交由別人定奪，不再將自己的價值交由別人定奪，將那些富含力量的歷史瞬間，化作永恆。
電影最後，寇特站在公車面前，聽那公車喇叭齊鳴的尖嘯，他終於懂得伊莉莎白阿姨那時何以如此陶醉，他閉眼滿足的微笑，鏡頭旋轉著如當初一樣，而電影也停頓在這個瞬間，關於那些生命中的不協調音，關於這幅無主之作，他懂得如何享受了。
「所有真實的事物都是美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