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理和的地位和象徵意義，或許就在於他始終沒有放棄希望。（藏品／鍾鐵民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鍾理和可以說是臺灣文學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本土作家，但這不只是因為他致力於文學創作而已，他因健康因素而英年早逝的生命歷程，以及因身為本省籍作家而懷才不遇，突顯了臺灣文學的時代面向，見證了鍾理和個人與當時本省作家的困頓與苦悶。
然而，鍾理和的地位和象徵意義，或許就在於他始終沒有放棄希望。他在提倡反共戰鬥文藝的1950年代，堅持自己的創作路線和風格，但當整個時代好不容易開始認同他的路數時，他卻肺病發作身亡，其遺作〈雨〉不只見證他對文學真實的追求，也見證了他在道阻且長的時代裡，承受病痛與日常苦難，面對不得志的挫敗，懷抱文學熱情的一切。重謄手稿上刪修的痕跡，以及沾染在上面的血沫，靜靜地為我們留下一段雋永的文學故事......難以趕上的反共時代意識
1958年11月19日，鍾理和寫著回給鍾肇政的信時，寫下了這樣的字句：
戰鬥文藝滿天飛，我們趕不上時代，但這豈是我們的過失？何況我們也無須強行『趕上』，文學是假不出來的，我們但求忠於自己，何必計較其他。
這短短的幾句話道出了那時代下本省作家、甚至是有志於文字工作者的困境。
自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臺後，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掌控越來越嚴厲了。除了報禁，他們也不斷利用親國民黨的文藝人士，發動各種文化運動。這些文化運動基本上是依照官方的指示，打壓異議人士，鼓勵與官方意識形態相符的刊物，「反共戰鬥文藝」便是其中的典型。
「反共戰鬥文藝」是「反共文藝」與「戰鬥文藝」的合稱。這兩個性質相近的文藝運動影響了幾乎整個1950年代。官方鼓勵文學要呈現反共抗俄的精神，並且不忘戰鬥精神，以免喪失鬥志，無法反攻大陸。在實際執行方面，官方透過文藝組織（如中國文藝協會、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等）舉辦如函授寫作教學、文藝營等活動，以及文學獎（如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鼓勵、培育新一代文學人才。但想當然耳，這些組織中的重要位置，幾乎沒有臺灣人的身影，甚至有許多根本就是中國來臺的立委或高官。
面臨這樣的「時代意識」，臺灣的作家是難以迎合的。比如說到反共，臺灣真正有共產組織運動的1920-30年，鍾理和、鍾肇政等作家年歲還僅是兒童。等到他們真正有文藝意識時，臺灣卻早已進入獨裁的昭和年代。中國人歷經過的反共經驗——這反的還不是日本共產黨，而是中共——對臺灣作家而言是陌生的；而說到戰鬥，那更荒謬，對這些作家來說，臺灣是故土，他們沒有那些從中國來臺的人那種流離失所的感慨以及想回到故土的鄉愁——那些足以成為戰鬥的理由。
沒有經歷過反共，沒有需要戰鬥的理由，但整個時代卻要你寫這些東西，那文學還能怎麼書寫？
追求真實的文學之道
文學是假不出來的，我們但求忠於自己，何必計較其他。
鍾理和這句話不只是說給鍾肇政聽的，也是他自己遵從的原則。從1947年得到肺病開始，他無法負擔一般工作，甚至連一般公務員的生活都使他精疲力竭，只能定居在美濃的家中。追求真實的他，透過對自身情感的挖掘，透過對周遭的觀察，讓他的作品凍結了當時美濃的人情事物與風光，包括代表作《笠山農場》。在幾十年後，我們仍可藉由他的作品，去一窺當時的客家庄是什麼模樣。
然而，這樣不符合「反共戰鬥文藝」時代意識的文學之道注定難走。即便1956年《笠山農場》獲得了文獎會徵獎的二獎，這篇小說仍然命運多舛。先是文獎會的官方刊物《文藝創作》無預警停刊，《笠山農場》無處刊出；而當鍾理和寫信給文獎會請他們將手稿寄還時，所有信件卻石沉大海。
那可是沒有影印機及電腦的年代，《笠山農場》就只有那一份手稿。鍾理和使出哀兵策略，寫信給文獎會發起人及《文藝創作》社長張道藩，說明自身病況及經濟困境，懇求歸還稿件（至少讓稿件獲得在它處刊載的機會，以便鍾理和賺取稿費），才終於拿回了手稿。然而，直到鍾理和死前，《笠山農場》從未被任何刊物刊出。即便是同情鍾理和的主編林海音，稱讚了《笠山農場》並非一篇太差的小說，仍然因為不符報紙刊載需求而被退稿。
《笠山農場》遭受厄運，但另一方面，卻打開了鍾理和的文壇之窗。他開始認識鍾肇政、廖清秀、陳火泉、李榮春等同在文壇中奮鬥的本省作家，組成戰後本省作家第一個集結地「文友通訊」。而之後，他更是將稿件寄給鍾肇政，請鍾肇政協助他將稿件寄給林海音投稿。
沒有經歷過反共，沒有需要戰鬥的理由，但整個時代卻要你寫這些東西，那文學還能怎麼書寫？（藏品／鍾鐵民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來不及踏上的文學舞臺
隨著時間過去，反共戰鬥的「時代意識」也慢慢淡去。在鍾肇政抱怨著「時代意識」的一年後，他收到了一封林海音寄給他的明信片，上面是讀者對鍾理和的鼓勵。林海音將明信片寄給他，自然是要請他寄給鍾理和。
5月5日，鍾肇政寫信給鍾理和，這封信是這樣寫的：「兄該為此信而感安慰，我們接連遭受退稿，但退稿到底不能證明我們所寫的作品是不行的，此其一。對中國文壇我久已感絕望，以為讀者都是喜愛那些不成為文學的作品，實則不盡如此，仍有少數人——可能只是純粹的讀者——在跟我們一樣感慨著。此其二。」
此時，文壇似乎已經開始對追求真實的他們張開了雙手。一年後，鍾肇政的《魯冰花》刊載在《聯合報》副刊上。據林海音的說法，她原先有篇邀稿因故開天窗，看鍾肇政《魯冰花》又寫得不差，便刊載到報紙上。
攻佔了主流報紙副刊讓鍾肇政興奮莫名，在那年4月3日寫信給鍾理和說：「《魯》篇約十二萬字，三個月內當可刊畢，我希望兄在這三個月中能寫一作品，以便《魯》作完成即行釘上去，並盼能在六月中旬寄來。海音未必能約到次一長稿，即使已約好，半長不短的作品，仍可覗隙打進，我尚準備鼓勵文心繼兄之後，有作品交海音，咱們不難把聯副的連載佔下來，對不？」
鍾理和也察覺到，這似乎是個難得的機會，因此他只花費了兩個多月，就完成了幾萬字的中篇小說〈雨〉。然而，林海音最後得到了預定的稿件，鍾理和花費大量精力寫成的〈雨〉只能暫時擱置，而這兩個月的趕稿又使他的健康急速敗壞。在投稿無門的情況下，他決定專心養病，慢慢修改這篇故事。
悲傷的是，直到鍾理和死後，文學才開始給他回報。（藏品／鍾鐵民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1960年8月4日，颱風來襲，外頭是狂風暴雨，鍾理和準備修稿，突然肺病發作，在無處求援的情況下，當天在便在家中去世。命運多舛的作家，在好不容易可以踏上文壇舞臺的那一刻，便黯然離開人生的舞臺。
悲傷的是，直到他死後，文學才開始給他回報。
《雨》的真實
鍾肇政接到鍾理和死訊後相當震驚。他很快將鍾理和的死訊告知鍾理和生前僅有的幾位文友，大家出了點錢，組成「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終於出版了《雨》，供奉在他的靈桌上。
那是鍾理和在臺灣的第一次出版。在他死後百日。
這本《雨》原本是紀念性質，然而出乎意料受到歡迎，這也讓他們可以多湊一筆錢，在鍾理和去世週年時出版《笠山農場》——他生前念茲在茲，卻無法親眼看見出版的代表作。
如今，我們可以在〈雨〉手稿的第一頁上看到大大小小的褐紅色班點。如果你看過那篇手稿的其他部分，你會發現手稿其他部分保存相當良好，沒有霉斑或污漬，唯獨第一頁有。
那或許就是鍾理和在準備修稿的那一刻，連稿件都還沒翻開，突然就肺病發作，咳血在稿紙上的緣故。這份〈雨〉的手稿，留存著稿紙上的文字，那是鍾理和一生都在努力的「文學的真實」，保存了美濃形形色色的人們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土地的連結。
至於稿紙上那一枚枚褐紅色的血斑，則是身為臺灣作家，窮盡一生努力於文學的「生命的真實」，化為最後一場有美濃氣味的文學之雨，靜謐地等待讀者到來。
在〈雨〉手稿的第一頁上看到大大小小的褐紅色班點。如果你看過那篇手稿的其他部分，你會發現手稿其他部分保存相當良好，沒有霉斑或污漬，唯獨第一頁有。（藏品／鍾鐵民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作家小傳
鍾理和（1915－1960），臺灣屏東人，日治時期鹽埔公學校畢業後，進入私塾學習漢文，也開始接觸流入臺灣的新文學作品。1932年，鍾理和因協助其父經營「笠山農場」認識鍾台妹，後因與台妹的同姓之婚受阻，後與台妹奔逃到滿州奉天。194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1955年底《笠山農場》草稿初成，是作者生前唯一完成的長篇小說。
鍾理和創作文類包含散文、小說等。晚年對生活絕望，對文學感到無力，生前雖一再告誡家人「不得再有從事文學者」，然而在備嘗人間疾苦之後，仍執著於文學創作，不改其志，具現了作家追求理想的精神，被稱為「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
★延伸閱讀
★觀測員簡介
許宸碩 筆名石頭書，清大臺文所碩士就讀中。寫小說但讀詩，曾任「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小編之一，曾獲時報文學獎小品文組、中興湖文學獎、文化部創作補助等，曾參與出版合集《捷運X殭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