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同性人格與趨異性人格還可以用於表示政治傾向的一面，同時這也是過去很久就已經在討論的一個主題：左派與右派政治。
政治光譜
左右派的政治分野始於十八世紀的法國。於制憲會議上，支持改革的第三階級的議員剛好都坐在國王左手邊的席次裡，這個巧合從此之後被延用。左派（或稱左翼）人士代表改革的方向，他們的人格通常使用創新的、前瞻的、大膽的、具有挑戰權威的特質來形容，代表顏色是紅色；而右派（右翼）人士代表反對改革的一方，也就被左派人士說成保守的一方，他們的代表人格通常用守成持重的、重視榮譽的、崇尚權威的、反異端的來形容，代表顏色是藍色。
議會
如果左右派的分野也是來自於一個壓力後的兩個角色，那麼這兩個角色應該是對等的，除非有足夠的情境線索，應該不會有優劣之分。但後世的左右派之爭，雙方的政治人物因為攻訐彼此，時常有用絕對性的形容詞來形容對方。比如左派會稱右派是退步的、反歷史潮流的、懷疑態度的、自私貪婪的，而稱自己是進步的、順應歷史潮流的、肯定態度的；但右派當然也會執疑左派人士他們是支持暴力的、破壞社會秩序的、不切實際的，而稱自己是重視和平的、維護社會秩序的、務實的。這種具有攻擊性的負面字眼倒不一定就與左右派劃上等號。
當一個社會過度右傾或左傾時，左右派的的特質形象會忽然顛倒過來。好比俄羅斯人他們對於左右派的認知就是顛倒的，這是因為蘇聯時代他們就以激進改革一直視為社會必經的方向，因此一種所謂保守的過去力量反而是持續不斷的改革。這就像是一群鳥裡的所有鳥兒都因為求偶時去努力的表現自己，那麼沒有去表現自己的那支鳥，反而被視為是異類了。如果去把右派和左派的問題，當成前面理論與實踐的對立來看，也會變為收斂與發散的兩種態度。那這裡是不是試著放棄這些人格特質的形容詞，也改用趨同或趨異的特質來看待這個問題。
如果說孔子有趨同性人格，特質有保守、崇尚權威的右派傾向，應該大多數人都不反對。同時相對於儒家學派的人格，法家的精神是有相對於儒家而傾左的傾向。司馬遷最先稱荀子「法後王」。《史記．六國年表》中說：『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以「後王」為「近當代之王」。這也是相對於孟子的概念，孔孟以來，論治世誰不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一直美言過去朝代的社會。但自荀子之後的法家概念是以當代之君王為尊，認為現代的法律制度一定比過去更完善，而能相對制宜現代的民俗風情。因此後代有儒家法先王，法家法後王之說。
但這想也知道不能單單以時間線來看這事，如果法家就是時間線的順向，儒家就是時間線的逆向，那當然會有優劣之說，怎麼不說儒家崇尚山頂洞人茹毛飲血的時代，那時也是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假想時間線一直不段地在向前流動，分別以禮、義、廉、恥這樣的四個階段反覆輪迴循環的話，若說孟子與荀子都在這個時間線上期待一個治世，那麼孟子的趨同社會將落在禮的社會階段；而荀子的趨異社會將落在廉的社會階段。這兩個階段都沒有壓力，策略適合社會休養生息。唯獨分別在這兩種策略之下，趨同與趨異的認知與做法都是互相對立的，造成了一些論證上的衝突。但以四維的角度上來看，誰都沒有錯。
同婚議題
筆者自己試著解釋最近最具爭議的同性戀婚姻問題。正方（支持同性婚姻者）與反方（反對同性婚姻者）一樣具有淡淡的左右路線鬥爭之路。正方常被視為左派的特質，也就是趨異型人格，多被政治領域裡偏左的政黨所支持；而反觀反方，常被認為有右派色彩，也就是趨同性人格，多被政治領域裡偏右的政黨所支持。現在來解析兩方「可理喻」的辯詞（也有很多不可理喻的，比如說攻擊對方是妖怪的就不想討論了）：
正方的辯詞會像是：
同性戀確實存在，並不是生病的異性戀。但我們也是人，只是想要保障我們自己的婚姻權。
而反方的辯詞就會像是：
我們都是人，人就是異性戀，同性戀是不應該存在的，所以我們不該允許同性戀同享異性戀的婚姻權，或明法禁止同性戀婚姻。
筆者用收斂（趨同）與發散（趨異）的特性將上面兩方的辯詞先進行拆解，就會找到發生問題（壓力）的變因。正方指出「同性戀和異性戀確實是存在的兩種生物策略」與反方的「我們都是人，人就是異性戀，同性戀是不應該存在的」，該敘述所指涉的系統是人類全體（族群）。變因就是同性戀開始存在的議題，所以在這個變因進入之後，正方的主張是族群角色分化，因為他主張承認這個變因，而反方主張該變因不存在，主張族群角色不分化。
再來看兩方的後半句：正方的「但我們也是人，只是想要保障我們自己的婚姻權」與反方的「所以我們不該允許同性戀同享異性戀的婚姻權，或明法禁止同性戀婚姻」。這兩個議題就改指到社會賴以生存的法律實踐上，變因是為是否應多立法保障同性戀的問題之上，正方的想法反而認為社會實踐應該收斂，因為同性戀也是人，原來的系統己足夠使用。而反方反而是主張社會實踐應該發散，主張擴充法律系統以維持社會運作。
這樣一整理，雙方的辯詞對於族群角色與實踐方向都有了自己的立場。正方想法是：「因為角色分化了，但是因為遇到阻力（內部矛盾），所以要收斂」－也就是正方認為社會現在應該執行恥策略。反方的想法是「因為角色沒有分化，但是因為也遇到問題（外部壓力），所以要發散」－也就是反方認為現在社會應該執行義策略。這時候若試著化解壓力，讓兩個陣營的觀點回滾，恥變為廉選項－角色分化，族群發散：
因為同性戀和異性戀確實是存在的兩種生存策略，所以我們另立新法來處理同性戀問題。
與義化為禮選項－角色無分化，族群收斂：
因為我們都是人，管他異性戀還是同性戀，所以應該保障所有人的婚姻權。
這時雙方的立場都很明確，廉「因為角色分化了，想要沒有壓力，所以發散」和禮的「因為角色沒有分化，想要沒有壓力，所以收斂」看起來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有點像平常處理問題的兩個路線，即是「要嘛視而不見，不然就正視他明法訂立之」。
LGBT 遊行
但這時候到底是該選哪個選項？人類在這裡其實還是表現的甚為矛盾。上面說如果時間線是以禮義廉恥這樣的輪迴不斷的進展下去，理論上，義的問題要能向下過渡到廉，壓力才能放鬆；反之如果是採用回到禮的階段去放鬆壓力，那麼族群只要隨著時間成長，義的階段理論上還會再次來臨。而恥的問題，也是要過渡到下一輪的禮壓力才能放鬆。但如果直接又回到廉階段去放鬆壓力，理應內部矛盾還是會再起。
如果要義的支持者「我們都是人，人就是異性戀，同性戀是不應該存在的，所以我們不該允許同性戀同享異性戀的婚姻權，或明法禁止同性戀婚姻」這樣觀點的人要能夠變成廉選項，他必須最後得認同同性戀是確實存在，角色有分化才行，這時他可以保有他的趨異性人格而不用變動；而如果要恥的支持者「 同性戀確實存在，並不是生病的異性戀。但我們也是人，只是想要保障我們自己的婚姻權」這樣觀點的人，要能夠化解壓力，反而要接受他們必須融入這個社會成為正常的一份子，接受社會與法律制度的額外對待（收納成舊壓力），才能保持有他們的趨同性人格。
但這兩方在角色分化認同的部份，卻是人最深的成見而無法改變。若問筆者對於這樣人格的人，角色的分化認同比較重要還是趨同／趨異的人格實踐對一個生物的續存比較重要？我們就要來正視一個禮義廉恥輪迴裡，真正能夠化解衝突與壓力，讓整體族群向前走的方法－恥階段的群體融合。
對於主政者來說，其實他要做的就是如何能夠讓這兩種人和平共處、共享資源與特徵，而且是永遠的。如果將支持同性戀婚姻與反對同性戀婚姻的兩群人視為兩個將要合併的分支，我們必須知道這兩個族群的核心價值。若當合併的同時，兩個族群的核心價值都不會丟失，那麼就創造和平共處的環境。當新的族群擁有新的特徵並達成共和時，新的禮義廉恥輪迴啟動，社會將能夠繼續運行下去。
上課別講話！
這樣的分析法就是套用四維的規律，即是一個問題在同時考慮條件（Conditions）與行動（Actions）之後，會同時產生出四個向限，分別代表四個族群：也就是條件有角色與壓力、行動有收斂與發散。
上面利用歸納整理出來的廉選項與禮選項的支持者，其實也存在這個同性戀議題的大環境裡，很多人也這麼想的，但起衝突的確是最早提出恥選項方與義選項方的另兩個族群。後者的禮選項方和廉選項方並不會衝突。這是為何？個體特徵對於壓力的感受是不相等的是其中一種解釋。筆者再次提出生物學裡生物演化的觀點，那是兩條不同的生命道路。如同水生生物開始爬上陸地生活一般，當變因加入後即分道揚鑣。但基於現在的社會無法分化（收斂發散一邊一國），四個族群同享一個社會；但社會資源是有限的，禮／廉選項方、或有限的恥／義選項方的感受並不相同。當變因發生後，因為無法以自己的道路從這個社會分化出去，因此必須搶現有的資源，搶得資源後在現有的社會站在中點取得發言權。客觀觀察一個系統之中，當資源充足的時候，壓力自然放鬆，社會傾向禮與廉策略；但資源有限時，壓力增大，社會傾向恥與義策略。而大多情況資源不多不少，就會形成觀點各半，而發生壓力認知不相同的情況。
這個概念甚至連簡單的課堂上學生應不應該相互交談的簡單例子都可以解釋。方法就和上面如出同轍。假設這現在是個議題，教師方的辯詞為「講話就不應該存在。講話會干擾認真上課的同學，所以就應該處罰」。而學生的觀點會是「講話是必然發生的，我們講話大多的目的也是討論課程，增加學習效果，老師應要能夠允許我們講話」。教師的辯詞為「因為角色不存在分化，接著遇到了外部壓力，所以發散」；學生的辯詞為「因為角色存在分化，但現在產生了內部矛盾，所以收斂」。
同理，我們其實會知道還有另外兩個族群同時存在，分別為「本來就會講話，老師別管」的禮方與「講話既然無可避免，但會干擾上課，是不是應該訂立講話的規範和處罰方法」的廉方。我們跟據這四個族群的交差比對可以找出「不應講話」與「可以講話」兩個族群的核心價值：不應講話方的保持課堂寧靜而能不影響他人的學習權；與可以講話方的藉由討論來增進學習效果。
因此最後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現在多數學校的課堂上，都是在老師默認同學們可以用不干擾他人上課的音量進行自由交談的潛規則在進行的。
教室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