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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專題｜從《殺人回憶》出發，談奉俊昊世界裡的徒勞往返

2019/07/22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奉俊昊的電影，總是融合各種類型之後自成一個類型，對當代有話要說，說的方式揉合大眾娛樂與藝術電影風格，兼具好萊塢技巧與韓國的在地味道。他可以讓觀眾邊笑邊自覺不該笑，擠出觀眾各種複雜矛盾的情緒；他講述嚴肅的主題卻不說教，但觀眾會感到心頭中了內傷。

《殺人回憶》是奉俊昊受到國際矚目的第一部作品，根據 1986 年至 1991 年間韓國真實事件「華城連環姦殺案」改編，當時鄉下警察應付不了這種案件，基層警員們連保持犯罪現場完整都做不到，雖然有來自首爾的警探幫忙，但隨著時間過去，受害者越來越多，警方卻仍找不到兇手⋯⋯

乍聽之下與美國的歷史懸案電影《索命黃道帶》有那麼點類似，但《殺人回憶》並不只想談案件本身，它的每一步都與韓國當代的歷史與社會脈絡相連結。

電影第一幕就呈現了很大的反差。純樸美麗的田野間，單純的孩子奔跑，但附近水溝蓋下面塞著快要腐化的屍體。對照它發生的時代，正是韓國的歷史轉捩點，各種變化與衝突都在劇烈改變整個國家。

處理這棘手案件的有兩位警察，一位是當地警察朴杜文，號稱看著對方眼睛就能知道是不是兇手；另一位是首爾來的徐泰潤，講究證據與科學。朴杜文與他的小跟班總是急著刑求，兩人扮演「壞警察與更壞的警察」，有時還捏造證據，徐泰潤看不下去，兩方常有衝突。

朴杜文辦案為何如此隨便？甚至還刑求？他的行為看在 21 世紀的觀眾眼裡，非常糟糕，但繼續看下去，朴杜文似乎是想抓到真兇的，只不過面臨的情況遠超出自己能力，根本無法勝任，卻也沒別的方法，只好閉著眼睛相信這位就是兇手，只要對方招認，馬上就可以結案休息，像是成績不好的學生只想趕快學期結束放暑假那樣。朴杜文只想閉上眼睛叫跟班打下去、逼出口供，結掉案，然後祈禱自己有抓對人。

片中種種警察暴力，對應的是那個時代社會對此類做法的習以為常。80 年代韓國正處於全斗煥的獨裁統治之下，人權每天被踐踏，不僅在這個鄉下地方而已。韓國賣座片《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裡面描繪的「光州事件」，就發生在 1980 年，軍警正是國家的打手。這些暴力氛圍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在《殺人回憶》裡面不斷滲透出來，刑求與暴力的劇情，以偏黑色幽默的方向呈現，除了讓氣氛放鬆，也更尖酸地諷刺那時代由於刑求稀鬆平常，大家已經見怪不怪。整部片色調大多黯淡，最明顯的顏色是死者常穿戴的紅色衣物，偶有其他紅色點綴在一片灰、黃、綠的背景上，象徵著暴力造成的傷害、無辜者的鮮血。觀眾原本很難同情片中懶惰又暴力的警察，但從警察身處的歷史脈絡下觀察，一切卻變得無比悲傷。

後來又一次姦殺案發生時，恰巧碰上空襲警報，燈一盞盞暗了，門窗一戶戶關上，受害者就這樣走上悲慘終點，根本無人可救援，北韓的陰影雖還籠罩心頭，但真正的傷害卻來自自己人，他們背對需要幫助的人，讓弱者孤單面對漫漫長夜。另一次有機會確定嫌犯即將犯案時，則因為警力都被調去鎮壓示威民權人士，沒有人力可以抓兇手。這些畫面表達如此平靜，但看得心頭好氣憤，政府不保護受害者，只想保障自己專制的地位。

再另一幕，鏡頭甚至用了兇手視角，於夜間觀察兩位獨行女人，要在兩人之間選擇一個受害者。此時兇手形同上帝，可以一念決定誰能活過今天，更可怕的是，我們觀眾也被鏡頭逼著，進入兇手的腦袋裡面，一起思考眼前的選擇──「我比較希望哪個能活下來」？選了之後，又為了自己為何能接受另一人被殺而顫抖，兩位都是無辜的生命啊。第二天警察到達命案現場，得知死者是哪一個時，觀眾更深層感受到罪惡感了，不僅為兇手的選擇感到痛苦，也為我們心裡曾跟著做過選擇感到羞愧。

到此劇情來了更高招的轉折：兇手作出的這個選擇，甚至決定了兩位警探的命運。

都市來的「好」警察徐泰潤，抱著滿腹理想，但在現實的震撼教育下，漸漸變得焦急憤怒，理智一點一滴喪失，前面這樁二選一的案件更是重大打擊。徐泰潤一角，給大家看到一個懷抱正義之心、想做好事的人，被困在暴力又絕望的環境久了，最終也長出了惡魔的臉。反而是原先能力有限、隨隨便便的朴杜文，越來越懂得虛心、謙卑面對案件，知道自己的不足，不再是那個只想閉著眼睛把案結掉的昏庸警察。

然而，醒悟了又怎麼呢？回到本片第一幕，警察朴杜文要探查屍體，叫一個緊跟的年輕小鬼走開，那小孩不走，甚至故意不斷重複警察說的話、模仿他的動作。這簡單的屁孩行為，或許暗示了一整代在極權暴力底下長大的韓國人，都因著親眼見證過的殘酷，受到了影響；也點出不論朴杜文如何努力，做出的種種舉動都不會有影響，那位小孩成為朴杜文的鏡子，他一腳踢出去，沒有踢到東西，只見到鏡子裡有個人踢了一下，就這樣而已。一切都這麼無謂、無意義。

《殺人回憶》最後一位被警察當作嫌犯的青年，曾一臉不屑地說道，這些警察會刑求無辜者，是鄰里間都知曉的。這位嫌犯是光州來的，當年光州事件發生時，很多人民被軍人毆打、甚至也有女性被強姦，因此這位年輕的嫌犯對各式暴力可能不陌生，甚至，他目睹或接受過的暴力，可能使他心理受到傷害，成為暴力的使用者。又或者，雖然各方面的證據好像指向他，他的態度也相當傲慢不配合警方，行徑相當可疑，但會否他只是一個打定主意此生絕不與警察合作的青年呢？

兩位警察與這位嫌犯在隧道的一場衝突戲，最終給我很複雜的感覺，一方面因為嫌犯身處的時代與環境，有點憐憫他，但隨即想到他真有可能是兇手，要是身亡或許能救到其他無辜女性。總之最後我仍拿不定主意，沒有情緒的正式結束、無法釋懷，只有無助與無奈。而朴杜文與徐泰潤，也成了另一種受害者。

如果《殺人回憶》是傳統好萊塢的犯罪片，長得比較有型的那個警探或私家偵探，總是會破案的，就算沒能抓到嫌犯、聲張正義，至少也會有個類似「答案」的結局，甚至兩位風格不同的警探也會成為至交，但《殺人回憶》完全沒有。哀傷與無力的氣息籠罩全片，充滿失敗感，彷彿沒頭蒼蠅在黑暗中亂飛一通，一切徒勞。就如片名，這是一段記憶，融合了與 80 年代韓國社會狀態相符的、不安與恐懼的感覺，不只是劇中人的記憶，也是一整個世代的記憶。

多年以後，警察朴杜文早轉行，但某天回到第一樁命案棄屍地，遇到一位女孩，才知道前陣子也有人來這探頭探腦。朴杜文想他可能是兇手，問起那人的特徵，小女孩說很「普通」。是的，他就在你我之間，一個普通人，一個尋常的韓國人民，而且還活得好好的，自自由由的⋯⋯但這位前警探連這兇手長什麼樣、身高多少等等都不知道。兇手與受害者家屬共同生活在這土地上，被揍被殺的學運分子與攻擊他們的軍警也共同生活在這土地上。各種徒勞往返最終只剩謀殺案的「回憶」，也就是一堆不一定可靠的東西，永遠沒有真相。但看著朴杜文的臉，你知道他永遠忘不掉這段回憶與無力感。

徒勞與無力感，經常出現在奉俊昊的電影裡，幾乎成為他電影世界的主題。他細細觀察自己的同胞，被包括家國身份、血緣、階級、性別、動物本能等等與生俱來的侷限給困住。

因為人其實沒有多少選擇。出身，住址，各種先天後天條件，造就了七、八成的命運。你是個住在空曠鄉下、充滿空襲與暴力威脅時代的女人。你是個不賄賂就成不了事的小人物。你是個對孩子滿懷愧疚又缺乏資源的單親媽媽。你是住在被美軍污染的漢江旁的小女孩。或者，你是一隻超豬。

你能做的選擇，很少，很少，甚至沒有。

二戰後的朝鮮半島被分成資本主義南韓與共產主義北韓，南韓主要被西方勢力影響甚至控制，國內政局也不穩。1980 年的光州事件，美國是協助鎮壓光州的，這引起韓國民眾的反美情緒。此後在更多學運與示威、更多暴力與死亡之後，韓國終於走向民主，這方向看似進步，但有許多成長痛，例如要在日本的殖民歷史、北韓的威脅、美國的影響與涉入⋯⋯等等外國影響中，走出自己的獨立性，也要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面對部分傳統價值與韓國特色的喪失，更要跟全球許多先進國家一樣面對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

外來影響中，美國的涉入甚鉅，這是許多焦慮與矛盾的來源。人民擔心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怕特定國家想獲取的好處與韓國有利益衝突，但又不得不承認西方帶來民主自由及人權的概念很吸引人（也讓電影導演可以隨心所欲拍任何主題的電影、並走出國際發展），美國的影響並使得韓國享受經濟成長的好處（也讓電影導演可以籌到資金拍片）。

這種種矛盾在奉俊昊的電影時常見得到，例如《駭人怪物》裡面怪物藏身的元曉大橋，正是在全斗煥時期完工的，在他執政期間內，韓國反美情緒高漲，到了《駭人怪物》最後，過去曾是學運人士的朴南一，在橋這邊擲起了當年用過的武器──汽油彈，清楚將本片與韓美關係相連；美方準備用來對付怪物的藥劑，名為「Agent Yellow」，明顯指涉越戰時期美國使用的「世紀之毒」「Agent Orange」，進而連結了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布局。但是，怪物出現時第一個挺身對抗、保護韓國平民的，卻是一位美國駐軍，暗示著韓國仍有需要依賴美國之處。甚至從後設的角度看，《駭人怪物》雖訴說著一個相當本土的故事，但也帶進了好萊塢的影響與特效團隊。

在《殺人回憶》裡面，警察一樣很倚賴美國，在送去美國的 DNA 化驗結果出爐前，他們找不到其他確切證據去確認眼前這位嫌犯就是兇手；警察們閒暇時，還看著美國警匪劇來自娛。在《寄生上流》裡面的窮姊弟，也知道想混進有錢人家當家教，得先取個英文名或謊稱美國學歷來表現自己「夠高級」。韓國無論如何不可能擺脫外國強權影響，這是一種無力。

經過西化與民主自由的影響之後，家庭價值與家人的關係，也在改變。奉俊昊的電影裡面，呈現了現代南韓多元型態的家庭關係，「大家族」的家庭成員互助漸漸消失，對婚姻關係的看法也面臨改變。例如《駭人怪物》主人翁是單親爸爸，家族成員間的關係也不太好；《玉子》裡面的小女孩，只有爺爺同住照顧；導演第一部電影作品《綁架門口狗》，主角與懷孕妻子組成一個小家庭，主要掙錢養家的是妻子，常常對事業不得志的主角大呼小叫，把他當工具人；《非常母親》只有媽媽與輕微智障的 27 歲兒子相依為命，沒有其他親族，也沒有社會安全網，她是兒子唯一的倚靠與救星，兒子所有問題只靠年邁母親全部承擔，直到她再也無法面對為止。無論如何擺脫不了家人彼此的牽絆與倚靠，這也是一種無力。

家庭關係一再成為奉俊昊探索的主要議題。為何把家看得那麼重要？因為社會、國家常常不能給予人民足夠的保護，甚至還傷害人民，而家庭成了唯一自保的機會。《殺人回憶》與《非常母親》都有完全不夠格、沒能力甚至沒興趣找出真相的警察，兩部片都有被誣賴的人要靠著父母想盡辦法找回清白。《玉子》裡的小女孩把養大的超豬「玉子」當成家人，面對霸道、不願溝通的西方公司硬要將玉子帶走，只有靠小女孩不屈不撓將超豬救回來。《駭人怪物》裡面吵吵鬧鬧、各有意見的家人，到最後為了自保形成一個有效率的團隊，團結合作、各展所長，想辦法解決怪物報仇，政府、外援都沒法做到這些。

更讓社會問題火上加油的是階級問題。《末日列車》將乘客依照階級給予完全不同的待遇，末節車廂乘客決定反抗，一路殺回車頭，卻同樣要面臨資源匱乏以及人性難免自私的挑戰，這樣的先天限制往往使得階級壁壘繼續存在。當一名滿懷理想的人物，突破重重關卡到了上位，他是否還想費心創造一個公平社會，還是只想坐下來吃牛排、泡按摩浴缸了？吃飽喝足之後是否也想沿襲老方法鞏固上流地位呢？如果他確實保持初心，完全打破舊有秩序，新的世界真的能更好嗎？如何計算是否「利大於弊」？

《寄生上流》則用充滿創意的方式，呈現階級之間壁壘的僵固，底層人物只能勉強寄生，畢竟這是個一個保全工作有五百個大學畢業生要搶的時代，小康、中產世界哪有足夠位置分給大家？《寄生上流》片尾表面上懷著些許希望，但旁觀者難免心頭一沉：這社會有多少人能從如此赤貧，爬到買得起這棟房子的位置？那些「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買到一間房子」的計算，可不是開玩笑的。再怎麼努力仍離不開自己所處的階級，又是另一層無力。

現代社會越來越少人能往上爬，更常見的是爬不上去只能弱弱相殘，像《綁架門口狗》那樣，男主角在其他領域都感到無能，之所以想綁架、殺害鄰居吵死人的狗，是因為他窩囊生活中唯一能感到自己完全掌權的事情，只有這樁；後來他的一樁罪過，還丟給另一個境況更慘的人來扛。《寄生上流》後半劇情急轉直下，寄生別人的蟲兒們開始擊退其他寄生蟲，也是因為資源（宿主）有限，必須弱弱相殘以求生存。在《玉子》裡面，類似情形再度出現，身為培養出「超豬」的西方大企業代言人的動物博士，在人氣下滑、被公司高層冷落之後，不敢把氣出在老闆身上，只敢對動物們開刀，無情虐待超豬。這些「人」彷彿不再是人，僅剩下動物本能的對決。

奉俊昊導演總是把角色放進遠超出他處理能力的情境裡，不管做了什麼、努力了什麼、解決了什麼，後頭總會揭開又一個可怕的大洞，好像有個看不見的機器／體制硬要把人逼上一條極不得已的道路。因此這些電影結局常常沒有好萊塢式的皆大歡喜，而是從真實人生中，擷取許多人終其一生的無力與徒勞。就算某幾部有著偏向光明的收尾，裡頭都藏著一絲懷疑。

難怪導演能將許多電影類型自然地融合在一部片裡，畢竟人生不是類型電影，而是把許多衝突元素湊進去成為一團亂七八糟的玩意，就像《駭人怪物》的一幕，全家都以為家中的小女兒死了，家人相聚哭成一團，原本應該哀戚至極的場面，卻因為兄弟彼此不滿、鬧得不可開交，大夥兒狼狽扭打到整幕戲轉為黑色喜劇，鏡頭空拍捕捉到整家人一邊哭哭啼啼一邊拉拉扯扯，全倒在地上。

真實人生就是這麼亂糟糟的呀！離整齊、乾淨的結局非常遙遠，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總是渴望有個答案卻永遠盼不到。真實世界裡的英雄常常不是成功者，而是那些試了又試卻仍失敗的人，或是在失敗之後努力用別的方式撐下去的人。這些人沒有來自美好天國的承諾，能夠成功希望渺茫，但仍得繼續，不論是乾脆深埋回憶轉行找尋新生活，或是任理智飛散而在陽光折射後的燦爛光線下隨心舞動，或是收養一個歷劫歸來的男孩在雪夜靜靜吃個晚餐，甚至只是再做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來給自己新的動力⋯⋯奉俊昊的電影不怕面對生命中的徒勞往返，它們捕捉到在時代洪流下不斷被忽略的努力，也因此能跨越國族與文化，激起芸芸眾生最深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