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俄羅斯坦克少女看全球年輕人在藝術化的非暴力反抗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七月份，一位十七歲的俄羅斯女生奧爾加米希克站在俄羅斯防暴警察面前，宣讀她們國家在1993年的俄羅斯憲法，俄羅斯的政治形勢發展再一次引發人們關注，由普丁把控的莫斯科當局再次開啓了以取消莫斯科議會獨立參選人資格而打壓政治異己的政治模式，少數傳播不受莫斯科當局歡迎信息的電視臺，被普丁黨派所把控的媒體及電視臺驅幾乎都被趕出了莫斯科範圍，只能經營於網絡或者俄羅斯境外，非常諷刺的是，距離USSR（Unio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蘇聯解體后迄今只過去了28年

同時在香港，由香港政府試圖强行通過反送中逃犯條例所引爆的，香港自主權移交中國以來積壓已久的社會矛盾徹底爆發了，突破天際的房價，極其高昂的房租租金，使得早就沒有購房欲望的年輕人在繁華的香港不得不再一次壓縮自己本來就已經很小的栖身之所，如洪水般湧入的低素質中（陸）客，不僅搶占了香港的醫療資源，也使得香港寶寶的媽媽們曾經一度奶粉斷供，儘管在2013年出臺了限制中（陸）客限購奶粉的相關禁令，海量中（陸）客還是把這片11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平均資源給再次稀釋了一遍（2008年三鹿事件所引發的奶粉安全爭議，10年之後在中國省市涉及範圍越來越廣，牽扯人數越來越大的假疫苗事件頻傳導致中國與醫療和食品相關的品牌在中國民衆心中不再具有安全性，即便是符合歐美相關標準）

因為即將出版一本叫做（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的政治八卦書籍，銅鑼灣書店五人因此被綁架而失蹤，因此轟倒的銅鑼灣書店也象徵著，任何激怒中國當局的政治言論，在離深圳只有一街之隔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都隨時會因爲：”尋釁滋事““企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而遭受到廣東中國國家安全局的跨境逮捕，儘管中國政府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在基本法第三章當中對香港承諾

大量的香港年輕人走向街頭，選擇要求港政府書面宣佈撤回逃犯條例，而非僅僅宣佈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已經停止且”壽終正寢”即便是面對港警以及混雜在港警中的中國國安毫無畏懼，勇敢的穿梭在街頭，面對港警越來越暴力也越來越頻繁的使用的橡膠子彈，催淚彈，海綿彈，布袋彈，也采取了非常及時和有效的措施降低了危害，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非常勇敢的 香港青年受重傷，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與此同時在七月份的中國武漢也發生了一起因爲垃圾焚燒廠而產生的大規模群衆抗議運動，數千當地居民走向街頭，抗議政府在當地建設垃圾焚化厰

三地反抗有相同也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於不同的反抗環境

香港公民的反抗環境與中國公民的反抗環境截然不同香港在主權移交中國之前的十幾年前便確定了以基本法為底綫的保障，也就是即便是面對中國對於香港整體自決權力的限制，但依然在抗爭自由度方面保持了相當大的空間，互聯網方面對於媒體的管控很顯然只能通過：”紅媒“及“統戰”的方式去間接管控香港

而香港對於中國當局重要的金融地位很顯然不到最後萬不得已情形對於中國當局造成嚴重威脅的情況下，1989年天安門坦克車的模式很難在香港複製，且根據基本法規定，派軍需要香港特首請求援助，根據歷年經濟數據來看，被徹底摧毀的香港很顯然對於中國境内的金融經濟而言几乎是毀滅性的

香港年輕一代的政治參與度整體來講高於中國，最主要的原因除了上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環境的不同之外，我想還有一個原因在於，香港年輕一代所受到的公民教育，從主權移交中國以來的公民教育很難通過逐步控制輿論而扼殺掉人們内心當中，作爲一個公民應該的權利及義務，以及參與政治運動能夠帶來的使命感和榮譽感，捍衛自由，保護自己的家園能夠存有法制和民主

俄羅斯公民香港公民面對的環境近似，在俄羅斯境内儘管存在一定程度的網路管控，但俄羅斯早期的與國際互聯網的交流密切，且俄國内相當大程度依賴國際互聯網提供商（除了VK這樣的俄羅斯社交網站，你很難找到像中國那樣由中國政府所主導的國際運營代替品，包括WeChat，QQ，Baidu，微博等）但也有不同，香港公民面對的香港政府近些年更近似於傀儡政府，背後的決策權在與中國北京當局而港政府在許多涉港政策的決定上并無太多決策權（所以民間有傳聞，六月份對於逃犯條例第一次的大游行的決定使用催淚彈去驅散示威人群的決定并非香港特首單獨做的決定，而是在請示過北京方面之後，當時的習近平正在出訪，而當習近平出訪回中國的時候，香港的局勢已經發展到了騎虎難下的局面，其間接導致的後果就是香港作爲中國金融及銀行業後花園的地位直接以“人權問題”為由與中美貿易戰間接的有了關係）

而俄羅斯政府更像是一個在蘇聯解體后高度“改革開放”化的政府，包括開放各級地方選舉，俄羅斯公民可以直接選舉議員，甚至是選舉：“總統”

但早期的蘇聯共產黨在俄羅斯長期實行“一言堂””不聽話全家就流放”古拉格“去關等極權獨裁政策的前提下，對俄羅斯國内的長期政治風氣及民主政治發展造成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包括現總統：普京（Putin）的出身是前蘇聯情報部門KGB（克格勃）90年代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葉利欽曾經在當時與俄羅斯國内的幾大寡頭結盟對抗蘇共殘餘勢力在俄羅斯境内的影響，但也導致了幾乎後來的俄羅斯部門被大量葉利欽時代有過合作關係的寡頭所把持，與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時期非常相似，不同之處倒是在於俄羅斯目前政治倒是更像中共書記趙紫陽如果改革成功之後的情況

中國居民在面對是非面前的公民責任感和榮譽感是被中國當局所導向的，在諸如海外戰狼，海外小粉紅搗亂抗議反送中現場倒是格外積極，不過對於中國國内諸多事件不考慮網路審查的因素，冷淡和與我無關倒是非常形象的形容了很多中國居民内心的真實想法，但中國居民在面對自我權力遭受到“過分”以及”難以忍受“的打壓的時候也會站出來維權

中國年輕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繼承了它們前一代的”政治關我什麽事“的思想理念，對於政治的參與程度幾乎爲零，除了在中國國内沒有任何的政治空間之外，年輕一代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欲望，這其實與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妖魔化宣傳占了很大關係，任何非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正當都不具有正當性，任何海外想要改變中國的人或者組織甚至完全與政治無關都可能會在日趨緊張的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關係當中打上反華的標簽

中國居民在所面對的環境在去年中國國家主席宣佈修憲之後原本就沒有的言論自由空間得到了進一步的前所未有的空前壓縮，總的而言，中國公民所面對的抗爭環境，既沒有香港國際地位及對於中國政府在國際金融中的重要地位，也沒有俄羅斯的開放程度，同時中國政府對於中國境内：“有害信息”的管控很顯然要比俄羅斯及香港要容易的太多，由十年前Google退出中國中國政府一手扶持起來的搜索引擎百度只是長期中國境内特大型局域網建立的一個縮影，北京當局對香港鎮壓似乎還有相當大的忌憚，對於中國境内大多數地區而言，這種焦慮感便完全沒有了

不過三地的反抗也有相同之處：

特別是年輕人在面對集權（極權）時不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選擇沉默，選擇站出來去爭取自己的權力，特別要注意的是，在七月份的武漢抗議當中，也有年輕人選擇像香港的盾牌女生一樣，戴上頭盔站在了中國武警（中國維穩部隊）的防暴盾牌面前

不得不使人想起三十年前”螳臂擋車的歹徒“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選擇對普通的北京市民開槍時，依然不肯撤離，試圖以血肉之軀阻擋國家絞肉機前進的一幕

抗爭是會傳染的，思想和普世價值也是，對於壓抑已久的中國人，全球宣揚愛國主義唱紅歌和在天安門呐喊最匱乏的“普世價值”對於中國的普通民衆而言都只是長期生活不滿的的一種宣泄方式，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當局所倡導的愛國主義是有限制性的，以不會威脅到政權本身為前提，而後者對於中國當局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三地所執政的政府除了俄羅斯政府之外，香港在主權回歸之後則是完全變成了聽命于北京當局的傀儡政府，從經濟角度來看的北京當局也非常害怕真正的經濟制裁，抗爭者需要動員：”大量的人民群衆“在過去來講是非常傳統的非暴力抗爭手段，不過在今天幾乎只剩下十幾個國家依然在進行網路封鎖的情況下，非暴力反抗在今天越來越傾向拼外交和更大的國際影響力，如何在短時間内產生全球性的消息擴散效果，獲得最大的支持度，也成了反抗者們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的反抗者們在面臨這樣的問題時很顯然匱乏這樣的思考，中國封閉的互聯網生態以及遍地敏感詞的軟體審查制度，使得創造國際影響力變得困難重重，不過這并非不可能，研究過去中國義士們的案例，短期擴散國際影響力始終是邁不過去的一個坎，中國非暴力反抗所面臨的很大問題在於大多數反抗者的思維依然停留在上個世紀，不管是國際局面還是中國國内政治經濟局面在比起上個世紀而言都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在海外，很多反共宣傳材料，濃濃的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風格，沒有設計感和美感，自然很難使人產生興趣，特別是九零後和零零後的年輕一代，很難對其產生吸引力

過去面對獨裁政權而必須采取的暴力反抗模式在今天也變得不同，這樣的情況，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在香港以外的地區或者是國家，不管是極權國家還是非極權國家，民主國家還是半民主國家還是完全沒有民主的國家，暴力反抗模式正在變得越來越沒有可行性，雖然在民主國家或者是半民主國家非暴力的反抗模式所占的比例很大，不過就近些年整體情況來看，在獨裁國家完全使用暴力方式去推翻一個獨裁政權正在變得越來越沒有可能性，暴力革命及武裝革命隨著大量的監控，以及國際武器禁運條約等諸多因素在現在變得非常不現實，暴力革命及武裝革命所帶來的大量戰爭難民也會對蘇聯結束後的現國際局勢造成影響，敘利亞便是很好的案例，但其實暴力反抗與非暴力反抗運動之間的界限其實非常模糊：”當一個國家内發生不人道的暴力屠殺，屠殺平民及異議份子本身從人道主義講并不具有正義性，那麽從人道主義去消滅對待平民施加非人道的暴力政治集團便成了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