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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論」意味著中美是根本性和整體性衝突

4月29日，基倫•斯金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在智庫「新美國」召開的論壇上語出驚人，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

此論一出，立即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爭論，經久不息。相信美國還會持續不斷地深化和推廣這一論點，作為制定對華政策的理論依據，將之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石。這必將成為中美雙方長期關注和論戰的話題，影響和決定中美關係的走向。

那麼，中美衝突是否真是文明衝突嗎？將中美衝突定性為文明衝突的政策含義是什麼？等等。本文針對目前存在的一些爭議，試論一二。

中美衝突當然是文明的衝突，一直都是。從中英「鴉片戰爭」起，就是文明的衝突。當時英國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而現在美國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但從中國方面來看，中國多將與西方的衝突表述為文化的衝突。而從西方的角度來看，與中國的衝突並不是西方面臨的主要衝突，也不太強調中西方是文明的衝突。

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亨廷頓認為文化與宗教衝突將是未來全球的主要衝突。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寫道：「文明的衝突在今後將愈來愈重要……，當前的衝突核心將是西方與儒教-伊斯蘭文明之間的矛盾。」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有普遍文明的一統天下，而是一個不同文明集團共存的世界。」 他的這個理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直引起很多的爭論，911事件的爆發使他的這個理論得到很多人的認同。而當今的中美衝突進一步印證了他的預言。

可見，中西文明衝突事實上一直存在，問題在於文明衝突是不是當今世界的主要衝突?在學理層面，美國學界對文明衝突有也一些認識和研究，但過去未進入美國的外交政策層面。斯金納的發言則顯示文明衝突已進入美國的外交政策層面。

所謂「文明（civilization）」，是指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成果之總和並達到了某種高度。一般而言，出現了城市和文字，才能稱之為文明。不同人類群落創造的文明各有不同，如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文化和文明的意義相近，如果不用太嚴謹，在使用上可以不用區分。「文化（culture）」，主要指人類創造的精神成就，包含價值觀、習俗，宗教、制度、文學藝術等。而文明除了包含精神成就，還強調物質成就，建築和生產技術。因而文化的覆蓋面更廣，而文明的涵義更豐富。可以說印第安文化，不可說印第安文明；但說中國文化或中國文明都可以。

以上是「文明」和「文化」表述人類群落發展程度和形態的含義，是從西方引進的。而「文明」和「文化」在漢語中原來就有，都是相對於野蠻蒙昧未開化而言的，是開化進化的意思，是褒義詞，而雖然表述人類群落發展程度和形態「文明」和「文化」有先進和落後之分，如西方文明比中國文明先進，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詞本身並沒有先進落後的含義，是中性詞。

相對于中美「文明衝突論」，有將中美衝突表述為文明與野蠻的衝突的說法。這裡的文明實際是先進的意思，相近于先進與落後的衝突的意思。這種說法也不能說錯，但太寬泛，沒有「文明衝突論」的學理性強，缺乏解釋力。前提假設也不同。文明與野蠻的衝突似乎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依據，暗示中美衝突是由於發展階段不同而造成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發展有共同的規律，而發展水準和階段由生產力發展水準決定。而「文明衝突論」則意味著中美衝突是由於文明類型不同造成的，不同文明有不同的發展軌跡。

而中國官方和學界其實早就是從文化或文明來看待中美的不同和衝突。在冷戰前期和馬列破產前，中國是以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來解釋中美的不同和衝突的；中蘇關係破裂後，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來解釋全球秩序和衝突，「三個世界」理論是以經濟發展程度為依據。而中國推行改革開放後，馬列事實上破產了，官方和學界逐步就轉向以文化不同來理解和解釋中美及全球秩序。強調弘揚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復興國學等，以補救馬列破產後官方意識形態的衰敗。學界也有大量的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從中西方文化的角度來理解和看待中西之不同。

所謂「四個自信」強調的是「文化自信」，是在原有的「三個自信」基礎上加上了「文化自信」。「三個自信」，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是2012年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而習近平2016年在慶祝中共95周年大會上將原有的「三個自信」加上了「文化自信」。

但中共只是強調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認為文化沒有高下、優劣、先進落後之分，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可以相互借鑒，宣稱要學習西方文化的先進成份。還是一百年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並沒有過多強調中西文化或文明之間的衝突。這或許與其在經濟和技術上仍落後於西方，必須依賴於西方有關。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到中國崛起以前，中國崛起的標誌性事件是推行「一帶一路」，全球衝突主要表現為西方國家內部的衝突。因為在這一時期，整體上，西方國家領先於其它國家。從爭奪海外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再到二戰，都主要是西方國家內部的衝突。二戰中，日本作為亞洲國家成為重要的一方，中國則被動地捲進了二戰。

當時美國就嘗試用文化衝突來解釋美日衝突。二戰快結束時，美國政府為佔領日本作準備，委託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妮迪克特對日本的民族性進行考察、撰寫報告。露絲•本妮迪克特根據考察報告於1946年出版了《菊與刀》一書，將日本人的民族文化特徵歸結為「恥感」文化。可見，美國用文明衝突或文化衝突來理解國家之間的衝突也有先例。

二戰結束後進入冷戰，美蘇兩大陣營的衝突是全球的主要衝突。中國先前屬於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按斯金納的說法，美蘇冷戰也是西方內部的爭鬥。她說：「當我們想到蘇聯以及與它展開的競爭時，在某種程度上那是西方內部的一場爭鬥。」這個說法很難讓人信服。但考慮到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西方，可以將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看成是西方主流價值與異化價值的衝突。如果相對於現在與中國的衝突來看，斯金納的話則意味著她認為中美衝突比美蘇衝突更根本更嚴重。

中蘇關係破裂後，繼之蘇聯解體，前蘇聯國家向民主化轉型。雖然目前俄羅斯仍未能完全民主化，但民主化程度，公民權利還是比中國的情況好。蘇聯解體後，就出現了所謂「多元化」的國際秩序，但實際上是美國獨領風騷。而中國則利用中美聯合抗蘇的戰略機遇和延展期，在經濟上對外開放，但在政治上仍然拒絕民主化。通過加入WTO，與國內龐大的低廉勞動力和市場相結合，實現了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

美國歡迎中國的改革開放，將中國視為戰略合作夥伴。希望通過加大兩國之間的交流融合來促進中國向民主化方向轉化，遵守全球秩序和擔負起責任。但中國始終抗拒，不願意朝這個方向努力。直至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增強，對外擴張，嚴重損害到了美國的利益。美國才開始意識到以經濟發展誘導中國遵循普世價值的對華政策失效了。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中美之間合作共贏的局面減少了，而衝突則加深了。與中國的衝突成了美國面臨的最嚴重的衝突，相比之下，與伊斯蘭恐怖組織的衝突，與俄羅斯的衝突的地位都下降了。世界上兩個經濟規模第一第二國家之間的衝突，當然也是全球最主要的衝突。

過去，美國以經濟發展促轉變的假設是錯誤的，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一樣，認為經濟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但事實上，價值觀才是決定性因素。經濟發展了，並不一定會導致價值觀的轉變。但也不能說美國融合中國的政策是失敗了，只是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美國也多多少少也分享了中國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進入了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經濟體系，再想退出就難了。中國的專制體制缺乏技術創新能力，而人民幣又缺乏國際信用，不能用於國際交易，兩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須依賴美國和美元。而這就為美國敦促中國遵守自由貿易規則增添了籌碼。

所以，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就改變了對華政策，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新的對華政策需要新的假設和理論。於是，中美「文明衝突論」正在醞釀之中。

較之於價值衝突、制度衝突和經濟貿易衝突，「文明的衝突」強調衝突的整體性和各層面衝突的相互聯繫。「文明的衝突」包含價值的衝突、制度的衝突和經濟貿易的衝突。

中美最深層的衝突是價值衝突。中國奉行「分親疏，別貴賤」的價值觀，認為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過去是「忠」和「孝」，現在是愛國愛党忠於領袖。而美國奉行自由平等的價值觀，認為國家目的是保障個人自由和權利。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生成不同的制度。由於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中國在近現代通過引進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式，從郡縣制轉換到了党國制。而党國制比皇權郡縣制的權力更集中覆蓋更深更廣。名為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傳統皇權專制制度在新的條件下的升級。而美國是自由民主制度。而制度又決定經濟運行的方式與規則。由於中國是集權專制制度，權力干預經濟就是必然的。而這是與自由市場經濟與全球自由貿易相衝突的。這是是中國遲遲不願兌現加入WTO承諾，遵守WTO規則的原因。不願意實施完全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不願意放棄權力對經濟的干預和控制。

當中國的經濟實力還比較弱小時，中美經濟上的合作性遠大於衝突性，而當經濟規模接近美國，並與美國經濟緊密聯繫在一起時，經濟和貿易衝突就變得突出了。經濟貿易衝突背後的價值和制度衝突也顯露了出來。根本上，中國仍然還是儒家文化，而美國是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的政治理想的「王道政治」和「夷夏之分」的天下觀，在對外經濟和貿易上追求建立「朝貢體系」；而基督教文化的政治理想是「憲政民主」，其世界觀體現在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中，對外經濟貿易上主張國與國之間自由對等。這兩種不同的政治力圖構建的世界秩序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必定發生衝突。

所以價值觀的衝突才是中美衝突的根本原因。過去美國也意識到了中美價值觀的不同，也致力於向中國推廣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但並沒有將中美間的價值衝突看成是中美衝突的根本性因素，而假定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價值衝突會減小或消弭。而「文明的衝突」就將價值衝突包含進來，並視之為根本的衝突。

文明的衝突也比制度衝突的內涵更豐富。制度的不同與衝突也曾是解釋中美衝突的一個範式。在冷戰時期名之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間的衝突，在冷戰後名之為專制制度與憲政制度之間的衝突。但制度的衝突也是因為價值的衝突而產生的。僅僅著眼有於制度層面是不能完全解釋中美之間的衝突。

而「文明的衝突」才能涵蓋和充分解釋中美之間的衝突。意味著中美衝突是根本性、整體性和全面性衝突。包含價值、制度和經濟多層次，包括經濟、貿易、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多方面。「文明的衝突」也意味著衝突將是長期的，衝突或將永久存在。

尤其重要的是，「文明衝突論」還是一個劃分陣營的依據。如果美國與中國的衝突是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的衝突，那就意味著歐洲，甚至俄羅斯都與美國同屬於西方文明陣營，接受了普世價值和實現了民主憲政的日本和韓國恐怕也會歸於西方文明陣營。這些國家也與中國是文明的衝突。而中國文明或儒家文明的範圍就是中國一個國家。最多再加上朝鮮。中國是一個文明單一體，文明的範圍大致與國家的範圍相同。雖然過去日本和韓國算是儒家文明圈，但實現憲政轉型後就很難說了。這就意味著一邊是眾多的發達或較發展國家，而一邊只是一個國家。

文明之間有不同，也有先進與落後之分。「多元文化論」認為文化沒有高下之分，強調文化的不同而忽略文化之間的衝突。如果一種文化的價值觀與自由平等的價值觀相衝突，就必然與西方文化相衝突，是落後的。「多元文化論」僅當將文化視為不包括價值觀，僅包括一些與價值觀聯繫不緊密的習俗和行為模式時，如飲食文化，才成立。

文明的衝突要麼長期存在，要麼一種文明融合另一種文明。先進文明才能向下融合落後文明，落後文明不能向上融合先進文明。相對于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是落後的文明。西方文明才能融合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而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不能融合西方文明。基本上，現代社會的絕大多數物質成就都是由西方文明創造的，全球規則和秩序也是由西方文明制定的。但西方文明要融合後兩者，是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是否能終結歷史，尚難斷定。儒家文明極具腐蝕性，而伊斯蘭文明則具有吞噬性。兩者的規模也很可觀，中國文明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龐大的單一政治體，歷史悠久；而全球穆斯林人口有16億之多，宗教信仰堅定，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國家有50多個。

文明的同一性標誌就是價值觀。如果一種群落或一個國家的價值觀一直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不管其它方面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那還是原有文明的延續。如果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就標誌著從一種文明轉化為另一種文明。現在中國人之所以認為當代中國文明是過去文明的延續，就在於「分親疏，別貴賤」的價值觀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如果中國人的價值觀轉變為自由平等的價值觀，那文明就發生了轉型和躍遷，歸屬于西方文明了。但中國文明作為一個亞種仍然存在，由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和與之相容的傳統成份構成，比如說語言，飲食習慣等。

但相對而言，儒家文明比伊斯蘭文明容易融入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一樣，價值觀是綁定在宗教信仰上的，不是那麼容易轉化的。而儒家價值則是建立在人倫關係上的，缺乏信仰和哲學層面的支持。儒家價值在中國之所以能與西方文明長期抗衡，主要不在於儒家思想的強大，而在於其寄居于大一統的集中體制中，兩者構成倚生關係。儒家思想為大一統集中體制提供價值基礎，而大一統集中體制則成為儒家思想的堅固堡壘。

從現實情況來看，也可以得到印證。原屬儒家文明圈的日本、韓國和臺灣就比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家更好地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更好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運作也比阿拉伯國家更有成效。日本、韓國和臺灣與阿拉伯國家接觸西方文明的機會差不多，國家的規模也差不多。這說明，伊斯蘭國家接受西方文明的最大障礙來自於宗教方面。而儒家國家抵制西方文明的最大障礙倒不是儒家思想本身，而在於政體規模。

從中國自身來說，不應繼續排斥西方文化。中國在近代排斥和拒絕了西方文化，但願意接受和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物質成就，對西方文明採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應對策略。改革開放仍然是這樣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這個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排斥自由平等的價值觀，總體排斥西方文化的同時，大量吸收西方的技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同時本身一直缺乏技術創新能力，必須得依賴西方的技術才能維持經濟發展。在經濟崛起後又陷入與西方的衝突。應當轉換思路，不應採用吸收的策略，而應採取融入的策略。改被動融入西方文明為主動融入西方文明，如日本「脫亞入歐」一樣。

儘管中美目前陷入「貿易戰」的僵局，中美之間的衝突還會持續擴大和延伸，文明的衝突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基調，但在衝突的同時，中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還將持續下去。在衝突的同時仍然會保持交流。這就對衝突有一定限制，不至於陷入沒有理性的不斷擴大和升級。

2019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