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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薩德侯爵《放蕩之災》專論：道德是一種勇氣，而非規範

薩德的《歐司田，或放蕩之災》講述的是一個壞心眼的伯爵想要害死自己強暴的女孩 — — 艾涅斯婷 — — 但最後沒有成功的故事。然而，透過這則故事，我們與其說放蕩之災是指伯爵 — — 歐司田的放蕩與邪惡，不如說，「放蕩之災」，是在指縱慾過度的權力體系所導致的災害。

這個權力體系，在故事中透過不同的角色 — — 他們不斷阻擋艾涅斯婷為自己復仇的想法和舉止 — — 來反映他們的影響。比如說最常出現的，就是他們在一開始都希望艾涅斯婷就這樣嫁給玷污自己貞操的伯爵，來挽回所謂的「聲譽」。

薩德曾說：「我是一個被攝政王毒害的世紀之子。」這句話反映了十八世紀貴族們的生活有多麼的放蕩與淫靡，在當時，這樣的習性、生活方式甚至被認為是貴族應培養的「嗜好」或「特質」。就像馬術一樣。而「道德」，則被拿來利用，馴化一般平民百姓，讓他們順服上層人士，甚至不敢對腐敗的政權發起革命。

這或許也是為何薩德的很多作品，常常出現反「道德」思想的緣故。在這些作品裡，守貞、反對暴力、不願同流合污的婦女或是人士往往下場悲慘，尊循惡道、作惡枉法之人則處處得勢。其中，最能代表的作品便是惡名昭昭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和《貞女的厄運》。

這也使得薩德的小說在那個時代被視為是不道德的小說，是敗壞風俗的禁書。而在現代，研究薩德的人或許會幫薩德做出一種辯護：薩德之所以寫出這樣的小說是出於對那一時代一種不得已的反抗，因為在那一時代，事實就是如此。正如薩德的另一句話：「一部最能反映社會風俗的作品，也或許是最引人入勝的作品。」更有甚者會認為，薩德的書寫正是一種揭露政權虛偽的革命書寫。揭發政權、宗教底下各種不義的舉止。

然而，《歐司田，或放蕩之災》這齣劇本，讓我們不得不去重新反思薩德對道德和「惡」的想法。因為這個劇本有太多和薩德其他重要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首先，這個作品沒有色情和施虐的描寫，和薩德作為一個色情作家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別，相反地，處處充滿了道德的勸諫，因為幾乎所有的角色都在勸告伯爵不要繼續他的惡行，並歌頌美德的舉止。再來，是這部作品中對女性主角的描寫與定位，以往，薩德作品中的女性不是卑微、屈服權力而被虐待的女奴，就是和邪惡同流合污，一起作奸犯科的女鴇。但文中的艾涅斯婷不但沒有遂了伯爵想要娶她入門的意願（這同時也是劇中其他角色 — — 例如女僕 — — 給他的建議），還計畫跟伯爵來一場堂堂正正的決鬥。最後，是這個劇本的結局：放蕩子失敗被殺，捍衛自己的美德獲得勝利。讓人完全無法想像這會是薩德所寫的作品。

一個最簡單的解釋方式是：這部作品要問的問題和其他部不一樣。如果說薩德的其他本作品是為了諷刺、批判和彰顯權力的邪惡以及他們常常散佈、宣傳的道德教育是多麽虛偽，那麼這個作品要問的問題便是：如果我們已經知道所謂的道德常常是權力灌輸給我們的陰謀（規範），那我們要如何面對發自內心的良知？特別當我們看見身邊正發生著許多罪大惡極的事？

在這齣劇本裡，所有的角色都在面對道德掙扎。然而，我們要注意到，這種道德掙扎和一般我們在倫理學所看到的電車議題等道德議題不一樣，他們不是在比較哪一種行為才是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相反，他們多數早就知道哪一個抉擇是符合道德的，只是他們在考慮的是，是否自己要為了良知和權力體系做抗爭。

我們可以看到，《歐司田，或放蕩之災》裡所描述、定位的道德地位，和薩德其他部批評道德觀的作品不同，在這裏，道德的認知、想法帶領人們反抗權威，而非讓人對權力的壓迫變得軟弱、順服。這種轉變，或許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有關，因為這場革命除了讓薩德能從巴士底監獄重獲新生，回到生活。也扳倒了當時腐敗的政府。並讓他在1790–1791間寫出這齣戲劇。

不過，有意思的是，《歐司田，或放蕩之災》的原著小說 — — 《艾涅斯婷》，是薩德在被關在巴士底監獄時寫出來的。兩者在劇情雖然有相似的角色結構跟情節，但整體而言，兩者的差異十分巨大，小說不但細節複雜，牽涉到不同的時空背景，最重要的結局更是完全顛覆我們對改編戲劇和薩德本人的想像。

在《艾涅斯婷》裡，女主角沒有復仇成功，相反地，歐司田的詭計得逞，讓艾涅斯婷的情人赫曼不但被設計成功，判處死刑身亡，自己也被自己的上校父親誤殺。成了一場徹底的人倫悲劇。至於這位伯爵，雖然詭計得逞，但仍然被送上法庭判處流放。雖然悲慘，不過事情發展成這樣，倒還符合我們對薩德在其他作品的印象，但更弔詭的就是這部小說到這裡並沒有結束。在流放了好幾年後，艾涅斯婷的父親竟然選擇原諒、寬恕這位伯爵的罪過，幫他跟國王要到了赦免狀，還他自由之身。至於為什麼，上校這樣說：「一個人蹲監獄，就彌補得了他給社會造成的損害？假如想讓他補償，就應該給他自由，而不要他永遠生活在囹圄之中……你走吧！你自由了……先生，你用不著感激，這樣做只是為了我自己。」

上校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唉，美德呀！』他有時叫道：『也許所有這些事情發生，正是為了歐司田回歸你的聖殿所需！真是這樣的話，我也得到了安慰，因為此人的罪刑只是給我痛苦，而他的善行卻給予所有眾人。』」。

為什麼上校會認為監獄的關押不能彌補伯爵的罪過？理由大概有兩個。其一，是因為薩德關押在巴士底監獄的漫漫長日，讓他徹底見識到國家底下更巨大的黑暗和邪惡。因為在監獄裡，獄卒們對待囚犯的方式，就像薩德的許多作品中所描寫到的虐待。加上那個地方環境極差，充滿了耗子和噁心、早已過期、腐壞的伙食。獄卒甚至會用他們的伙食或是否幫忙寄信件的服務來威脅囚犯，命令他們做出逗弄人的舉止等等。更恐怖的是獄卒可能不告訴他們什麼時候是他們的死刑日期，讓他們每天皆活在龐大的恐懼裡，不知哪一天自己即將面臨死期。所以薩德曾經說：「監獄不但沒有讓我變好，反而讓我變壞了千百倍。」因為一但你進入了裡面，承受完各種巨大的精神壓迫，出來後，除了不時湧現的痛苦回憶，你也可能嚴重喪失你對他人和社會的信賴。

薩德反對監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監獄乍看雖然是懲罰罪犯罪行的所在與刑責，但實際上，監獄扮演的功用恰恰是藉由把所謂的「罪惡」轉化成一種交易，透過關押的懲罰去抵銷過去的罪行，進而讓罪犯不用好好省視自己的行為，只需要接受懲罰就好。也就是說，對薩德而言，監獄透過不停強加的懲罰，剝奪了人去和自己的惡思辨的權利。甚至讓人不用真的認真看待與背負自己過去所做出的惡行。

這種感覺類似很多人求學時被老師罰寫的經驗吧。只要把罰寫的項目趕快寫完，就沒事了。至於自己當時到底做了什麼事被老師懲罰，恐怕早就不在意了，反正已經被罰寫了。

這樣的想法讓人聯想到另外一個人所寫的另外一本小說。是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叫做杜斯妥也夫斯基，他寫的那本小說則叫做《罪與罰》。這本小說的主角叫做拉斯科爾尼科夫，是一個貧困休學的學生，由於繳不出房租，他在憤恨之下殺了一直以來他十分厭惡的經營當鋪的老婦人和她不小心目擊事件的女兒。事發之後，警察抓了一些嫌疑犯，不過並沒有抓到拉斯科爾尼科夫，這讓他覺得奇怪，因為在那樁犯罪裡，他並沒有周全地事先做好任何防護措施，所以他覺得自己應該很快就會被抓到，導致他還沒被警方面談前就緊張萬分。但更荒謬的事情來了，在被警方抓到的嫌疑犯裡，竟然有人自稱、自白那件案子是他犯下的。你可能會以為對主角來說，這難道不是美事一樁嗎？但事實恰恰相反，這個消息不但沒有讓主角開心、鬆了一口氣，甚至讓他面臨更大的恐懼跟不安。除了一方面是他覺得自己不但殺了兩個女人，又害到一個無辜的人去頂替自己的罪罰讓他良心不安，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一直在害怕、擔心這個消息其實是警方所策劃的陰謀，他們早就鎖定他了，並派人監視他，觀察他是否有良心不安的舉止，例如他有多少個晚上睡不安穩，或是有多少次他食慾不振？並測量他需要經過多久的時間才選擇自首，進而決定他的刑責有多重。這些由自己所想像出來的「監視」日夜不停地折磨我們的主角，讓他不停地在街上失魂地遊蕩，去想自己做這件事情，究竟是否真的是自己的罪惡？還是是社會環境的壓迫讓他不得不如此？這些事情的思索與思辨將決定他是否要去自首。

這個故事的內容，或許過於誇張了。不過他除了讓我們注意到一種犯罪的心理和思維外，也讓我們看見道德真正同時也是最可怕的力量：自我監視的體制。另外一方面，這則故事的內容揭示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終其一生都在探討的一個問題，或者說，一個矛盾：為何有人犯法了，雖然願意接受懲罰，卻不認為自己有罪？而有人即便沒有犯法，卻產生極大的罪惡感？換言之，為何「罪」與「罰」的關係，在人的內心裡能這麼地不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