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沙教室座談會 2019–0713 參考資料

經與史（序）

此時此刻，世界的命運正在跟時間賽跑。斯賓格勒世界屬於奧丁與熱力學第二定理。秩序註定歸於瓦解，鏽蝕終將戰勝刀劍。然而，這不是世界的全部。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存在了。文明的起源與復活無法在文明體系內部做出解釋，然而確實已經存在。例如：近代的基督教世界取代古典的希臘羅馬世界。基督教是兩希的果實、新世界的種子，終將化為參天大樹。小蟲看不到自己葉片之外的葉片，不一定知道身在樹中。衰老和死亡可以模擬和預見，生命與復活只能是純粹的神秘恩典。保存種子的努力能否成功，不在人力所及範圍之內。歷史是關於死亡的科學，必須在自己的邊界止步。

經與史（摘要）

絕對主義國家的浪潮從西班牙向全歐洲擴散。十六、十七世紀，西歐的中小型政治實體損失過半。未來似乎屬於官僚機構和常備軍支持的強大君主，然而英格蘭和荷蘭扭轉了潮流。在西北歐的新教國家，市民-資產階級和貴族結盟反對王權。在南歐的天主教國家，市民-資產階級和國王結盟反對貴族。前者以立憲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級君主制，後者以絕對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級君主制。優勢最初似乎在後者一方，因為她們能夠動員更大的財力和軍力；然而這種優勢正是她們在長期競爭中失敗的原因，因為資本主義和科技革命向歷史天平投下了至關緊要的砝碼。

資本從汲取能力強大的地方逃向私有財產安全的地方，思想從國家管制強大的地方逃向權力分散破碎的地方。十八世紀初葉，全世界的金融革命和科技革命幾乎全部集中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間的方寸之地。法蘭西的資本通過阿姆斯特丹的國債市場，武裝了皇家海軍的戰船，將法蘭西趕出印度。英格蘭征服歐洲，歐洲征服世界。這一切的起點都是：權力用自己的手坑害了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冷戰的女兒、二戰的孫女，正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女兒、一戰的孫女。先在的雙重約束決定了她的雙重外交。其一，通過朝鮮戰爭和金門危機確定東亞前線的冷戰外交。其二，通過中蘇同盟建立、通過中蘇論戰決裂的社會主義陣營外交。兩者的協調決定了五十年代的國內政策，兩者的衝突決定了六十年代的國內政策；憲法結構則是政策演變的產物。七十年代的馬基雅維利外交和北京-華盛頓機會主義聯盟結束了雙重外交，相應地預先決定了八十年代的國內政策和一切非務實派別的毀滅。一如既往，憲法結構仍然是政策演變的產物。冷戰的結束改變了世界體系的邊界條件，勢必啟動未來的演化。希臘悲劇告訴我們：如果你將自己的幸運當成自己的能力，將能力當成自己的美德，將厄運解釋為敵人的邪惡，否認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則；就會永遠喪失命運的青睞。命運之神是諸神當中最殘酷的，習慣用勝利誘惑盲目的凡人逾越不可逾越的界限，用凡人自己的手毀滅自己。拿破崙不知道自己是在為大英帝國的天命工作，因為驕妄就是凡人的本性。然而，人類能夠擺脫固有的驕妄嗎？驕妄是此岸世界的執達吏，落實世界法庭的裁決，借助表面的不公，履行公義的應許。凡人永遠無法理解自己的命運，因為他從來無法打破包裹自我的幻象。

遠東體系只是冷戰的副產品，美國秩序才是冷戰的長遠後果。美國的羅馬性有許多世俗理由，最重要的幾項不難列舉。文明季候和地緣形勢賦予她“最後一個民族”的性格和無限廣闊的空間，這是羅馬存在的基礎。當文明體系中心區的古老共同體為微小理由耗盡資源時，年輕的羅馬從容地壯大。當多國體系的遊戲接近尾聲時，她處在同時吸收文明資源和蠻族力量的最佳節點。她繼承了英格蘭的傳統和普通法的遺產，“財產和自由”（這種自由的意義不同於“信仰與自由”的自由）保證了資本主義和科技革命的地理中心位於美國。自從倫敦金融界雇傭蘇格蘭人和荷蘭人入侵自己的祖國以來，“財產和自由”擲下的骰子沒有一次落空。除了以色列和某些北歐國家，美國和全世界的技術鴻溝都在穩步擴大。在所有列強當中，她的國內統治成本最低。這意味著在危機時刻，她有最大份額的儲備力量可以動員。大多數小邦已經將自己的憲法體制和內外政策調整到羅馬秩序所需要的狀態，把對美院外遊說集團變成了本國最重要的機構。即使他們沒有這樣做，世界金融體系足以保證他們的資源用在美國認為合適、而非他們自己認為合適的地方。二戰時期的阿根廷就曾經處在這樣的地位。多國體系已經演變到這樣的地步：如果任何中等強國企圖挑戰羅馬秩序，就會首先遭到所有鄰邦的包圍攻擊。迦太基、馬其頓、安條克滅亡後，地中海世界就處在這樣的狀況。未經羅馬批准的單邊行動變成了一種罪行，法律上的獨立國家用事實和習慣強迫羅馬行使至高權力。

新羅馬繼承了三重遺產：羅馬的古典共和主義、英格蘭的傳統自由、新教徒的救世主義。最後一種元素是她最根本的驅動力量，給她的世界體系賦予了特殊的色彩。早在南北戰爭以前，美國的元老院和新教徒就產生了自己的天命觀。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體現於華盛頓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愛國主義原則，將合眾國變成亞該亞聯盟、埃托利亞聯盟和羅馬-義大利聯盟的現代版本。新教徒的天命論以選民的道德優勢和特殊責任為基礎，本質上蘊涵著宗教戰爭的設定。每一個凱撒身上都有十個馬略，每一個林肯身上都有十個克倫威爾。選民的共同體不僅有邊界，而且邊界比其他的共同體更難跨越；但他們負有普世的使命，以帝國主義為群眾性信仰的自然歸宿。清教徒的帝國主義格外理想主義，又格外殘酷。羅馬元老-哲人的帝國主義以優劣為基礎，歧視和奴役是寬容和放任的必要條件。以色列先知-戰士的帝國主義以善惡為基礎，公義和審判是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條件。美洲的羅馬人只需要建立有德性公民的共同體，統治沒有德性的外邦人。美洲的以色列人必須用自己的血洗自己的罪，背起救世主義的十字架。只有一種力量能夠跨越習俗和利益造成的德性差異，那就是如火如荼的信仰和犧牲。

在自由帝國的全球十字軍面前，各種“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麼。當今之世只有兩個共同體：十字軍戰士及其敵人。密西西比或卡羅萊納這樣的地方性共同體及其邊界只剩下歷史的珍玩價值，不比哈德良時代的雅典憲法重要多少。耶和華每一次戰勝來庫古，美國就向世界帝國的終結點靠近一步。任何人阻礙自由帝國的群眾大軍，相當於褻瀆神明的政治版。蘇聯的存在暫時遮蔽了萬國的視野，使她們忘記了查理二世從來不敢忘記的可怕真理：在信仰和救贖為出發點的武裝先知集團面前，以理性和功利為基礎的武裝先知集團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贗品。埃及變成“折斷的蘆葦”，以色列人是不會感到驚訝的。他們會說：歷史是神意計畫的一部分，羅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寫在經上。中國人如果不能理解這種信心，不妨對照一下儒生的讖學。在陳勝吳廣和李密竇建德完成了他們的清道夫工作以後，史官和學究就會振振有辭地總結關於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訓。當然，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二者的重大差異。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義和士大夫性質使他們只能凝聚社會的表淺部分，在猶太-基督教共同體決絕的信心和深入的組織面前不堪一擊。

蘇聯挑戰者利用舊世界的內部矛盾，成功地掃除了希臘世紀的殘餘，將世界送進了新羅馬的手中，消滅了自己合縱連橫的中間地帶。在沒有緩衝餘地的實力對抗中，她得到了自己德性和力量應有的結局。1989年結束了短暫的二十世紀，正如1914年結束了漫長的十九世紀。在國際體系存在（近代歐洲的歷史範式往往使人誤以為它是永恆的）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內，外交、聯盟和對抗產生於實力相近的大國或政治聯盟之間。實力不在同一數量級的弱小國家只能作為聯盟的一部分實施有效干預，或者根本不能實施有效干預。只有在迦太基滅亡到埃及滅亡、以及柏林牆倒塌至今這兩段時間內，國際體系呈現極為獨特的現象。第一：國際體系仍然存在，並未或尚未被帝國結構取代。羅馬之外的舊日列強完全解體，任何其他實體或新興實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可能達到實力相近的數量級。羅馬有能力僅僅依據國內和盟國的需要實施單邊行動。加強國內力量或締結反羅馬聯盟的努力會增加、而非減少失敗的危險，遠不如遊說和爭取羅馬政治家和選民政治集團更現實而有效。

在這種情況下，爭取“羅馬人民的朋友”資格變成了最大的國家利益。獲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諾，跟已經獲勝沒有實質性區別。爭取羅馬人民的不干涉承諾失敗，跟已經失敗沒有實質性區別。如果元老院宣佈帕加馬為羅馬的敵人；該國就會被鄰國和國內敵對政治勢力瓜分，因為這是唯一能增加權力而又不冒毀滅性風險的途徑。於是，羅馬世界的國際糾紛逐漸從屬於羅馬各黨派的鬥爭。政治習慣長期化，形成路徑依賴。最後，這個利益攸關者組成的多國共同體被公認為“羅馬帝國”；儘管從法律上講，“羅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眾會議，還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連羅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新羅馬再也沒有機會做一個瑞士式的地方性邦國了。奧古斯汀強調，歷史不是迴圈的過程。基督出生以前和殉道以後，路徑永遠不會重合。如果日本人詢問：為什麼蒙古征服者的屠戮可以淡入幸運的遺忘，他們卻不行；那麼原因絕不在於南京市民的苦難超過了巴格達市民的苦難，而在於皇軍不幸生在天命已定的時刻之後。如果俄羅斯人詢問：為什麼韃靼人的擄掠寫在水上，他們的罪惡卻要刻在磐石上；答案完全相同。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如果尚未終結，就要在這樣的世界上展開。

關於信仰的若干答問

我以前一直是不相信官方的歷史學說，但是我是相信啓蒙主義者勾畫的那種歷史學說，現在我發現這種歷史敘事當中仍然有著重大的缺陷或者說是重大的漏洞。如果按照他們的描繪的話，應該是近代以來隨著宗教勢力的退場，社會逐漸趨向進步，而這個進步的中心應該是在法國，主要是啓蒙者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各方面看到的情況就是，法國所代表的歐洲大陸和英美之間，社會發展出現了明顯的不同。在英美社會上我沒法注意不到，被稱為是進步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包括哪怕是像傑斐遜總統這樣的自然神論者，在社會上只是一小撮，非常少的一小撮，社會的基層仍然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數社會工作是由牧師和教區完成的。即使是知識分子當中，通常原先啓蒙者告訴我們，本來這些人應該是解除了基督教束縛的世俗人文主義者，但是在美國，一般人認為自由民主最先進最典範的國家，它實際上依靠的是愛德華茲牧師諸如此類的人，他們發揮的作用比傑斐遜總統這樣的人發揮的作用要大得多。

而在法國，大體上啓蒙者所描繪的路徑基本上是正確的，就是說，十八世紀以來，基督教的力量，至少在社會意義上是大大削弱了，國家通過官僚組織侵奪了中世紀教會所掌握的主要權力。同時尤其重要的是，教育原來也是教會所主辦的，現在產生了國家利用納稅人的錢建立世俗大學，世俗大學大量產生了世俗知識分子，世俗知識分子通過教育改革控制了最基礎的學校教育，掌握了塑造人類，特別是人類兒童心靈的重大權力。以前，我想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國家教育，義務教育，如果做不到才是錯誤的，但是我比較深入地瞭解西方歷史以後，才覺得這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大關口。在這以前，這些事情都是由教會主辦的。國家把兒童從教會手裡面奪到自己手裡面，並不是出於開明和進步的邏輯，而是為了掌握塑造新國民的權力，他們要把這些新國民塑造成忠於具體的世俗國家，比如忠於法蘭西和德意志，讓他們為國家去死，讓他們把政治看得比宗教還重要，例如法蘭西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是法蘭西國民，效忠於法蘭西，按照這種新的邏輯構建近代世界。最後，正是由於這種新的邏輯，世界大戰才會存在。

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前者都是進步，他們也不會提到這些事情和近代世界大戰和現代專制國家之間的立體聯繫。但你從許多蛛絲馬跡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引起的精神危機中，有很多保守派，比較傾向於保守的人士，像德國的黑塞這些人都發出的意見說是，之所以會發生這些事情，就是因為傳統的基督教信仰衰微了。基督教的共同體是普世的共同體，它要求人們通過愛基督愛全人類；而現在的教育，所謂進步，則要求人愛自己的國家，仇恨其他的人類。正是因為這樣，才在表面上極度的開明和進步之中，才會爆發世界大戰這場災難。而且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和英美仍然是有差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變化，主要是英國變得更接近於歐洲了。但是美國仍然有自己的傳統，可以說，美國直到現在仍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基督教國家，它的鈔票上仍然印著「我們信仰上帝」。而歐洲呢，通過福利制度和官僚體系進一步發展，變得益加世俗人文主義了。

我想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都會更喜歡歐洲或者歐盟那種世俗國家的模式，但是無可否認，無數蛛絲馬跡都向我們顯示，美國才是真正有活力的社會。而北約之所以能夠戰勝蘇聯，扭轉世界歷史發展趨勢，靠的還是雷根總統這樣的人。而雷根總統的精神力量，它並不是來自於我們開明知識分子所想像那樣，自由、憲政諸如此類的東西，他靠的不是別的，就是基督教信仰，而這些東西恰好就是我們知識分子企圖嘲笑和抹去的東西。如果我們啓蒙知識分子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雷根總統這些人所信仰的那些東西，恰好就是跟胡喬木和郭松民企圖讓中國兒童相信那些東西一樣的，都是開明和進步的障礙，都是我們這些啓蒙知識分子應該加以掃除的東西。所以他們的敘事體系一定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最後，我現在越來越傾向於這種假設就是：我們現在當作開明和進步的東西，與其說是真正開明和進步的東西，不如說是基督教文明在高度發展以後，產生出來的剩餘資產；而我們拿著這些剩餘資產實際上是發揮了，腐蝕和破壞原有這個產生文明資產的基本力量的作用；而這個文明資產的基本力量，過去和現在，仍然是基督教和基督教會，如果抽去了它的價值內核和組織內核的話，我們現在所知的西方文明不一定會存在。當然這不是確定性的結論，因為我的思想方法仍然是按蛋頭學究那種講論證的思想方法，所以按照這種思想方法，你不可能得出確定的結論，但是這肯定是一個具有高度蓋然性的學說。這個高度蓋然性的學說比我迄今為止，從出生到現在學習到的其他所有學說都肯定更接近於真理。

像社會組織這種東西，你可以把十九世紀以後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列寧主義政黨，看成是一個沒有上帝和基督的反面教會。它的組織形式，它的黨支部書記其實就是一個相當於教區牧師的角色，他隨時隨地，在牧師給你講聖經的禮拜天，支部書記也會召集他的黨員什麼的，學習馬克思的著作，講階級鬥爭，講工人團結的道理，諸如此類，然後他也是能夠提供養生送死的全方面服務的。

在這一點上，我發現了自由主義理論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因為以前我也算是廣義的自由主義者，這種理論等於說是要強調個人的獨立和尊嚴，一個人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不牽累任何社會組織。但實際上這樣製造出來的人在社會上是非常孤立無援的，也許極其有教養或者是有錢的人能夠維持，但是普遍的草根老百姓，如果處在這種狀態下，那結果是非常不安全的，他們應付不了意外事故的風險，甚至在死亡面前都沒人安慰他。如果不考慮其他的意識形態方面因素，僅僅考慮社會生存能力的話，那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假如是信仰了我原先認為是最合理的自由主義理論的話，那他過的生活將是極其孤立的；而相反，如果你是有團體的，無論你是計劃體制的工會團體，還是基督教的教區團體，還是伊斯蘭教的教會團體，那麼你在社會上生存，安全和有保障的程度都要大得多。

十九世紀進步知識分子曾經認為教會是過時的東西，資本主義是比較好的，世俗人文主義搞的新教育是比較好的，但是真的到共產主義來的時候，那些被認為是先進的、有錢的人、有知識的人、有學問的人、掌握有一切為世人所羨艷的東西的人，真的在布爾什維克面前就像雞蛋一樣脆弱，沒有幾年就化為烏有了；但是原本被很多有錢人和有知識的人瞧不起、認為是很土鱉很愚昧的教會，卻是始終打不倒壓不垮。最後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間，最強大最有效的力量仍然是像波蘭天主教會這樣的力量。

而在韓國這樣的威權主義政體當中，最有力的、最能保護社會的力量，仍然是它的教會。我原先想像不到，大多數人都會以為韓國本來是跟明清的中國社會結構比較接近的，是一個強大的儒家的宗族主義的社會，有一個專制國家和官僚體系，跟明清社會是差不多的，但是韓國民主化的過程和社會基督教化的過程緊密地摻雜在一起。

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台灣民族運動或獨立運動興起的過程，和台灣的長老會同樣是有分不清的關係。我再追溯這條歷史線索，也就可以發現，追溯到1945年以前，最初的傳教士，馬偕這些人在台灣登陸的時候，在中國殖民台灣時期被斬斷的這些種子在台灣又發芽了。而在現在呢，等於是最近這幾十年，社會環境稍微放寬了一點，可以說是社會資本有一定增加的傾向，而這些增加的社會組織當中，教會好像又是其中最迅速、最強大的組織。

美國是一個高度結社自由的國家，誰高興結社都可以結社，我知道有很多社會主義者都結成了類似的團體，想要搞新和諧村，搞社會主義實驗。但我看到的情況就是，他們沒有一個能夠維持到一、兩代人以上的。無論最終的原因是什麼，但事實擺在眼前：無神論者或者世俗主義者搞的結社是極其脆弱的，無論是在自然環境還是在社會環境下，都沒有什麼抗壓能力。而人類團體的前途，通常不是取決於你在最繁榮時刻的最佳表現，而是你在處於最糟糕時刻抵抗困難的手段。

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沒有宗教信仰的團體是短命和脆弱的。最後的歷史繼承人不是像計劃體制所說的那樣，是屬於無神論者；也不是像啓蒙主義者說的那樣，是屬於信仰自由、開明和進步的人；最終，它仍然要屬於有信仰的團體，只有有信仰的團體才能夠繼承世界。我能夠根據蛋頭學者都可以接受的那種能夠核實的證據，可以很有把握地推出上述結論。

讀史早知今日事

人類可以選擇的博弈策略子系統在數量上非常有限，大概不比圍棋高手掌握的基本佈局多，絕大多數策略只能對既有佈局做細節調整。這種上限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腦的神經認知結構本來就有上限，而且大多數人從來達不到上限。其二是單獨的策略發揮不了最佳效果，除非讓多重策略構成相互鎖定的子系統。配合良好的子系統遠遠少於單獨的策略，一旦拆散就會喪失效力。例如：有效的胃十二指腸切除術就這麼幾種，百年來沒有增加。你不能將第一種的胃切除方式和第二種的十二指腸切除方式配在一起，那樣會出人命的。鎖定的子系統只能完全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真正創新的手術方法少的可憐，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在細枝末節上迴圈調整。

在已知文明的歷史上，某些異常成功的子系統會不斷重複出現。例如征服者的軍事采邑制度，從黎明時代的近東開始，遍及所有文明體系，產生、滅亡和重生的次數多到難以計算。從蘇美爾、印度到希臘羅馬，以男性家長制為基礎的城邦共和國出現過多少次？從敘拉古、羅馬到魏瑪共和國，群眾煽動家的凱撒主義顛覆出現過多少次？歷史的劇本是非常單調的，變化只在花絮上；因為人類的演化行為模式當中，可持續的子系統本來就不多。如果你把生活和文學中的愛情故事加在一起，能夠總結出的基本模式怎麼也超不過兩位數吧。人類的博弈活動當中，愛情已經算比較複雜多變的類型。如果範圍縮小到外交策略或軍事制度之類子系統，可以選擇的餘地就更加狹小。

如前所述，子系統停止運作，只能在啟動前的節點，或者窮盡其內在可能性以後。在手術當中突然中斷操作，跟立刻自殺沒有什麼區別。所以你只要看到這樣的子系統運作已經越過不可回歸點，就能大致預測當事人的下場和故事的結局。“馬行在夾道內，我難以回馬”。當事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場，也只能飲鴆止渴，像定罪的死囚一樣一步一步走完註定的路線。許多重要人物，像小加圖和西塞羅、史可法和汪兆銘，早在決斷之前就深知自己和國家在決斷以後的結局，然而仍然別無選擇。1848年，教皇庇護推行自由主義改革，羅馬群眾感激淋漓，清流名士高呼咸與維新，唯有一位老婦人歎道：我看過路易十六宣佈立憲時歡呼。果然，群眾的愛戴是脆弱的。激進派迅速摧毀了清流自由派和朝廷改革派的共識，而保守派的反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教皇很快就像路易十六一樣化裝逃亡，帶領外國軍隊消滅羅馬共和國。劇本是一模一樣的劇本，只有兩點細節差異：教皇的運氣較好，沒有在半路上遭到攔截；小小的羅馬共和國沒有產生一個拿破崙式的名將，掙扎的時間比較短。從策略判斷的角度看，細節差異不是很重要。

所謂“讀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這種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這種事並不像想像中那麼難，陳寅恪明顯就有這種能力。“唐（國府）亡於黃巢（內戰），禍基於桂林（滿蒙危機和中日戰爭）”，就是講這種格局的相似性。“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需要注釋嗎？宋徽宗聯金滅遼的佈局和蔣介石聯俄抗日的佈局有區別嗎？章太炎、蔣廷黼、胡適和汪兆銘早在開戰前就已經知道下場是什麼，後三人都警告過蔣介石，但蔣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數量也是屈指可數吧。

以前“牛津會議”的時候，我嘲笑過：共同底線就是大家一起破壞的底線。這種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並無新奇。秦暉所說的共同底線就是英國人在二戰以後所謂的共識政治，左右雙方的中道溫和派都會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極端派。然而，這種情況只有在共同體高度成熟以後才會出現。共同體邊界的劃定是極其殘酷的過程，以致於人們寧願忘記它的存在。在邊界劃定以前，左與右、溫和與激進的差別沒有意義。認同政治的邏輯完全不同於共同體內部的共識政治，勝利屬於邊界最清晰（也就是認同最強）的一方。態度溫和還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內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歷史遺留了大量的認同分裂，比利益和觀念分歧更有潛在的破壞性。沒有這樣或那樣的撕裂，健全的共同體根本不會存在，歷史上的共同體都是通過撕裂或消滅建立的。熱愛蝴蝶、厭惡毛蟲是人之常情，歐盟時代的英格蘭確實比克倫威爾時代更舒適，問題在於我們根本就沒有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我有一種預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認同政治的歷史影響將會淩駕於共識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給讀者提供認知訓練，就是為了讓他們在即將來臨的決斷時刻正確判斷形勢。換句話說，我之所以要分析歷史上的轉捩點，是在為將來的轉捩點做準備，而非任何考據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機會千金難買；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機者必定後悔莫及。古老的史學在博雅教育中佔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為紳士和士大夫階級提供這樣的認知訓練。至於平民百姓，他們不需要知道這些。現代史學的無產化就是因為喪失了這種核心訓練，才會淪為堆砌散亂材料的無用之學。沒有經過博雅教育的學術無產階級和國家計委合作產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獨不能增進公眾的理解力。公眾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經驗，反倒是較為明智的選擇。用最極端的例子說：如果二十世紀的德國人像他們十六世紀的祖先一樣缺乏知識，主要依靠經驗辦事，他們反倒不會追隨希特勒。

劉仲敬：如果我是小英總統

人的命運和歷史的軌跡非常相似，短暫的節點和長期的穩定交替出現。老百姓誰都希望生活在穩定期，但領導人就不一樣了。太平時代的領導人，取德先於取才。決斷時刻的領導人，必須德才兼備。張伯倫若在19世紀的太平盛世，不會比索爾茲伯裏更差，可惜生不逢時，誤國有甚於權奸。華盛頓和林肯之間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隆納．雷根之間的美國總統都不需要特殊的決斷能力，只要蕭規曹隨，珍惜國家元氣和民力民氣，在自己的崗位上提高服務品質就足夠了。領導人在可以因循的時候濫施決斷，同樣禍國殃民。所以領導人的第一要務就是准確判斷本國的民情和世界的格局，認清自己的地位和使命。

後藤新平啟動台灣的近代化以後，真正的節點也是寥寥可數。第一個節點始於第2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終於朝鮮戰爭的結束。國軍入台、228事件、白色恐怖、大移民、威權體制的確立都是這次節點決斷的產物，此後的30年只能一點一滴地修改。第2個節點始於上世紀80年代，終於90年代。台灣民間社會經過30年的成長，終於強大到足以產生精英集團的地步。冷戰的結束取消了威權體制存在的理由，蘇聯的解體刺激了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解嚴、野百合運動、憲法改革和總統直選都是這次節點決斷的產物，參與者和見證者塑造了今天的台灣社會。亞細亞的孤兒終於走出了曆史的夢魘，贏得了掌握自身命運的資格，然而成年人的世界是殘酷的，沒有不付任何代價的選擇。

啟動和結束冷戰的兩個節點造成了遠東安全體系的分裂，將台灣置於敏感和微妙的地位。朝鮮戰爭和金門危機畫定的遠東冷戰邊界一度變得模糊，隨著中國的挑戰性外交，又重新明朗起來。今天，亞太集體安全體系和CPTPP都已經處在呼之欲出的地步。同時，台灣模糊的本土意識逐漸演化為明確的共同體建構。

2015–2016年之間的政治生態調整已經給小英總統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把自己的任期變成新的節點，穩定今後數十年的格局。如果她將決斷推給更加遙遠的未來，反而會給近期的未來增加大量的變數。所以無論從台灣國內還是國際因素考慮，未來5到10年都是決定長期走向的關鍵時刻。小英總統只要奠定了台灣在亞太安全體系和CPTPP當中的位置，時間和路徑的磨合就足以解決大部分細節問題。

台灣的安全需求和經濟需求，在上述的框架內就能實現；台灣的名分問題，有賴於中國問題的解決。20世紀和21世紀的中國問題，酷似19世紀和20世紀的德國問題。兩者都繼承了前現代多元帝國的結構，因此在近代國際體系和民族國家建構的潮流當中，遭遇了無法克服的障礙。

民族國家要求精英和群衆的縱向整合，建立自我治理的小共同體；通過精英的橫向隔離，建構國際關系。帝國要求各地精英的橫向整合，將國際關系變成朝貢體系；通過精英和群衆的縱向隔離，降低共識成本。兩條路線不可能同時成功，無論如何選擇都必須犧牲另一條。德國只要堅持恢複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就只能承認希特勒的正當性，因為除了武斷統治以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阻止帝國的解體。中國在其短暫的憲政實驗中，連粵人和吳人的鬥爭都無法解決，一旦涉及內亞和列強，戰爭就不可避免。中國以後如果走上民主的道路，重蹈覆轍也是意料中事。

特朗普時代的臺灣問題

實用主義者不是不講道德的人，而是相信抽象原理解決不了具體問題的人。他們有良好的現實感，能夠利用個別優勢。特朗普知道美國是強者，個別交涉總是強者佔優，如果變成集體談判或普遍原則，強者的優勢就會縮小。這就是他反對普世主義、北約或TPP的真實意義。一個商人肯定認為，這些做法都是毫無必要滴縮小了自己本來可以獲得的利益。

北京一直堅持，跟菲律賓雙邊談判，只是做不到而已。日本在三十年代，堅持跟蔣介石雙邊談判。美國在這兩次糾紛當中，都堅持多邊協調的原則，意思是美國本身並不想要什麼，只是覺得強者欺負弱者不能過分。

美國自己如果堅持對所有人都雙邊談判，不搞集體談判，不講普世價值抽象原理，美國能占多少利益，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占，就像特朗普自己只要不犯法，能避稅就要盡量少交一樣，世界會變成怎樣呢？

全世界的黃金，都會流入羅馬。羅馬最窮的人只要還能打仗，都可以對外國君主頤指氣使了。這就是特朗普理想當中的美國外交，而且是可以實現的。

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仁慈的秩序輸出者。任何人否認這一點，你都可以不動大腦地將他們歸入瘋子、騙子和傻子當中的某一類。

你如果按照特朗普自己做生意和繳稅的同樣標準衡量國際關係，就只能承認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把應該占到的便宜佔盡。如果總統僅僅是生意人，這種做法就是對股東不負責任。

美國之所以不是特朗普理想的樣子，歸根結底還是基督教傳統和威爾遜主義的強烈道德感還在發揮作用。特朗普的理想只要打折扣實現一小部份，就足夠用全世界的貢賦把每一個美國失業者包養起來。

台灣問題不是特朗普能完全按個人意見處理的地方，因為親台灣集團的勢力按馬基雅維利標準看，比台灣本身要大。這個集團繼承了冷戰爆發時，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受挫感和受騙感。這個集團已經擁有世界上值得追求的一切，不缺乏任何物質的東西，除了畏懼上帝，在世界上也沒有任何恐懼的對象，所以價值觀層面的自我滿足，對他們非常重要。歐亞大陸上所有的政治集團，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即使大英帝國在其全盛時期，都無法消除無敵艦隊的記憶，四處搜索任何看上去有點像拿破崙種子的敵人。

特朗普不想得罪他們，是很明顯的。他大嘴出名，人人都不敢罵的對象，都讓他罵完了，唯一一次說對不起，就是因為幾句黃色笑話，讓基督教保守派不高興了。如果反感的主體是其他什麼人，他多半會照例反唇相譏的。這種親疏有別的本能反應，就是共同體邊界最好證明。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叫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任何政治家犯下以疏間親的錯誤，都會付出慘痛代價。

在否決政治的格局下，除非台灣的外交過分低能，院外活動集團又全是匪諜，這個集團僅僅為了讓自己心裡舒服，就能阻止台灣政策的任何改變，至少拖延是不成問題的。

特朗普不是卡特或杜魯門，會因為盟友獨裁腐敗，為了抽象原則而出賣他們。他如果得不到足夠的紅利，不會白給別人什麼東西。世界上有什麼利益足以補償麥凱恩這種人所屬的選民呢？可以預見的未來好像沒有。任何一方如果僅僅依靠地下活動，是改變不了基本盤的。也就是說，北京不可能從美國手中買下臺灣；只能在打敗美國的情況下，得到台灣。北京如果正確判斷形勢，就不會有戰爭；如果錯誤判斷形勢，共產黨和台灣可能同歸於盡，但台灣可能像比利時一樣重建，共產黨卻不能。

在最後這種情況，我設計的諸夏就會變成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我會賭贏知識份子所能贏得的最大賭注。但是對台灣來說，最佳方案顯然是拖。

特朗普的外交承諾可能變成政治籌碼，用來交換其他利益，但他的內政承諾不是，他必須奪回美國中下階級在全球化當中失去的東西。這些東西落到誰手裡了？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手中。民主黨希望全球化改造中國，結果卻為了奴隸勞動犧牲了自由勞動。TPP是亡羊補牢，但美國選民已經決定不給民主黨自己改正錯誤的機會。這個可怕的教訓，註定會懸在今後二十年的任何政治家頭上。

特朗普要保護他的基本選民，就必然會讓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破產，具體方法是關稅還是其他什麼，並不重要。生意人不像知識份子或教士那樣在乎手段，只要目標達到就好。北京有能力發動戰爭的時間，比特朗普可能的任期更短，所以為台灣考慮，拖過四五年，中國就不會再有支持戰爭的財力和人口結構了。

迅速攤牌，台灣雖然最後還是在勝利者一方，但增加了不必要的損失，不是最佳策略。當然無論其他情況如何，站在失敗者一方的策略，永遠都是最差策略。誰選擇了這種策略，是一目了然的。

台灣之命運

2015–2016之間，台灣的政治生態面臨重大調整的可能。如何利用或引導暗流和伏脈，足以影響主要政治勢力、乃至台灣本身在今後幾十年的路徑。

2014的地方選舉是國民黨的失敗，但並不一定是民進黨的勝利，只是製造了一個有利於民進黨勝利的機會。國民黨喪失人心的跡象極為明顯，而民進黨對民情和國際形勢的反應也相當遲鈍，只是比更加僵化的國民黨略勝一籌而已。2014年的勝利毋寧說是台灣民族的護國戰爭，缺少領袖的台灣人民強迫民進黨事後充當領袖，拖著他們的領袖拯救了他們的命運方舟。與此同時，缺少傳統政黨形態的第三勢力小團體開始積蓄政治資本。流俗的意見認為，蔡英文躺著也能贏得2016。其實，民進黨的前途面臨重大挑戰。如果你的勝利主要依靠敵人的弱點，就說明最大的困難還在以後。失敗的國民黨人揚言：民進黨一旦上臺，就會像他們一樣曖昧。如果民進黨應驗了他們的預言，使選民覺得他們只是一個褪色版的國民黨，就會發生對民進黨和台灣都是最危險的前景。第三勢力反對民進黨，分割起選票，使國民黨捲土重來。民進黨在自我定位上達不成共識，試圖用曖昧的語言遊戲敷衍人民，失去了引導第三勢力和民間團體的道德威望，導致台灣政治生態香港化，眾多相互爭執的泛民小黨比兩大黨更加脆弱，更難抵抗滲透和顛覆，在潛在的同盟者眼中喪失了大部分利用價值。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如果民進黨重視同盟者超過基本教義支持者，特別容易促使這種危險實現，反而特別可能因此同時失去同盟者和支持者。

因此，如果有人建議：民進黨應該效法成熟民主國家的共識政治，壓制基本教義支持者，爭取中間道路騎牆派選民，依據北京華盛頓共管的原則處理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換言之，實現一個沒有馬英九的馬英九政府。他實際上是在毀滅民進黨和台灣的未來。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台灣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繈褓中的嬰兒，躺在粗心大意的護士和處心積慮的惡狼之間。適用於成熟共同體的政治法則，對台灣異常有害。這些共同體早已度過了生死未卜的危險視窗期，而台灣尚未完全度過這段時間。台灣的政黨政治仍然屬於塑造共同體的生死鬥爭，不是共同體內部的俱樂部鬥爭。在成熟共同體的共識政治中，根本問題是政策。在塑造共同體的鬥爭時期，根本問題是認同。台灣不是今天的歐盟，而是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二十世紀的波蘭和今天的烏克蘭。怎樣的政策調整能夠讓北美的保王黨人滿意呢？除非美國不復存在。怎樣的政策調整能讓頓巴斯的哥薩克人滿意呢？除非烏克蘭重新變成小俄羅斯。美國的國本之所以能夠穩固，就在於佔精英人口三分之一的保王黨逃亡加拿大。波蘭民族之所以沒有從世界歷史上抹去，就在於號稱自由聯盟的親俄派大貴族逃亡聖彼得堡。這些大貴族反對波蘭獨立的理由酷似馬英九支持服貿的理由，夢想獲得沙皇的特殊政策和歐亞內陸的廣大市場，把獨立的波蘭視為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反動。烏克蘭原本是東歐比較富裕的國家，因為認同和路線的分歧而搖擺不定，結果在鄰國已經接近歐洲水準的十幾年後仍然跟前蘇聯時代一樣貧困，最終導致了今天的戰爭。如果台灣在太平洋路線和亞洲大陸路線之間長期搖擺不定，並非不可能落到某種類似烏克蘭的下場。大黨的義務就是將路線和方向放在具體利益之上，否則很快就會喪失引導國民的資格，淪為仰人鼻息的分贓小團體。絕大多數民族共同體都誕生於認同和路線的邊界分割，因為共同體的定義就是邊界。劃定邊界的過程通常是殘酷的，以致於大多數成熟民族都寧願忘記這段歷史。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即使美國這樣得天獨厚的共同體，都必須迫使保王黨人在歸化和流亡之間做出選擇。

民主國家的簡單常識是：拒絕認同的政黨如果長期佔據國會四分之一以上議席，不可能不幹擾民主的正常運作。國本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對國民的幸福和前途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由於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民主鬥爭同構，認同鬥爭也就偽裝成了政黨政治。作為過渡時期的策略，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過渡時期的特點就是不進則退。人民總是厭惡隨波逐流，缺乏方向感的領導人。曖昧者失去未來，這是一定的。今天的形勢已經給了民進黨巨大的機會，可以結束不健康的偽兩黨制，開闢沒有認同錯亂的真正民主政黨政治。這種政治有兩種最為有利的形式。其一：民進黨轉型為審慎型綠色大黨。台聯或其他小黨吸收第三勢力和民間團體，形成理想型綠色大黨。國民黨親民黨化。兩大政黨分別吸收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元素，逐漸發展為波蘭式的兩黨政治：保守民族主義黨和自由民族主義黨輪流執政。其二：民進黨扮演以色列建國初期的工黨角色，周圍環繞大批沒有能力單獨執政的小黨。小黨由第三勢力、民間組織和泡沫化的國民黨組成。在這兩種情況下，台灣的國本將會堅如磐石。國家安全、民主權利和太平洋願景結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發揮相互支持的作用。這樣的未來需要民進黨的遠見和審慎、台灣人民的勇氣和德性、國民黨和北京的自我毀滅性。在這三者當中，最後一項幾乎肯定會成為現實。前兩項則有賴於當事者的決斷。

國民黨的問題並不僅僅是認同錯亂，她選擇的路線本身就是絕路。她在南京執政的短期內，迅速將自己引向毀滅，一點都不是偶然的。數千年來，亞洲內地一直是血腥殺戮的現場。任何深陷其中的政權都將面臨選擇：或者用最野蠻的手段維持統治，或者滅亡。即使沒有共產黨存在，這一基本格局仍然無法改變。即使沒有美國日本和自由世界，朝鮮越南這樣外邦至少也得以逃避改朝換代的大屠殺，保存了在中原早已滅絕的明朝以前居民後裔。國民黨的特洛伊木馬工作也許能破壞台灣，但怎麼也輓救不了自己。路線的失敗就是最根本的失敗，國民黨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她在兩條路線之間搖擺不定，而兩條路線共同的特點都是越走越窄。第一條路線就是依靠北京的支持，用戰爭恐嚇自己本應效忠和保護的人民，越來越像香港地下黨。第二條路線就是趕末班車，依靠地方派系向淺綠發展，多半會導致國民黨的分裂。

北京政治核心的認知圖景包括兩種關鍵元素：中國革命史敘事和大國復興敘事，兩者相互構成對方的合法性基礎。前者是弱者（中國共產黨）依靠高明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征服其前任盟友和保護人的故事（我兔腹黑，星辰大海）。弱者首先要取得強者的保護，但不能誠實地忠於強者，而要在表面忠誠的掩飾下，尋找強者的弱點和敵人，利用保護人的敵人攻擊保護人的弱點，再利用雙方兩敗俱傷的機會，推翻或取代原先的保護人。從北京的角度看，國民黨、蘇聯和美國相繼扮演了愚蠢的保護人角色。他們首先以國民黨附屬勢力的身份，爭取到生存的權利；然後利用國民黨的弱點和日本對國民黨的進攻，在蘇聯的保護下取代了國民黨。他們仍然以蘇聯附屬勢力的身份，依靠在朝鮮戰場和其他地方為蘇聯服務，爭取了獨立政治實體的身份；然後利用蘇聯的弱點和蘇美鬥爭，在尼克森和雷根的保護下推翻了蘇聯的霸權，盡力將蘇聯勢力從第三世界驅逐出去，直到蘇聯解體。他們最後以美國合作者的身份，以免費搭車方式分享反恐戰爭和世界貿易的利益，用韜光養晦掩護了大國崛起的戰略；同時以機會主義的方式聯絡美國敵人，即使這些勢力同時也是中國的敵人，例如2001的石原慎太郎和塔利班，當然還有失敗的俄羅斯，希望這些勢力的反美活動能夠給自己提供更多的機會，修改近代以來一直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從北京的角度看，九一一事件、克裡米亞戰爭和伊斯蘭國都有效地發揮了牽制美國的作用。這種策略極其有效，將中國共產黨由沒有寸地尺天的小團體變成了割據一方的諸侯，再變成東亞大陸的統治者，如今又要變成平行世界體系的創造者。

只有至高無上的目標才能為這些馬基雅維利的手段辯護，大國復興敘事構成了這種目標。這種神話宣稱：西方勢力在十九世紀深入東亞以前，遠東的文明或天下體系曾經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中心的近代世界奪走了中國應有的地位，其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侮辱和傷害。遠東文明即使沒有引進西方的因素，同樣有能力自己實現近代化。天下體系體現了家長制的溫情主義，比利益本位的西方國際體系優越。中國負有改造國際體系的天然使命，只是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韜光養晦。實力一旦充足，大國崛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大國崛起的目標是恢復天下體系，其標誌就是周邊小國的臣服和絲綢之路的復興。因此復興的中國必然會在內亞和太平洋推行擴張性政策，即使一切形勢都對她不利。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馬基雅維利能力才能實現天下體系的復活，其他勢力或原則都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國只能由中國共產黨統治。因此大國崛起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正當性和統治合法性的最終驗證，放棄無異於承認自己不僅無權統治中國，而且為篡位犯下了各種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這種認知圖景是無法改變的，未來的悲劇就是無法避免的，不到資源枯竭迫使她修改認知圖景，鬥爭就不可能結束。在此期間，任何低於徹底投降的任何局部妥協都不可能誘使北京放棄顛覆和滲透。所以對於台灣而言，最能強化共同體認同的政策反倒是最明智的（以上兩段，同見《內亞的三重面向》）。

小淵惠三時代，自民黨曾經策劃冷戰後的政黨格局演變，希望結束保守黨和社會黨對抗的局面，代之以兩大保守政黨對抗的局面。經過小泉和安倍，這種設想基本實現。目前民進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戰略。以下幾項政策是值得考慮的。國民黨長期掌握基層政權，與其並不正當的灰色資金流關係密切。2016以後的民進黨政府如果錯過了清算黑金的大好機會，就是對未來不負責任。

黨產和腐敗問題不僅僅是轉型正義的問題，關鍵在於非清算不足以重建基層政治結構，非重建不足以穩定國本。台灣軍隊的現狀不大適合她的長遠安全需要，高級將領太多而中級軍官不夠多。好的軍隊應該有優秀和大量的中級軍官和士官生，足以為一支比正常情況大十倍的軍隊提供指揮官。高級將領人數多而在職久，對良好的指揮系統並不有利。未來十年幾乎肯定是美日聯盟軍事部署調整的時代，有必要及時加入軍事單位之間的磨合。

共同體團結需要將以色列使命（出埃及）、命運方舟和太平洋願景結合起來，給人民提供認同和方向。台灣的地緣和經濟形勢都最適合兩個世界的樞紐。一方是美日和技術來源，一方是印度南洋和勞動力來源。隨著北京的人口老化和挑戰政策，高速增長區肯定會移向印度和南洋。CPTPP完善後，世貿組織將會邊緣化。台灣把握這兩大調整，就能奠定數十年的基本路徑。芬蘭過度依賴容易到手的蘇聯市場，結果在1990年代損失慘重，有必要未雨綢繆，防範類似的損失。

日本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瞭解東亞，台灣附近水道的安全尤其是日本命運所系。就亞洲大陸霸權國家造成的潛在不穩定局勢而言，日本和台灣有最多的共同利益。美國維護亞洲太平洋的平衡，不允許大陸強權改變均勢，是她的利益所在和長期政策，台灣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因此台灣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共同體塑造的關鍵問題上，完全可以先發制人，製造既成事實。如果必要，甚至可以訴諸美國選民的宗教和道德直覺，抵制少數專家和官員的現實政治。從過去幾十年的經驗看，台灣在這些手段上不是失之過度大膽，而是失之過度謹慎，錯過了許多維護國際地位的機會。

韓國和以色列在類似的情況下，比台灣更善於利用美國的基本佈局。所以無論從台灣國內還是國際因素考慮，未來五到十年都是決定長期走向的關鍵時刻。民進黨如果僅僅以尋常政黨輪替的觀念考慮問題，就會辜負難得的歷史機遇。

大蜀民國的第一個七年

台灣愛國者得準備在2025年左右打一場烏克蘭式戰爭，在各地部署右區和哈加納，在海外部署芬蘭獵兵團，把爭取吃瓜群眾的輿論導向放在一邊。地方選舉的選民不會重視外交和安全問題，還會覺得濫用站隊學是令人厭惡的綁架，所以對民族建構意義不大，但對匪諜操作意義重大。儘管匪諜只能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搖擺票負責，但白區黨必然以此作為爭取經費的成功理由，但由於貴匪沒有可以持續的金流，必然無法長期培養利用，而是會在瓦房店週期完成以前，要求受惠者變現承諾，造成類似1957年反右的局面，聊與漢皇曾戲約，哪知唐殿便要盟，粉紅色知識份子以為用幾句捧場的空話，就換到了北洋軍閥和蔣介石都給不起的政協地位，然後發現天下沒有免費午餐，貴匪的索取也是袁世凱和蔣介石無法比擬的。這時，衝突必然會爆發。

主權者是敢於使用武力的有組織集團，外圍選民只是搭便車，其享有同等權利的默示前提是科普特式的，即費拉基督教會的人口只會投票支持能打的穆斯林集團，因為他們不能打不想打，如果投票方向錯誤，就會發生馬來華人曾經遇見的事情。台灣民族主義必須有一個能流血的菁英階級，而不是僅僅具備能做社會運動的菁英階級，才能完成任務。這個菁英階級是戰爭造成的，而不是戰爭之前就存在的。以色列本來是白左建立的，僅僅以一票多數決定建國，現在之所以變成意淫替代戰爭的費拉右派崇拜對象，都是形勢逼成的。

民族建構九成五以上是需要戰爭的，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逃不了這一關，除非你根本沒有開始。窩老人家出於愛護台灣，盡可能設想國民黨緩慢消失的平穩過渡，但國民黨或者不如說台灣的大批吃瓜群眾，希望既不用背叛美國又不用放棄中國主義，就會以其曖昧而引起戰爭，時間是貴匪資源衰退到無法支持北洋艦隊的時間點稍前。

和平自古以來只有在站隊非常明確，而是當權派具有壓倒優勢的情況下存在。站隊越模糊越容易導致戰爭，邊界越模糊戰爭越殘酷。戰爭導致戲劇性的洗牌，只有在戰爭中旗幟鮮明而且獲勝的派系才有未來。戰爭以後相互鬥爭的各黨派都來自這個派系的不同分支，未能參戰和失敗的派系都會斷子絕孫。目前年齡在二十多歲的優等生，要明白自己將來很可能會死在頓巴斯式戰爭的戰場上。戰爭像男人上床能不能硬起來一樣，事先不可預測，理論毫無用處。戰爭勝利者需要的素質，每一樣都跟知識份子和宣傳工作者相反。

民主自古以來就是建立在持戈武士在部落會議上碰撞武器的聲音大小比賽，現在也是建立在全民兵役的基礎上。右派的法理基礎無不來源於封建騎士對烏合之眾的蔑視，財產權只是封建權利的一個側面。左派的法理依據無不來源於軍事兄弟會對費拉大軍的蔑視，福利主義只是蠻族征服者瓜分費拉大君宮廷財寶或費拉農民貢賦的公平分配方式。

這個對敝國反而有利，實際上對大蜀民國最不利的局面是，貴匪突然放棄內亞，在明國基礎上保境安民，內部壓力急遽下降，一切都會好辦起來。台灣是貴匪一個不斷流血的傷口，越是有捨不得放棄的理由，血就流得越多越快。衝突爆發以後，大蜀民國就有機會在淪陷區製造新一輪歷史先例了。敝國是無論如何都得流血的，香港也屬於這種類型。

台灣之命運2018

民進黨應該堅持親美外交路線，站在自由民主陣營一邊，不能奉行「中立主義」，當騎牆派。親美外交路線與追求台支長遠的睦鄰關係是不矛盾的，堅實的台美關係才是台灣安全的保障，也是改善兩岸關係的必要條件。

中華民國在台灣只是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類似阿根廷聯邦在烏拉圭東岸，不可能無限期維持現狀。主權即排他性殺人權。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建立在中華民國屠殺日本殖民地居民的政治資本上。民主轉型意味著殺人和被殺雙方重新聯合組成主權者團體，繼承排他性殺人權。列寧主義組織和黨產的清算，是新主權者取代舊主權者的必要步驟，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下組織和顛覆資金以大大超過原有黨國和黨產殘餘組織的規模介入主權者團體內部事務，台灣的民主轉型不僅被推回原點，而且即將被推向1948年的布拉格和赫爾辛基。

民進黨的敘事像貝奈斯總統一樣，建立在蘇聯不會干涉捷克和芬蘭內政的基礎上，將本國的共產黨代理人視為主權者團體內部的眾多政黨之一，直接導致了捷克的淪陷。芬蘭的地緣處境本來比捷克更糟，但由於兩次戰爭的博弈記憶，相對於捷克立場都選擇投降和搭便車的博弈記憶，導致芬蘭聯合政府斷然驅逐共產黨，而史達林不肯支付第三次成本。

民進黨的博弈策略建立在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的基礎上，目前已經破產。人類團體的行為預期，都是根據歷史博弈記憶形成的。貝奈斯策略建立在敵強我弱，假裝敵人是朋友，希望敵人會真正像朋友一樣行動，以避免不必要損失的基礎上。芬蘭策略建立在必須翻牌比大小，讓雙方根據真實成本，重新評估下一步的基礎上。歷史路徑積分證明凡是涉及共產黨的博弈，怕事的結果一定會多事。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敘事企圖建構的主權者共同體已經進入倒計時。

未來的主權者邊界，註定只能用羅慕路斯時刻的站隊來決定，要麼是一個反共反華的福摩薩國或像德國一樣重新統一的日本，要麼就是盟軍出於安全考量必須軍事管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萊茵佔領區。

蔡英文並沒有做錯什麼，她的班底其實也就是民進黨需要的技術和慣例人才。轉型正義的步驟都是有歷史先例的，而且也是各方當時所能接受的平衡點。這裡面的問題比臺灣大得多，只是臺灣首當其衝而已。冷戰的結束漏掉了中國，這是根本的問題，允許中國像俄羅斯和東歐一樣獲得正常國家的身份，是偷懶的表現，需要以後十幾年補課的。轉型正義的方案是東歐模式，只能適用於鬥爭結束後。臺灣的鬥爭本來已經結束，但由於中國插入，兩次退回原點，有一種種桑長江邊的感覺。這種折騰就是科學家的小鼠實驗，最後會使小鼠陷入麻木呆鈍聽天由命狀態。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人宿命論和麻木不仁逆來順受，其實就是類似的刺激回饋機制造成的，強大專制主義之下沒有分散壓力的中間團體，底層民眾直接面對跟不可抗力似乎沒有區別的國家掠奪者，發現辛苦工作的成績一次又一次因為看不見的力量而歸零，仿佛一切聽天由命反而成了最佳博弈策略。其實西方的底層也是這樣，但貴族和資產階級沒有無力感和徒勞感，是他們塑造了西方的主流文化。

你不能假裝生活在別處，適用於問題解決以後的策略，用在問題解決以前是不行的。具體到臺灣，就是一個比利時和烏克蘭的問題，橫豎不會有安靜日子，無非是讓侵略者從一個方向掃一次，還是讓侵略者和盟軍從兩個方向掃兩次的問題。中國的統戰是戰爭能力不足的結果，從中國方面看其實是失敗，從中國內部的角度講，拖時間是越拖越糟了。目前的統戰策略也是節節敗退的結果，退到以避免談政治，努力搞好民生為主打，也就是說求維持現狀而不可得，在李登輝時代和陳水扁時代都是不可想像的。而且，連這種統戰策略都持續不了，因為它是白區黨制定的，比較適合臺灣的實際政治生態，但跟習近平的路線有矛盾，無法堅持下去，但他們必須努力維持中或最贏的形象，否則內部會更亂。輿論能夠影響的，一般是週邊，所謂風行草偃。穩定的核心總是少數人，核心的政治素質在關鍵時刻起關鍵作用。大多數波蘭人在1914年，都分別參加了德奧俄三國的軍隊，獨派是美國和法國的一小撮，一點都沒有影響後來的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臺灣需要一個右派的選舉型獨黨，吸收本土的保守選民，讓他們在對民進黨不滿的時候，選票有地方可去。這樣比改造民進黨或強迫蔡英文改變路線好，因為沒有任何政黨能夠覆蓋所有光譜，把自己搞成和稀泥大聯盟，毫無意義，而且所有人的性格和特長都有歷史依賴性和路徑依賴性，強迫他們去做不符合習慣的事情，他們就不再能幹了。現在的較好策略是將家庭主婦式的地方政務跟國本問題分開，在明年的公投中重新塑造一下陣營，然後順勢成立保守派台獨党，這個黨不以十四年內爭取位置為目標，而以關鍵時刻起刹車作用和否決作用為基本配置。這是比較次要的策略。

比較主要的策略是，在各地基層社區，成立類似印尼伊斯蘭教師聯合會、滿洲國勤勞奉世隊的民兵組織，吸收士官生和在鄉退伍軍人，戰鬥力無需甚強，但要維持日常的聯繫和訓練，平時做一些童子軍、救世軍的社會福利活動，維持密切的鄉親關係，準備在關鍵時刻發揮否決作用。根據凡事從最壞處打算的原則，最困難的關鍵時刻可以假定為：2020和2024年都選出了亞努科維奇，或者某些重要高級將領做帶路党，在安全防線上打開了重要缺口時，能夠控制地方治安兩個星期以上。這是最危險的情況，不會比這更嚴重了。比利時和納粹那種正規戰爭反倒沒有什麼問題，美國和日本會料理的。

做到這兩點，就沒有什麼問題，把帳單留給習近平，讓中國慢慢消耗殆盡就足夠了。中國混亂時期至少幾十年，足夠製造蒙古了。

蔡英文政府在餘下的任期內，只有一件事值得壓迫他們去做，就是利用國會優勢和外交特權，推動麥卡錫主義的安全審查，配合美國嚴查中國的技術盜竊和顛覆性黑金流。這事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歷史性的和註定萎縮的黨產，而且是臺灣贏得美國信任的必需。冷戰文化以美國需要的名義推行，是希望自身保持或取得主流地位的大黨難以公開反對的。這一點從消滅中國的角度講，其實不是必需，但從愛護臺灣的角度講，就有一定的重要性。

從消滅中國的角度講，形勢前所未有地好。習近平已經走得太遠，無法回頭了，由此造成的消耗，是註定要導致中國社會崩潰和幾億人死亡的。從長期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建構已經失敗了。2050年以後的東亞居民由於自身遭遇的殘酷，會恨屋及烏地討厭中國這個名詞的。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釋放諸夏概念，就是為了搶佔必然出現的災後建構市場。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比利時和烏克蘭這樣可上可下的邊緣地帶要注意站隊正確。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犧牲大小的問題。人類很容易因為軟弱，不能先發制人，提前承受較小的犧牲，結果陷入被動，在為時太晚的時候，不得不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下，承受較大的犧牲。

明鏡訪談劉仲敬（20170605）：顛覆大一統中國史觀

劉仲敬：華獨和台獨不是同一個層次的東西。可以說華獨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武器，它沒有實體的；台獨則是標準的歐洲意義上的民族發明，或者說是文化民族主義的產生。它首先是把比如說是德語的一種方言，像波西米亞語，發明成為國語，然後把講波西米亞語的人發明成為一個文化民族。這個文化民族在政治上講仍然是首先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然後在哈布斯堡多元帝國的統治之下，文化民族產生了政治自決以後，漸漸地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國會中間取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最後在哈布斯堡王朝解體的過程中把文化民族變成了政治國族。“國族”這個概念，一般來說就是指的有政治機構或者國際承認的政權，而民族就不一定。哈布斯堡王朝自然可以有多個有自我意識的民族，能不能夠建立國族，那還要看政治上的發展。

台灣文化民族的發展，實際上是十九世紀歐洲各民族創造的一個標準過程。最初這些人只是居民，講某一種特殊方言的居民，他們的語言只是方言，而不是國語，他們也沒有明確的民族意識，只有地方的鄉土意識；最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原先只講方言、對一般政治不感興趣的老百姓漸漸地參加了高級政治，發現了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然後感到自己的文化共同體有必要改組為政治共同體，最後就產生了民族，又由民族建立了國家。現在台灣就是處在那種民族共同體的自我認同正在產生、正在走向民族國家道路上的階段。這個是一個普遍規律，無論是歐洲，特別是東歐國家，還是中東，還是基輔羅斯的各邦，穆斯林各邦，走的都是這條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是按照這種方式展開的，步驟一點也沒有錯。

但是華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華獨是一個特殊現象，是二戰和冷戰的遺留問題在東亞造成的一個特殊現象。只不過它正好有利於台獨的政治目的，所以就可以說是變成了台獨的一個盔甲，給台獨增添了一個武器，使台獨處在比比如說波西米亞獨立運動、波蘭獨立運動更有利的地位。因為波蘭、波西米亞或者是今天的庫爾德這些，它們的文化民族主義要想變成政治民族主義，它缺少一個擋箭牌，也就是說它在國際體系上面不是一個正式的國家，要建國還需要一些努力；但是台獨就不一樣，它有一個華獨，也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框架可以為他們服務。但這個框架不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而是他們像寄居蟹一樣，正好撿到了這樣一個框架，可以為他們的目的服務。

華獨，就是“中國民國只包括臺澎金馬”這個概念，它是艾奇遜國務卿和吉田茂首相提出來的，它不是蔣介石和中華民國提出來的，也不是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也不是陳水扁和蔡英文提出來的。他們提出來的原因就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戰勝日本的各國本來應該開一次國際會議解決戰後問題，這是國際關係的常規，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在1918年11月投降，但是列強在1919年6月才簽署《凡爾賽條約》，中間那半年就是英法這些各個列強商討如何解決德國戰敗以後的遺留問題的會議，本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家也應該開這樣一次會議，這就是三藩市會議和《三藩市和約》；但是會議還沒有召開，兩大戰勝國蘇聯和美國就鬧翻了，然後朝鮮戰爭爆發，國民黨逃到了台灣，在二戰時期根本不存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了中華民國的大陸部分的領土。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尷尬的問題：首先，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根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蘇聯的傀儡，它在性質上講像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一樣，除了蘇聯集團以外誰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權參加對日的條約，中華民國在臺北仍然是國際社會承認的合法政權，有權參加對日的交涉；但是在現實上它又沒有辦法管理中國大陸的事務，管理不了山東福建的事務，這些事務在一個非法政權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統治下。那麼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最後杜勒斯國務卿和吉田茂首相就採取了變通的做法：在《三藩市和約》之下設立一個子條約，就是1952年的《臺北和約》，讓中華民國和日本國兩國之間的懸案不列入《三藩市和約》這個正式條約，而是列入《三藩市和約》的附屬條約《臺北和約》。《臺北和約》的正式內容是，結束中華民國和日本國之間的戰爭，恢復兩國之間的正常邦交。一個非正式的附加條款規定，我們這個條約上面說的“中華民國”只限於控制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治權所及的這個地方。蔣介石是一再聲稱說，他的管轄範圍包括整個大中國，包括新疆、西藏、滿洲和十八省在內的所有的土地，但因為他事實上管不了那麼多，而條約是要能夠執行的，所以這個附屬條款就規定，我們所指的“中華民國”只是指臺澎(金馬有爭議)。於是就產生了後來李登輝所謂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的領土為臺澎金馬”這種現象。

這樣的結果就是，只要中華民國仍然是聯合國成員國和國際社會承認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樣也行；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當於滿洲國，是大家都不承認的傀儡政權。但是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跟蘇聯鬧翻了，這時候大家不能再說它是蘇聯的傀儡政權了，而美國和日本出於現實需要，也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交涉，但是他們又不願意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戰後形成的整個安排，於是就形成了各自表述。這個各自表述就體現於尼克森和基辛格跟毛澤東和周恩來談的那個《上海公報》，以及日本田中內閣跟周恩來談的那個《中日聯合聲明》。

我們要想想，為什麼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跟日本內閣談判的時候簽了一個正式的《臺北和約》，而美國和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聯合聲明呢？答案是，聯合聲明在國際法當中的級別比條約要低一級，它是一個各自表述。北京雖然要求你們完全不承認臺北，但是日本和美國如果要想背棄三藩市和約體系，那就要推翻整個戰後安排，他們不會考慮這樣做。整個戰後安排比中國國共兩黨之間的衝突、比台灣問題要重要得多，牽涉到全世界。你要想推翻整個條約，那就好像說是，我為了給廚房裏面加一個抽油煙機，就把整個房子給燒了，另外建房子一樣，這不可能，廚房小而房子大，世界大而東亞小。台灣和中國之間的糾紛頂多是中亞一隅之地的事情，而美國和日本要簽署的《三藩市和約》是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性條約，所以北京政府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但是事實上雙方有一些共同利益要講，於是辦法就是各自表述。就是，美國發表一個聲明說，我對這些問題是這麼看的，然後北京政府也發表一個聲明說，我對這些問題是那麼看的，我們雙方的看法不同，但是我們都瞭解對方的看法，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求同存異，有分歧的問題我們各自保留意見，沒有分歧的問題我們共同解決。日本跟中國也是這樣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聯合聲明》和《中美聯合公報》都是各自表述。現在與海基會交涉，也是各自表述。這就是性質上的不同。因此台灣在國際法當中、在戰後國際安排中的地位實際上是比北京要高一級。這是一個先來後到的問題。

這個安排本來是為了蔣介石父子的中華民國政府準備的，但是台灣在民主化以後，政權實際上已經轉移到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手中，於是這個工具本來是冷戰當中臺北政權用來維護冷戰秩序、打擊北京政權的工具，現在就變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和台獨服務的工具了。而美國和日本在它們不可能捨棄《三藩市和約》框架的情況下，無論它們對台灣獨立的文化民族主義是怎麼看的，它們都不得不負責保護以中華民國名義出現的這個三藩市和約體系之下存在的政治結構。相反，波蘭人或者是庫爾德人就得不到這樣的地位，列強沒有義務要保護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政權。這是台獨跟其他民族發明不同的地方，也是它特別佔便宜的一個地方。

主持人：在目前的這種國際形勢下，以“台灣共和國”名義出現的台獨勢力，你覺得它的前途怎麼樣？

劉仲敬：台灣民族主義，從政治角度來講，沒有必要放棄也沒有動機放棄“中華民國”這個框架，因為這是它的一個資產，等於是天上掉下來送它的一個資產。如果沒有這個框架的話，他們就要做到十九世紀波蘭人或者現在庫爾德人那種狀態了，這對於他們是一個平白無故的損失。無論民間人士怎麼看，掌握政權的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說他們絕不會無緣無故做讓自己吃虧的事情。已經得到的東西，他為什麼要送給別人呢。“中華民國”和“台灣共和國”只是一個名字上的差別，而“中華民國”就有能量動員三藩市體制的全部力量，等於是動員全世界最富裕、最強大的國際社會主流派的力量來保護它的安全。對於它來說就是，別人平白無故地送了他一個金剛盾在手上，他為什麼要把這個金剛盾砸了，然後自己費心費力地去生產一個遠不如這個金剛盾好的木頭盾牌呢？所以對他們來說是不划算的。

島內的文化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利用“台灣共和國”、“台灣民族主義”和“中華民國”這個名詞上的差異，起到凝聚民氣和動員選票的作用。他們如果上了臺，他們也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盾牌。但是在沒有上臺以前，他們可以利用這一點做做文章，來凝聚民氣，強化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增加自己在台灣議會選舉和各種選舉當中的地位，這是一個內政方面的選舉策略。其實美國和所有的民族國家也都有，例如美英戰爭的時候，美國國內的鷹派就強烈譴責華盛頓政府對英國太軟弱，強調我們要更強硬一些，因此爭得了不少選票。所有的國家，只要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都有這樣的選舉策略，但是他們上臺以後並不會真的實現這個策略。

除非發生一種情況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共產主義解體的緣故、或者是因為內亞問題、或者是因為傳統的王朝更迭問題瓦解了，在這個真空期必然是群雄並起，沒有一個能夠負責任的成員能夠繼承它在國際上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中華民國”改成“台灣共和國”，然後製造既成事實。大陸方面無論是建立了新的王朝還是做出了其他什麼安排，至少要三、五十年，等三、五十年過了以後，既成事實就已經造成了。這是他們的合理策略，而且是成功機會極大的一個策略。

主持人：但是現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在台灣也根本謀求不到國際地位，除去二十多個小的邦交國之外，掛上這個名號對台灣的國際地位基本上沒有幫助，所以島內對“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實際意義起了很多的疑問。剛才你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屏障，你覺得現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實際意義還有哪些可以再闡述一下。

劉仲敬：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並不是依靠它的二十幾個邦交國，而是依靠它在三藩市和約體系和美日亞太安全體系當中的地位。這個安全體系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包括台灣海峽這條國際水道在內的，1997年和以後的美日安全協議都是把它包括在內的。所以美國和日本儘管不想要傷害北京的面子，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在實際上是把台灣海峽納入安全體系之內的。對於他們來說，如果台灣更改國號，這就是說在沒有實際上的好處的情況下平白無故地增加一些糾紛，這樣做是沒有必要的。他們要的是裏子，不是面子。中華民國是留給北京的一個面子，沒有必要為了一個空面子而引起實際上的糾紛，因此他們並不贊成台灣廢掉“中華民國”這個國號；而台灣在三藩市和約體系中間所需要的是安全保障，是安全方面的安排，這個安全方面的安排是隱性的，它不需要用“台灣共和國”這個國號來取代“中華民國”。

就好像是，在歐洲安全體系當中，低地各省的安全是由英國保證的，低地各省就是佛蘭德（今天比利時）的各省，無論是法蘭西的省份還是西班牙的省份，它的安全都是由英格蘭王國負責保證的。即使是名義上的主權者，例如西班牙的腓力國王或者是法國的腓力國王和查理國王企圖出兵這個名義上屬於西班牙王國或者是法蘭西王國的省份，那麼英國就要對西班牙和法蘭西宣戰，使他們不能這麼做。最後在歐洲普遍建立民族國家的狀態下，這個地方終於建立起了比利時王國。比利時王國甚至沒有像台灣這樣的台灣本土派，沒有一個比利時本土派的支持。它產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大英帝國需要它存在，需要它鎖住法蘭西通向英吉利海峽和北海的道路，英國不允許任何歐洲大陸列強控制北海和英吉利海峽，無論你是誰。在以前民族國家觀念不流行的時候，那麼佛蘭德只要是幾個公國和省份就足夠了，只要它事實上在英國的控制之下，名義上在誰的控制下無關緊要；等民族國家通行、這種方式不大適合以後，英國人就索性讓它獨立，建立了獨立的比利時王國。

台灣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從安全角度來講，它是日本戰敗以後美日控制的西太平洋安全體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必然環節，所以在政治上和安全上講，它必須是從屬於美日聯盟，就像是佛蘭德從屬於英格蘭王國一樣。如果名義上的中國政府願意讓台灣做一個省份而從屬於美日的話，那他們沒有必要多此一舉，就像英格蘭沒有必要讓佛蘭德伯爵宣佈脫離法蘭西王國那樣，這是白白浪費資源的事情；但是如果法國像拿破崙或者是西班牙像腓力國王一樣，一定要把法蘭西或者西班牙統一起來，把佛蘭德拿下來，那麼英國人就要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大家非要搞國家統一不可，那比利時乾脆就建立一個獨立國家再說，這樣一來，你名義上的權力都還沒有。台灣就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北京允許台灣事實上獨立，那麼美日沒有必要讓台灣在法理上獨立；但是如果北京要一不做二不休，像拿破崙一樣，形成一個橫貫亞洲大陸的霸權勢力，那麼僅僅為了讓這個大陸性的霸權不至於對海洋勢力構成威脅的話，台灣就非得正式獨立不可。所以這是一個很微妙的狀態，誰進一步誰就輸：台灣如果不滿足於現在的事實獨立，非要在法理上獨立不可，那麼美日就會轉過來反對它，它就輸了；而大陸如果不願意接受現在的台灣的事實獨立、而且非要事實上統一的話，那麼美日也會轉過來反對它，它也就輸了。

華獨與台獨的表裡之間

據說科學新思想的成功不是依靠理論本身的說服力，而是依靠新舊理論信奉者的世代交替，政治認同較之科學理論，對世代交替的依賴性只會更多。1789年以後的民族建構，絕大多數是經過世代交替才完成的。1800年的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以希臘東正教徒自居，承認奧斯曼（編按：台譯「鄂圖曼」）帝國有權統治拜占庭皇帝的臣民。1821年的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驅逐突厥、恢復希臘以後，以「從特拉比松達到賽普勒斯」的希臘民國各省自居。1850年代的希臘主義者和保加利亞主義者為了爭奪下一代的教育權，在君士坦丁堡和奧德薩展開了激烈的語言戰和學校戰。1870年代的政治鬥爭，終於使希臘人、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分道揚鑣。

奧斯曼人的兒子是希臘人，孫子是瓦拉幾亞公國和東魯米利亞公國希臘人，重孫是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哈布斯堡帝國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遵循了幾乎相同的世代交替節奏，只是省去了相當於明清之變的奧斯曼帝國征服。西班牙帝國的巴拿馬人和烏拉圭人在帝國解體和民族解構的世代交替中，則省去了最後一代的語言戰爭。

共產國際的入侵打亂了滿洲帝國和日本帝國的類似節奏，造成了今天的臺灣問題，但冷戰的壓力緩解以後，從帝國認同到民族認同的世代漂變規律仍然清晰可見。選民結構照例每隔二三十年改變一次，最近兩次以1990年代的野百合運動和2010年代的太陽花運動為標誌，兩次世代交替之間的選民結構基本穩定，因此政治符號的動盪不會影響大局。2014年的地方選舉、2016年的大選、2018年的地方選舉、2019年的喜樂島公投都針對同一批選民，因此可以預斷後兩者的結果不會偏離前兩者太多。人民的本性像大海一樣保守，看似驚天動地的巨浪其實頂多觸及海水的千分之一，但政治家正如哈樂德·麥克米倫所說，是駕駛紙船在怒海上航行的人，他們為更短的時間線負責。

民進黨追求華獨共主地位

喜樂島聯盟是一個邊界模糊、方向開放的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個組織穩定、目標具體的政黨，其性質就預先決定了他們無論成績如何，都無法競爭民進黨的生態位，正如草原上的獅子即使失敗，也不會被森林裡的老虎取代。他們的歷史重要性不在於目前的作為和明年的目標，而在於以其風向預示了台獨和華獨未來的路線鬥爭。

目前，台獨包括兩種含義。第一種是取消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體制，代之以臺灣共和國或諸如此類的國號及相應的憲法體制。第二種是取消漢字和滿大人語的官方地位，代之以拼音化母語和英語、日語等第二外語。烏拉圭和拉美各國代表第一種模式，保存了西班牙語和天主教拉丁文化的官方地位。芬蘭和中東歐各國代表第二種模式，民族取代帝國的程式和母語升級為國語的程式互為表裡。喜樂島聯盟公開的目標，就是台獨的第一種含義。華獨意味著中華民國（臺灣）作為獨立國的既成事實，因此任何長期執政黨都將自動成為華獨共主。民進黨政府追求的目標，就是華獨共主的地位。

1990年代的選民結構調整結束了威權與民主的對立，代之以此後二十多年的獨統對立。現在的選民結構調整結束了獨統對立，代之以台獨和華獨的對立。民進黨作為華獨共主的地位既然難以撼動，爭奪台獨主流政黨的鬥爭就會自動白熱化。獨統對立時代構成民進黨堅定支持者的獨派選民，遲早會另選政治代理人。

喜樂島聯盟並非政黨，不會威脅執政黨的官職和議席，仍然引進了民進黨的尷尬和警惕，當然是因為台獨的群眾運動很難不產生台獨政黨。聯盟很可能運用公投動員凝聚的群眾力量，分化和收編包括民進黨在內的獨派各黨的部分派系，以民進黨和現存獨派政黨皆不足以滿足台獨選民的期望為辭，組成以爭取主要反對黨地位為目標的台獨新黨。李登輝老謀深算，上次從國民黨挖出台聯的時候，就採取了與此非常接近的策略，但當時尚在選民結構相對穩定期，因而收效不大，現在的時機倒是足夠成熟了。一個徹底的台獨黨將是民進黨政治經紀人的噩夢，但民進黨自身的策略和需要都會促成這種類型的政黨生成。

民進黨的基本策略和最大需求，就是奠定長期執政的基礎。因此，一定程度的體制化並非權宜之計。新舊統治集團嬗替之際，諸如此類的現象原本不足為奇，而且非如此不足以彌補獨派在軍事、外交、教育、司法各界菁英培養機制內的劣勢。這些關鍵少數集團的新陳代謝，總是比選民結構的演化遲滯一代人以上。民進黨體制化的最大犧牲者，顯然是原先的統派。他們只有競爭華獨路線，才能避免在現有選民結構內邊緣化，然而如果競爭華獨路線，其主張就很難跟執政黨的實踐形成鮮明的區別。在野黨的主張跟執政黨重合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因為支持者群體就被執政黨吸收而泡沫化。

易卜生諷刺的「社會棟樑」無論在哪裡都是現實主義者，較之任何理想和主張，更看重執政黨的最大優點：「無論你喜歡不喜歡我們，只有我們才能給你把當下的事情辦成」。這些人被民進黨吸收，只是時間問題。民進黨政府和主流派別在體制化過程中，會贏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現實利益，只有純而又純的理想主義者才會認為，任何政黨的大多數領導者能夠對此無動於衷。

當然，有所得必有所失。任何物種都無法同時佔據不同的生態位，而政治生態比自然生態更厭惡真空。民進黨的另一些派系、理想主義者、剛剛獲得選舉權的年輕人自然會感到失望，跟前述的台獨選民合流。結果是民進黨在下一個選民結構穩定期，佔據了李登輝時代國民黨主流派的生態位。台獨政黨佔據了民進黨在1990年代的生態位。殘餘的統派政黨進退失據，竭力維持國民黨非主流派在1990年代的生態位。

華獨與台獨對立取代獨統對決

華獨與台獨對立的政局取代獨統對立的政局，事實上為第一種含義的台獨排除了障礙，正如日本保（守派）革（社會黨）對立格局的瓦解，為憲法修改掃清了道路。只要統派仍然是主要反對黨，中華民國的憲制和國號就永遠無法修改，只要社會黨仍然是主要反對黨，日本就永遠無法重整軍備和恢復正常國家地位，選民結構的世代交替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政治家在歷史表層的引導和操縱技術也並非無足輕重。喜樂島聯盟對民進黨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為公投所做的動員，無非是修憲正名的軍事演習。台獨和華獨的相互攻擊，是上一個結構穩定期的異常現象，但在下一個結構穩定期，就會變成沒有新聞價值的正常現象。公眾永遠健忘，很快就會習慣新常態下的天經地義。

第二種含義的台獨，目前還沒有成熟到足以構成政治議程的地步。母語問題是否應該構成再下一輪分化的焦點，在2040–2050年的世代交替以前不會有答案。方塊字維持論最強的理由，大致包括以下幾項：民族建構的本質和要件，皆屬政治範疇、文化邊界作為認同標誌，並非必不可少、拼音文字雖然在長時段和大範圍顯示了優越性，但正因為如此才特別不適合交給習慣於短期行為的政治家處理。既成事實若非危害巨大而急迫，不如聽其自然演化。

母語復興論最強的理由，大致包括以下幾項，方塊字文化內置士大夫式的菁英培育體系，導致其使用者群體的人口繁育和習慣法團體分化都低於平均水準，不僅在近代世界的西方文化面前缺乏競爭力，而且在中古南洋的印度文化和伊斯蘭文化面前也落下風。臺灣經濟需要不斷引入東南亞勞動力，後者的文化、語言和血緣都跟臺灣原住民非常接近。母語復興有利於小範圍分化和大範圍融合，形成沒有明確邊界和標準的共同語言，不易在族群消長過程中發生戲劇性的政治斷裂。多數人口使用單一方塊字而少數人口使用多種拼音文字的族群結構，隨著方塊字族群的人口比例降至五成以下，很容易出現黎巴嫩化的危險，為敵國外患提供可乘之機。

論台灣愛國者現在最重要的事：組織民團。

對共產黨來說，最強的部份就是搞特務活動的部門。它在台灣可能有十五萬間諜，雖然裡面並非都能打，可能只有三五萬，加上可控制的外圍，或許可以發動十五到二十五萬人左右的暴動 (這個規模與倒扁紅衫軍相當)。所以才需要民團來保護台灣。

台灣的主權與軍隊現在都還掌握在美國人手裡面，不可能整支軍隊背叛美國。但關鍵時刻，高階將領叛國引敵軍入關或破壞指揮體系依然是可能的。這時候，軍隊會完全癱瘓，只能被動地迎敵，無法主動的清鄉。

而且，台灣的正規軍是國民黨帶來的，如果抽掉東亞大陸與列寧黨的色彩，就會徹底官僚化。即使如此，這支軍隊仍然不是台灣的軍隊，這點跟印尼不一樣，台灣的軍隊不是自發秩序的產物。因此，在關鍵時刻，官僚化的軍隊是無法擔負政治責任的。

能夠清鄉的民團範本就是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在與印尼穆斯林教師聯合會。瑞典人在一戰結束後與印尼人在二戰結束後做的事一模一樣：對共產黨進行社會性戰爭。這件事情比選舉重要得多。

只要有民團在，中間選民不會投出與民團意見相反的結果。因為原有親中國的所謂淺藍選民，在他們的政治代理人被民團壓制甚至清除之後，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勢力的。這點參照烏克蘭現在親俄派的現況就可以清楚理解。

選舉的消長並不是所謂人民改變了主意或是人民做出了不同的決定。沒有組織的「人民」其實根本就不會參加投票。占烏克蘭有效選民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親俄派現在幾乎完全沒有政治代理人。為何？因為現在任何人在烏克蘭宣揚親俄理念都要冒被抓或被打的風險。這時候政治就回歸它的本源：暴力。

國民黨在黨產被凍結，組織只剩空殼的情況，本來有機會自然瓦解。但有共產黨的金流湧入，再加上你不敢取締共產黨的白手套機構，也不敢把檯面上已經被收買的菁英人物排除出去，自然造成這次選舉的結果。韓國瑜不是國民黨推出來的人。他的勝利是國民黨完全被共產黨控制的象徵。

如果能控制投票行為有如吃瓜群眾看戲喝采般的普通選民，隨時增加減少兩三成選票，易如反掌。只要你能打，你能打掉對方的組織構架，立刻可以讓對方的百分之三十選民不出來投票。在民主政治的一般架構，這等於是贏定了。反過來說，如果對方隨時可以打掉你百分之三十的選票，你為民服務做到死都沒用。

即使是芬蘭人，公認的勇武蠻族，也是有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既無法抵抗白衛軍也無法抵抗紅衛軍。這群人在選舉制度下是關鍵少數，可以決定政權，但在真正的歷史節點，就只是觀眾。

政治分量不是比人頭，而是比組織度。組織度的最高體現就是戰鬥力。組織民團正是社會自組織力的終極測試。因為每個人都只能死一次。重點在於，你們組織推出去打的人，被抓被關甚至死了之後，你們是不是會頌揚他的名字與事蹟，你們是不是會把他的家人包養起來？這才是共同體戰力的根本來源。

台灣的平原人，照後藤新平的講法，確實是貪財而怕死。但這跟種族根本無關，而是因為受到儒家與方塊字文化的感染。現在加上崇拜聯考產生的知識分子，把他們當作菁英，自然就更不能打了。應該要用童子軍或是救世軍之類的組織模板，有意識的排除這兩方面的影響。

經過了這一次戰爭，以後就不會再有黨國黨軍之類的東西了，缺點就是會死人。沒有這種戰爭，優點當然是不用死人，但就要慢慢磨，像巴西一樣，搞了一百多年才完成。可惜，戰爭是否會發生不是台灣可以決定的，板機在中國手上。

真正的主權，絕對主權，本質上就是武力，是排他性殺人權，是宣戰權。台灣的絕對主權屬誰？以前屬於日本，二戰後屬於美國，完全無可爭議。這種主權只能透過戰爭來變更，其他手段都無效。烏克蘭可以不流血獨立，但想要不當俄羅斯的附庸，那戰爭就不可避免。

在台灣，使用1945年戶籍作為主權者依據，即使法理上可以說得通，仍然有致命的弱點：台灣沒有劃清國族邊界的獨立戰爭。宣戰是日本人宣戰，勝利是美國人勝利，與台灣人無關，台灣自始至終都只有自治權。當然，與蔣介石或毛澤東那幫中國人又更無關了。

所以，中國要從美國手上拿下台灣，唯一的方法還是打一場戰爭。這確定了三個事實。一：只要美國霸權還在，台灣就沒有問題。二：台灣的掌權者，必定是能為美國看守台灣海峽前線的政治團體。三：美國人並不真正在乎這個團體是怎麼組成的。

獨派不能避重就輕。主權者是願意流自己的血也願意讓敵人流血的團體。這是政治選擇，無關血緣，無關戶籍，甚至無關法理。這就是羅慕路斯時刻的真義。愛沙尼亞的羅慕路斯時刻不在1991年，而是在1918年。同理，台灣的羅慕路斯時刻還未到來。

決斷時刻，台灣會出現如同烏克蘭與立陶宛一樣的準內戰。由中共白區黨所操縱的群眾運動，形成準軍事團體，並「自發」的推舉有名望的老牌政治人物，以「真正的台灣人民」之名組織臨時政府。這套是共產黨的標準做法。

這時候就要問，在你的陣營中，有沒有足夠老奸巨猾的人？有沒有願意當壞人的人？還有，最重要的，有沒有足夠能打的人？這邊的能打，只要能夠圍毆鄉裡的流氓，就足夠了。

解決共產黨的滲透與顛覆只能依靠林奇式法庭與不講法律的社會性戰爭。如果台灣本土派贏了，馬基維利的評估來說，即使過程殺了幾千人，事後頂多幾個人上國際法庭受審。這個代價，比起二二八當時菁英被屠戮一空，三五十年不能恢復元氣，是輕的多了。

所以，影響台灣未來大局的關鍵，就是要把地方菁英的民團組織起來。然後，要求台灣的中央政府按照美國同一的標準推行麥卡錫主義。快的話2020年以前，慢的話2024年大選以前把這件事辦起來，台灣就安全了。

The most intolerant Win

我認為硬核台派在這十年的任務有四：

一：戰爭準備，針對地區的基層政治組織與民間動員組織。下一波紅衫軍試圖癱瘓政府奪權時，才有基本的反制能力。

二：選舉準備，以協助民進黨保住下兩屆總統為最優先。具體的行動要聚焦於讓現在有投票權的國民看到有一個「無法妥協」的台獨團體，而且這個團體「表面上看起來不尊重現有憲法，不在乎左右，也不尊重人權，願意採取或威脅採取超法規行為，只堅持台灣獨立。」

三：脫支準備，護國戰爭結束後，大概率以華獨為暫時穩定解。硬核台派要再次發揮「無法妥協」派的角色，這次是要反對曼達林與方塊字霸權，把台灣從反中不反華推向反華。應該要從現在開始準備，但護國戰爭前不需要在現實政治操作上拒絕與民進黨為主的華獨派合作。

四：統戰策略，口說的言論與實際的事功要分離。做的事情要有連續性：復興台語文，建構台灣與英美法律的相容性，台派基層動員機制，國內政治從業團體的跨代機制與美國遊說團體的跨代機制。嘴巴上說話的以護國戰爭為界，在此之前華獨是朋友，在此之後華獨是敵人。

台派願意暫時為友的華獨分界線：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中華民國正名制憲改名台灣國，切割金馬，明確指出所有解嚴後來台的中國人都是敵僑，領有中國居住證的中華民國國民也是敵僑，不容許敵僑分享主權。

私人看法，這是長達六十年，橫跨三代的漫長戰爭，我們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