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中談論的是羅馬帝國末期，基督教逐漸取代了羅馬原有的信仰，最後甚至成為國教的重要轉變。雖然說，大部分的歷史學家都認為當君士坦丁開始宣告自己信仰基督教，並召開會議要求教士統一教義時，羅馬帝國的信仰基礎就已發生了質變，但是由於羅馬教會和拉丁語的興起，所以當時的羅馬公民似乎說服了自己、只要虔誠地共同信仰上帝、羅馬將會是永恆的上帝之城。然而，如本系列九之二篇所提，法蘭克人的歐洲和羅馬人的羅馬帝國在地理疆域上其實並不相同。所以，在這一篇，我們仍舊要秉持著「智者察同」的精神，談談神聖羅馬帝國和羅馬帝國中共同的「羅馬」概念。
讓我們先從羅馬城的歷史開始談起。
傳統上，羅馬被認為建城於西元前753年，在其神話中建城者羅慕路斯（Romulus）被認為是從特洛伊出亡的伊尼亞斯的後代。基本上，特洛伊屬於古希臘的城邦，所以這也許是古羅馬人很容易接受希臘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羅慕路斯其實有一個雙胞胎兄弟叫雷慕斯，傳說中兩兄弟一開始共同打拼頗有謀略，所以吸引了許多牧羊人和農民投靠，但後來兩兄弟都想當王，所以劃分好各自的勢力範圍，各自當家作主。不過，由於雷慕斯嚴重侵越了羅慕路斯所劃下的界線，兩兄弟從此反目成仇，最後，勝者為王，羅馬成為羅慕路斯之城。
值得一提的，不論是在整個地中海沿岸、或者整個義大利半島上，羅馬都算是起步很晚的城邦，然而，羅馬人最後卻成為「地中海的霸主」，所以，我們也許該問「羅馬憑什麼」？
另外，我們還要理解一件事，在羅馬共和國後期，羅馬帝國的疆域就已大致形成，所以，羅馬人成為地中海的主人是在羅馬共和國時間發生的事。由於羅馬的共和時期頗長，接下來我們不妨將焦點集中在了解羅馬的體制與其能夠「得天下」的原因。（左圖為羅馬共和國的最大疆域，下圖為羅馬帝國的最大疆域。）
那麼，羅馬為何可以「異軍突起」，成為地中海的主人呢？下面提供一些羅馬社會的一些特性讓大家參考。
首先，羅馬雖是一個公民社會，但羅馬卻完全無意實行民主政治，其所實行的一直都是寡頭政治。也就是說，在羅馬，政府的主要職位一直都是由極少數的貴族在爭取。這套制度在羅馬之所以行得通主要是因為羅馬人對財富相當尊重，而且可以接受扈從以及護衛的角色。
羅馬人這種對財富的服從性，也有其體制上的緣由。羅馬雖然是以法治國，但其法律卻將公民依照其所有財富區分成成不同階級，同時明明白白地地規定了不同公民階級各自所負的權利和義務。
除此之外，羅馬共和在擴張時期對於授予公民身份不僅相當大方，而且很巧妙地讓這種大方與領土擴張相結合。因此，到了共和國末期，羅馬人的領域擴張接近極限時，每個羅馬行省都有一位羅馬行政官，而這些行政官的任命與其對行省政策的最後決定，雖然都取決於羅馬城內的政治運作，但這些運作都（在形式上）需要公民大會的通過。（不過，限於當時的交通方式，隨著領土擴大，要讓所有羅馬公民定期到參加公民大會也變得越來不可能。）
總的來說，羅馬共和在漫長的擴張歷程中一直都竭力避免最高權力落到某個人或者某個機構的手中，並且因此不斷設計出新的政治制度。從政治史的角度看來，羅馬人不但發明了政治權力制衡的機制而且知道適時妥協，因此可以在不斷擴張中，數度躲開政治體轟然崩塌的危機。
雖說常有人批評羅馬人的創意比不上希臘人，但這可能是自然哲學人的偏見所導致，畢竟希臘人主要的專長是在自然哲學，而羅馬人的創意主要是發揮在政治工程。
當然，說到工程，相信很多人想到的一定是工程師所說的那些生硬的術語和難以理解的溝通方式。然而，「結構分析」一直都算是啟蒙理性後歐洲政治學的重要思維，所以大家想了解歐洲政治學者的分析方式，就一定要先試著了解「結構體」的概念。
由於「結構體」這個概念主要來自建築工程，大多文科人不容易掌握，工科人也不太懂得如何解釋，這時候就是請教「科普作家」的時候。
雖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科普」這種事，是學術界混不下去的人才會做的事，但事實上（在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多科普作品是由很資深的先驅研究者所寫出的。這些研究者因為很願意和一般讀者對談與交流，分享一生的研究心得，所以文筆力求簡潔，作品深入淺出，很值得一讀。
那麼，「結構」（structure) 是什麼呢？
按照ＪＥGordon 的說法，（傳統上）結構被定義為任何用於承受載荷（load)的組合，工程結構倒塌，會引起很多傷亡，所以工程師一直都很小心翼翼地研究結構的行為。然而，並非只有人造物才有結構，所有自然之物也都有結構。基本上，所有組合物都有結構，結構也無所不在。
簡言之，我們在研究萬事萬物時，不只要問萬事萬物是如何組成在一起的，更該問問萬事萬物的結構是如何坍塌的。
如果將這種精神延續到社會群體如「羅馬共和體」的研究之上，問題自然就成為「羅馬共和國是如何崩潰的」？
傳統上，羅馬共和被認為是被羅馬帝國所取代，所以羅馬共和時期的結束被認為是屋大維被稱為Princeps（元首）的那一年，即西元前27年。然而，如果從「結構力學」來分析，這個問題就可能變成「羅馬共和體是從何時開始出現崩解的徵兆？」
按照這個思維，牛津大學的政治學者，「統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的作者芬納指出從西元前六世紀開始的羅馬共和國到西元前二世紀時，經歷了一連串翻天覆地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了舊政體和新的社會結構的不調和，以至於引發了一連串因為體制產生的衝突。例如，護民官堅決維護自己和公民大會的利益，而元老院則堅持其傳統的支配地位。這種體制上的問題先是導致了各種違規，接著引發了操縱和欺騙，等再也騙不下去時，就訴諸暴力。最後，羅馬共和國雖然仍持續擴大領土，卻也不可避免地一再陷入內戰之中。
其實，如前所述，羅馬早期脫離王政時，也曾遇到不少難題。例如，公元前 494年，準備集結部隊迎戰外敵的執政官赫然發現，他的兵力少了許多，檢查之後發現那些由平民組成的軍團居然整隊地撤離了羅馬城，拒絕參加戰爭。
這自然令貴族們吃驚，但平民也有理由。當時，貴族和平民的待遇實在相差太多。平民既不能成為元老院的議員，也不能與貴族通婚，更沒有管道參與元老院的決策。交涉無果後，平民們另外找了一座山丘，宣布要在那裡建立「自己的」城邦。
如果當時羅馬貴族覺得「要分家就分家」而不肯妥協，那麼羅馬共和國後來的發展其實很難預料。但當時的羅馬貴族適時發揮了創意，不僅決定讓平民選出一個「護民官」做代言人，甚至還讓這護民官享有連執政官都沒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權與對政府決議的否決權。
乍看是很大的讓步，但這其實也是在平民當中「創造」了階級，而後來「平民派」選出了很多善於作戰的執政官，其中包括著名的凱撒。
總之，從政治體演變的角度看，羅馬共和體的結構雖然一直很不穩定，卻能夠維持如此長久，應該多少與羅馬人承繼自希臘人的觀察力與建築設計精神有關吧！
至於，古希臘人的觀察力到底有多好呢？以下提供一個建築上的小例子讓大家參考。
對建築史有興趣的讀者可能多知道，希臘神廟為了追求視覺上的和諧，所以發展出基本的神廟範式作為原型。另一方面，希臘人為了追求視覺上的協調美，因此在建築不同的神廟時，也會嘗試變化不同形式的比例，以找到最完美的。
（下圖是雅典有名的帕德嫩神廟）
就在這種對美的追求中，古希臘人發展出了所謂的視覺校正法（英文為optical refinement)。舉例來說，希臘著名的帕德農神廟其台基面的短邊長為 30.88 公尺，長邊長為 69.5 公尺，但前者的中央有約 6釐米的隆起，後者的中央則有約 11 釐米的隆起。根據大多數建築學者的解釋，希臘人會採取這種做法，是因為他們發現如果台基面是（真的）水平面的話，人們反而會感覺這個台面是中央凹陷的。為了校正這種錯覺，所以希臘人在建造神廟時會刻意讓台面有微微的隆起。
這個例子也透露出希臘人傑出的觀察力不僅反映在建構其自然哲學體系，其實也發揮在神廟的建築上，而羅馬早期的貴族們則是將此精神應用在政治組織體系的建構上，一步一步打出了羅馬共和時期的大擴張。
（以下為創作部分）
儘管拿特鴨答應蜜獾父子一起去找聖杯，蜜獾父子卻不相信拿特鴨的誠意。
「你應該只是想要離開這坑，所以信口開河吧！」蜜獾爸爸露出認真的眼神：「我們可不會輕易受騙。」
「我在坑裡什麼事也做不了。」拿特鴨說：「你們就幫我個忙，讓我離開這裡吧！」
「這樣吧！你先告訴我們聖杯現在在哪裡，我們找到以後，就會回來放你。」
「你們為什麼一定要找到聖杯？」拿特鴨很氣。
「獾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蜜獾爸爸說：「要作為一個偉大的戰士就必須要跳脫狹隘的時空觀，從大局著眼來謀事。」
「不用想這麼多吧！」拿特鴨抱怨。
「我們是黑糖旗的後代，以祖先偉大的戰功為榮。」蜜獾爸爸大聲說：「我們相信謀事在天，成事在獾。」
「哎！算了！」拿特鴨覺得自己得看清時勢：「這麼吧！你把我帶到自由競技場的豬棚，把我和〈司馬遷〉關在一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