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們還被聯合報嘲笑，笑說你們變化真快，六四一個字都不敢出來。」（受訪者S12）
這段文字出自2015年台灣的一篇碩士論文，主要是研究《中國時報》被旺旺食品集團收購前後的變化，在被收購的五年內，該報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報導從345篇下降到了95篇，超過800字的深入報導比例從26％下降到8％，但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政府正面形象人權改革的報導卻從345篇中只有2篇，逆勢成長到95篇裡頭就有9篇。
但這篇不是要談中國時報，我們要聊的，是連載中的台劇《鏡子森林》。
《鏡子森林》是繼《我們與惡的距離》後，又一齣討論媒體與社會道德關係的劇作，但這次，鄭文堂導演把議題拉得更廣，除了新聞時效與求證的衝突外，還透過不同事件切入媒體與政、商甚至黑道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究竟新聞代表的是真相，抑或只是真相在某個角度中的鏡射？而我們解讀新聞的方式，真的是我們獨立思考後的產品，或者，在我們看到新聞之前，我們的角度早就已經被決定好了？過去，媒體會遇到的道德兩難，多是點閱率與客觀、真實、平衡等執業倫理間的兩難，但現今，外界勢力公然地介入媒體，記者除了要兼顧新聞內容跟點閱率，還要考慮自家老闆、甚至老闆背後的投資者的觀點，《鏡子森林》將這種道德困境帶入劇中，即使是對新聞內容最堅持、想要「用新聞改變世界」的女主角高明，也有為了點閱率妥協、也有跟政府官員利益交換的時候，畢竟，沒有爆點、沒有人看的新聞是不可能改變世界的，但是在這過程中，高明該如何拿捏界線？究竟是她在改變世界、或是世界正在改變她？
楊謹華在劇中飾演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的記者高明（民視提供）
鄭文堂導演的作品一直都能反映出現實生活中的困境與矛盾，就像《燦爛時光》中的族群問題、《菜鳥》中的警界黑幕，這次，《鏡子森林》也細膩地刻劃出身為一名新聞從業人員內心世界的衝突，就像在《中國時報》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光是經營集團的更迭，就能造成旗下媒體觀點重大的轉變，而經營者的角度又可能決定於其他因素：如旺中集團絕大多數的營收都來自中國，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也曾在中嘉併購案的公聽會上承認他所擁有的媒體確實存在收受中共購買新聞版面的資金、置入中共方面要求的宣傳內容，當這種經營方式成為常態，無論多有理想抱負的新聞工作者，都很難在這樣的環境下寫出好的報導。
說得更直白一些，現在「新聞」與「業配」之間的界線已經越來越模糊。
戲劇掛名贊助商或是電影中的置入性行銷都已是常態，但新聞也能成為業配的一環嗎？《鏡子森林》第一集一開頭，就是社會線記者侯方平不願幫黑道販賣的能量水擦脂抹粉而引發的衝突，有趣的是，侯方平並不是一名嚴守新聞倫理規範的記者，但在他嬉皮笑臉的背後，卻默默地畫下了一條不可踰越的界線。
飾演社會記者侯方平的姚淳耀，與飾演刑警的楊大正。（民視提供）
這也不只是傳統媒體會遇到的問題，前一陣子，網路熱門節目「博恩夜夜秀」一段名為「誰～張瀚天」影片，疑似替具有販毒、簽賭等前科的國民黨候選人張瀚天洗白，也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撇開對張瀚天個人的價值判斷不談，批評者還有一項論點是：如果這是業配，那節目就應該更明白地指出這是一則「廣告」，不該藉此影響甚至誘導改變觀眾對政治人物的視角。
也就是說，即使是在觀看娛樂性質的網路節目，只要牽涉到價值判斷，觀眾依然會希望節目中能使用更客觀的視角，而不是為了收入，改變該節目一貫的標準去迎合一名可以出得了大價錢的政治人物。只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套一句侯方平的話：「每一個人、每一個民眾，他們都想要知道真相。」
除了依靠新聞媒體改變人民的觀點外，最近幾年，新聞倫理又遇到另一項更嚴峻的挑戰就是「假新聞」，根據瑞典哥德堡大學V-Dem計劃的研究資料，在2018年，台灣是全世界接收來自外國政府或其代理人的假資訊最嚴重的地方，因為中國的影響，現在台灣的新聞，已經從過去的帶風向，變成了無中生有的「造風」。
而台灣內部激烈對抗的政治環境以及民眾求快不求準的視聽習慣，更成為了假新聞傳播的溫床，最近又重新成為焦點的關西機場事件就是一例，「中國領事館派車到關西機場接中國旅客」完全只是中國方面放出的假消息，但未經求證之前，台灣內部不同觀點的媒體就先吵成一團，巨大的壓力終究釀成了悲劇。
在《鏡子森林》也有相呼應的橋段，高明也為了滿足總編輯搶快的要求，在查證不確實的情況下就發出了銀行盜領案的新聞，間接導致了一條人命的損失，劇中，我們看見了高明身為一名新聞人的自責與淚水，遺憾的是，回到現實生活，那些散播謠言的名嘴們卻仍在逞口舌之快，未見到他們有任何真心的悔悟。
「新聞無畏，消息無偏」，這引用自鄭南榕先生的名言，正是《鏡子森林》的核心宗旨，無畏要求的，是不在金錢、權勢等壓力下低頭，無偏要求的，是客觀中立的報導，也是對新聞的求證責任，但面對少數不顧新聞倫理的記者或名嘴，除了要求政府立法防治、要求新聞從業人員找回良心之外，我們更應該從宏觀的角度去思考，是什麼樣的價值觀改變了社會的新聞媒體的偏好？
傳播倫理中，除了對散播資訊者有道德要求，同樣的，也對閱聽者有道德要求，你不能一昧地當一個接收者，你也有責任在閱讀一篇新聞時，察覺到其中的觀點是不是隱含著目的性，或是消息的來源是否經過證實；當你發現金錢或權力影響著新聞公正時，你能拿出多強的批判力道？還是你會選擇犬儒地接受這個被金錢權力操控的社會？台灣能否擁有良好的媒體環境，一直都不只是新聞記者的責任，也是我們的責任。
長期關心社會運動與政治改革的鄭文堂導演，再次把他的專業及熱情，投入到這個社會的最根部，《鏡子森林》不僅僅是要找回新聞從業人員的良心，也是提醒身為觀眾的我們，一個好的社會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所有對美好的期盼，都要從自身的付出出發，要寫出好的新聞，不只需要好的記者，也需要好的觀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