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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體制」秩序與戰後臺灣命運:讀《意外的國度》與《重構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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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年之際,有兩本更清晰地展開了戰後圖景的書籍問世: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和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讓我們對從戰後世界與東亞秩序變動、台灣島上的流血事件到「中華民國在臺灣」有一個完整的認識。
本文也藉由介紹這兩本書,描繪戰後臺灣在國際局勢影響下的政治變動及歷史軌跡:「中華民國臺灣化」與「臺灣中華民國化」。亦即從「中華民國是國際上的正統中國代表」到「中華民國在臺灣」,再到「中華民國臺灣」,迄今仍未停歇的臺灣共同體形成過程。

「美中體制」

戰後的東亞局勢實是「最強者美國—次強者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者台灣」三者的互動過程。這三者互動過程的結構,陳翠蓮將其概念化為「美中(協力)體制」,具有四項特徵:
1.美國為掌握戰後國際優勢與遠東秩序,選擇國民黨中國做為合作對象;中國因內戰、統一問題,需要美國大力協助,提供軍事、經濟等各種挹注,雙方在互蒙其利下建立合作關係。
2.此種合作關係具有主從性格,重要政策由美國主導、制定,中國政府配合、協助、執行。
3.但是美中之間的合作關係並非單邊主義,在不違背美國的主要利益下,中國政府所主張或宣傳的次要利益,美國予以容忍、默許、讓步,做為回饋。
4.因為美中是共同利益的結合,當雙方利益嚴重矛盾時,美中協力體制就會鬆動,甚至崩壞。[1]
此架構下的運轉與互動以美國利益為核心,雙方各取所需。如美國在戰後遠東秩序的構想,從羅斯福到杜魯門都是與「國民黨中國」合作,目標是與「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合作,維持親美的遠東秩序,消解日本帝國的影響力。因此美國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層面支持中國,在開羅宣言上,允許中國宣稱東北、台澎等地為中國領土,並協助其運送國軍部隊,安排日本人優先離開佔領地,將公私日產全部作為中國的補償,來使其加速工業化,取代日本成為東亞強國。然而,前往埃及開會前的蔣介石,才根據戰後中國的地緣戰略考量,將臺澎納入中國要收歸的領土,此前並未將台灣納入收復的領土考量範圍內。
然而在戰爭結束前,美國就攻打日本的戰略考量,對於「如何利用台灣」和「戰後台灣歸屬」等問題有著許多政策辯論,這些辯論議論及台灣主權歸屬問題,以及戰後應於佔領地設置「軍政府」的軍管計畫。日後臺灣設置「行政長官公署」,亦是中國政府因應此規畫而設置。但臺灣人並不知情,故認為中國統治是「總督府復辟」。
然而,「美國核心利益」在不同美國人眼中並非一致。自太平洋戰爭後期到戰後的美國東亞外交政策即為:「亂」。此因東亞與歐洲的局勢變動而生,而美國外交(大使館與領事館及其內部)、軍事(太平洋艦隊、第七艦隊、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情報(中央情報局)、內政(國務卿與白宮)與國會體系各自為政,使得各方體系時常失靈,甚至自己行動,不被該層隸屬的上層所控制。其後更有各種「志願者」(如退休軍人)以各種方式加入攪局,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更顯混亂,甚至錯估局勢。但美國外交政策也因此具有彈性,能多管齊下,因應瞬息萬變的東亞情勢。
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中國,由於得到日軍與美軍的軍火和經濟幫助,戰後已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強的獨立國家,又因美國扶持,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國際地位已今非昔比。但是中華民國其實處處仰美國鼻息,需要美國支援以重建國家,已具有足夠實力消滅共產黨。
因此,蔣介石處事均需要慎重考量美方觀感,美國提出的「關心」,則使蔣介石需要作出部分的妥協。但私底下蔣介石常常「自行其是」,甚至利用美國需要中國穩固東亞秩序的需求,偷渡各種顯然不符合國際規範的需求,戰後臺灣的處置問題就是這個框架互動下的產物。
陳翠蓮即指出,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規劃,對佔領地實行軍政府的軍事佔領,軍事佔領並不能轉移該地的主權、改變人民國籍,與要求對佔領國效忠,而臺灣即屬此類。當駐台日軍依照盟軍第一號命令,向戰區總司令蔣介石投降後,中國本應進行上述軍事佔領,但實際上卻一邊進行軍事佔領,一邊宣傳「光復」、「回歸祖國」等等口號,製造錯誤的認知,欺騙臺灣人,並藉此大撈油水、安插親信。本來在日本統治下受到歧視的臺灣人,因為能回歸中國,「重做大國國民」而不疑有他。日後的二二八事件,即在此情勢下展開。

「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移入與二二八事件

中國正式代管台灣前,國民黨內各派系與特務組織已先隨美軍情報人員赴臺,招兵買馬,台灣更早已成為國民黨內各大派系爭奪的「肥肉」。而因為「回歸」的熱情,以及日本五十年來的壓制,臺人「重做主人」的參政熱情溢於言表,積極學習「中國統治模式」政治文化,不少臺灣菁英踴躍加入或創立協助「祖國」統治的各個組織,協會、社團、報社等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渴望能夠實行臺人自治。
然而局勢並非臺人所設想般單純。在「美中體制」下,美國事前儘管在內部進行了大量的辯論與規劃,然而在穩固遠東秩序的利益需求下,美國最終決定將臺灣交與中國代管,從中謀畫其他利益。而藉由渲染開羅宣言的正當性,國民黨政府雖設置由「半山」和官員組成的「臺灣調查委員會」,規畫戰後如何佔領、統治與運用臺灣的資源,但蔣介石最終決定臺灣作為「特殊省」,設置軍政府般大權獨攬的長官公署。臺人治臺的夢想,一開始就與美中體制正面碰撞,而喪失可行性。
另外,美國雖有疑慮,但蔣介石仍任命陳儀出任行政長官。而隨著美國將目光投向歐洲與中國內戰的調停之中,也默認中國對臺的事實統治。但甫一納入中國統治下的臺灣,不僅捲進國共內戰的漩渦,島內資源被全面掠奪,加上盟軍與蔣介石均決定將日產作為「戰爭賠償」,因此日本在臺留下的偌大資產,以及戰後臺灣各方面的掌控權,更成為國府內部各派系爭奪的目標。因此,陳儀所屬的政學系、控制國民黨機器的CC系、掌握特務組織的軍統局、孔宋集團以及三青團,將中國的權力鬥爭與統治模式移入臺灣。而有些臺灣人與半山隨後也加入其中,意圖從中取得參政機會實踐夢想,卻沒有意料到自己的身分,成為這些派系用完即丟的卒子。
而為了解釋二二八事件,必須將陳翠蓮書中「中國統治模式」定義徵引說明:
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武力為基礎,以保衛自身利益與權力為目標;該黨政治人物缺乏政治理想與公共利益觀念,黨內強調宗派主義、人脈關係,權勢人物結成政治派系、爭奪政經資源,進行激烈鬥爭;為保障政黨利益,甚至透過軍警特務機關結合黑道勢力,不惜以恐怖暗殺等暴力手段震懾民眾、控制社會。[2]
正如我們所熟悉的,陳儀任人惟親、貪汙腐敗的治理與統制經濟政策,外省人動輒以「奴化」歧視辱罵,打壓臺人各種權益,更以漢奸看待臺灣菁英,加上文化摩擦,以及生活困苦,令臺人怨聲載道。而國民黨各派系、半山與外省人大量奪取日產,又佔有大量公職,使得臺灣人期望能夠參政、管理、取回被日人強佔財產的夢想,變成對中國政府失望。有些人寄望美國干預,託管論等主張開始發酵,而更多人寄望美國協助中國改善統治。他們並不知道,儘管美國駐臺副領事葛超智同情他們,但美國國務院為了維持與中國的關係,命令正領事對此置之不理。在中國的臺灣人也多次請願,但是陳儀深得蔣的信任,因此毫無效果。此時臺灣社會已危機四伏。
隨後爆發二二八事件,臺人怒火燎原,抗議與暴動全臺蜂起。本想鎮壓臺人的陳儀,卻發現兵力不足以壓制日治時期經過軍事訓練的臺人,轉而以假意安撫、承諾改革、也不向中央要求派兵等謊言欺瞞臺人,暗中請求國府派眾兵彈壓。同時,布建已久的特務系統與各大派系,一方面分化操控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又發動流氓製造衝突、暴動,塑造臺人叛變、意圖獨立等口實,藉此定性事件為「奸黨煽惑」,作為出兵鎮壓的理由;另一方面,各派系與陳儀也進行政治鬥爭,意圖讓自身派系出掌台灣。
對此渾然不知的臺灣人,一方面相信陳儀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的說法,一方面向南京請願,希望蔣介石理解真相,寄望美國協助說明。然而,在緩兵之計奏效下,陳儀等人透過分化策略,誘騙各派系的臺灣人進入處委會運作鬥爭,使處委會提出激進的、近似使處委會取代行政長官公署的「三十二條大綱」等政治主張,又讓流氓提出組織「維持秩序」的隊伍,藉此製造衝突對立。
雖然臺灣的情況在處委會調停下日漸寧靜,但危機已經逼近。處委會內部抵抗與談判路線分裂且無法調和,美國駐臺領事館此時也致電美國駐華大使館,警告危險將至,應該撤僑或將臺灣改交聯合國託管,但大使館堅守國務院指令,決心置之不理。3月7日,就在美國不干預,臺灣處委會信任陳儀、內部陷入分化分裂情況下,國府軍隊到達了。

蔣介石「責任歸屬」

在蔣介石收到陳儀電報後,決心要盡速以武力平定臺灣的動亂,一來國共內戰,中國邊疆各地烽火四起,需要自臺榨取軍事資源,也要防止共產黨在臺滲透,再者擔心美國的干涉。蔣氏並認為臺灣動亂非「奸黨煽惑」,而是因為軍隊調離導致「軍力不足」,以及陳儀粉飾太平,更認為「臺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為求穩定,決心派兵至臺,「武力鎮壓」。
此處必須指出的是,關於蔣介石是否清楚臺灣內部狀況、是否收到臺灣人民的請願,陳書與林書之間有著衝突(參見下圖)。林書認為蔣介石並不清楚臺灣狀況,就採取武力鎮壓的局勢;陳書則指出這種說法是有誤的,也點出過往研究者指「蔣氏」受欺瞞說法亦有誤。事實上,三月七日蔣介石給陳儀的電報指出,他之前已經收到美國領事館轉發「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說明電報,但他「置之不理」。因此,蔣氏動武並非林書所指的不明情勢,而是因為他相信武力才是解決事情的唯一手段。[3]
左為《意外的國度》,右為《重構二二八》,兩書呈現出不同觀點,林書參考了國府官方學者黃彰健擦脂抹粉的觀點,而陳翠蓮則爬梳甚多相關史料和研究做出此結論。
隨著中國軍隊至臺,臺灣開啟了混亂與恐怖的時刻。中國軍隊登陸後,對臺人進行無差別屠殺,並採用對付土匪與共產黨的「綏靖」與「清鄉」,進行軍事掃蕩與政治鬥爭,加強地方控制。全臺各地的抵抗被瓦解,許多人無辜被殺、被害、被敲竹槓,中國政府藉此建立恐怖統治。而國防部長白崇禧進行「宣慰」,要求人們「自新」,由於偏見,白崇禧事實上支持在臺各機構的違法行為與軍事審判,「以資鎮懾」,來恢復社會秩序。
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美國終於主動關切臺灣。蔣介石雖然顧忌美國觀感,卻「裝傻以對」,請駐華大使給予書面詳細說明。這份說明由葛超智執筆,以中國統治臺灣的立場上給予解說與建議。這份說明最後成為蔣介石逃亡臺灣後,安撫美國的治臺方案,而蔣介石透過改組省政府應對美國壓力,化解各派系爭奪臺灣的意圖,由美方接受的孔宋集團成員魏道明擔任省主席,安撫並爭取美方支持。
美國政府也因為國務卿艾契遜(林書譯為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表示中國已是事實統治,且不欲動搖美中同盟,遂一方面表示接受,但私底下派遣魏德邁來臺考察。而美國軍方與情報單位對臺灣的態度,與國務院較為不同,駐臺領事館新聞處和與麥克阿瑟等人私底下開始與廖文毅、黃紀男等臺獨人士接觸。
寅冬亥電的出土,已經釐清蔣介石的責任歸屬(圖片來源:國史館)
國共內戰與「美中體制」的崩解
中國內戰局勢自1947年開始逆轉,蔣介石節節敗退。為爭取美國支持蔣介石將臺灣作為與美國合作練兵的基地,由受到美國偏愛的孫立人出任司令。然而隨著內戰局勢日蹙,華府開始與中國國內事務保持距離,對未來局勢做出評估,重新思考法理地位尚未確立的臺灣「何去何從」,軍方與情報部門更意圖將臺灣納入西太平洋反共戰略的重要一環。
進入1948年,蔣介石因為不斷戰敗,統治權威逐漸衰微。各地軍閥遂蠢蠢欲動,日益不聽號令,但共產黨也尚未獲得決定性勝利,因此英美判斷中國將重回中央權威瓦解的「軍閥割據」時代,並隨即開始與各個實力派人物打交道。但對臺灣,美國唯有宣傳美國的優點而已,遲遲不能做出決定,使得台籍菁英感到失望。
而1948年下半,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同一時間,美國大選結束,蔣介石押寶的共和黨敗北,由民主黨杜魯門再任美國總統,華府決心逼迫蔣下野,讓國共兩黨回到談判桌,以免中共勝利後,中國成為蘇聯附庸。蔣介石雖在軍政權威上大潰,但辭職前他已任命親信陳誠為臺灣省主席、其子蔣經國接掌台灣省黨部,運送黃金等資產至臺。
美國此時認為,避免共產黨藉由和談之際滲透臺灣十分重要,然因歐洲局勢緊張,美國唯一之計乃是扶植一個非共黨、親美且具有一定能力與基礎的政權。為此美方開始秘密接觸臺灣菁英,探查建立基礎的可能。起初與陳誠接觸,但因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與孫立人親近、陳誠與蔣介石親密及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駐華分署的影響,美方捨棄陳誠而親近孫立人。此後,孫立人與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美國駐台領事館互動頻仍。同時,魏德邁建議以親美派吳國楨替換陳誠為省主席,蔣置之不理。
陳誠(左)、孫立人(中)與吳國楨(右)
陳誠為了鞏固其省主席之位,不僅在臺推行各種改革,以求贏得美國青睞,同時不遵從桂系主政的中央政府號令,把資源留在臺灣。林孝庭指出,陳誠此舉讓臺灣不受中國內戰拖累,也為自己打造好形象。保有國民黨總裁身分蔣介石在引退後,因為遭美方拋棄,勢力衰頹,連陳誠也違逆其指令,將其冷落於澎湖。美國更圖謀運用臺灣法理地位未定來為己所用,遂積極聯繫孫立人,並考慮暗殺蔣介石。
1949年,蔣介石與李宗仁雖再度攜手力挽狂瀾,然未起作用,蔣力圖與菲律賓、韓國等組成反共聯盟來獲得美援的計畫也被美方漠視。此後國府軍隊不斷潰敗,僅存西南與華南地盤,若無美國全力支援將潰滅。但美國此時僅願給予地區性反共政權部分軍援,握有地盤者才是美國青睞的對象。而此時唯一無地盤者,只有蔣介石。
為了取得美援,蔣介石與桂系將腦筋動到雲南上。雲南省主席盧漢雖由蔣介石親手提拔,然今非昔比,盧漢在蔣、桂系、中共之間搖擺不定,也與美方聯繫,意圖獨立,但美國並不領情,因此盧漢投向中共。同時,蔣介石也明白美國人想要扶持吳國楨與孫立人掌控臺灣,又鑒於美國政府8月5日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對蔣介石的強硬指責,對是否撤往臺灣,仍感到遲疑。
直到國府在中國幾無地盤後,美國又重新與蔣介石開始打交道,條件就是以吳國楨替換陳誠,意圖讓吳國楨與孫立人掌握臺灣政軍事務。受到美國冷落許久的蔣介石,雖然了解美方意圖,但為保難得機會,不僅擺低姿態允諾改革,立即撤換陳誠,並前往臺灣,並對孫、吳猜忌日深。而當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逃往美國後,蔣介石遂宣布「復行視事」,冀圖在臺重建獨裁的「黨國體制」。

風雲變幻

此時,冷戰局勢升溫,加上中國情勢變動劇烈,美國對華政策也混亂不堪。美國軍方與情報部門力挺臺灣,指出臺灣在反共島鏈上的重要性,但國務院指出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會在臺灣重覆,主張任其自生自滅,而國安部門提出的「白宮安全會議第四十八號文件」正式定調美國無意介入臺灣事務,等中共解放臺灣後,承認臺灣屬於中國一部分,同時對外正式宣布這一消息,打壓援蔣輿論。白宮的意圖是,期待毛澤東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一樣背離蘇聯,走與蘇聯區隔的「狄托主義」。
美國在發表宣言以後,又扶植各地反共、台獨人馬,如廖文毅的「臺灣再解放聯盟」,盟總公開庇護其在日本的活動,甚至意圖撮合吳國楨、孫立人與臺獨人士合作,取代蔣介石。而一些眾議員敦促華府對駐守海南島的粵系表示支持。逃亡到緬甸的李彌部隊、流亡到越南的黃杰部隊,都前後映入美國各人的眼簾。可以說華府即使定調主要政策,卻也因為每個人定義的「利益」不同,各行其是。
此時,美援無望、諸將不聽號令、殘兵游勇不斷湧入、財政困窘等問題困擾著蔣介石,同時美國宣布「靜待塵埃落定」,卻又暗中行動,甚至考慮運用臺灣地位未定論和扶植親美派取而代之,加上將領內鬥嚴重,第一次黨務改造失敗,蔣氏此刻的命運已如風中殘燭。
基於反共立場,美國軍方與麥克阿瑟固然不斷強調臺灣的重要性,美國國內也有親蔣的議員支持,但美國政府決心不涉入國共內戰。因此,美國各方的非官方、私人協助模式逐步成形,如美國退役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在盟總瞞著美國官方與領事館的安排下,以私人身分來臺助蔣。而未來影響美國政界數十年的重要遊說團體「中國遊說團」,此時已見雛型。
對於蔣介石而言,柯克無異救命稻草,蔣予以完全信任。柯克也給予切實的回報,透過「特種技術合作案」的推行,替蔣和盟總之間打造了一條溝通渠道,並取得盟總對蔣介石領導臺灣的堅定支持;建立「中國國際商業公司」,協助購買大量軍備;改造國軍為現代化部隊;讓蔣介石下定決心放棄海南島、舟山群島等地,以鞏固臺灣防禦;為蔣與美國駐臺領事館等國務院外交系統打對臺;柯克更安排麥克阿瑟來臺與蔣碰面,使蔣介石地位漸次穩固。而美國其他部門明白,沒有盟總支持,他們不可能推翻蔣介石。
國務院考慮到軍方私下舉動和美國「國家利益」有所衝突,遂將此種作法正式化為「美軍顧問團」。柯克滿心以為自己會被任命為正式團長,遂加緊採購軍火,但此舉引起國府駐美、負責採購的毛邦初將軍等人的不滿與嫉妒,更無法撈油水,遂向聯邦調查局等告發柯克的缺失,藉此砲打蔣介石。加上麥克阿瑟遭杜魯門解職,失去靠山的情況下,柯克最終將業務移轉給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少將,黯然離臺。
1950年2月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令主張犧牲中華民國和臺灣,換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關係的官員們,改以保衛臺灣來維護美國利益。而《國家安全會議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的問世,彰顯美國決心對抗蘇聯。國務院遂尋找介入臺灣的機會,想藉機「倒蔣」,但因麥克阿瑟公開對蔣介石的支持,使國務院計畫難以施行。但是麥克阿瑟接受國務院「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同意臺灣地位等太平洋地區安定、對日簽署合約以後再做定奪。

韓戰:臺灣決定性走向「中華民國化」

對於地位不穩固的蔣介石而言,渴望東亞爆發一場大戰,藉此增加自身價值來鞏固其領導地位,更希望重返中國。韓戰的爆發讓他感到機會來臨,他立刻表明能派兵協助麥克阿瑟。杜魯門的態度是使臺海中立化,不要讓已經被拋棄的蔣介石、中國內戰與韓戰牽扯在一起,因此派出第七艦隊巡防臺灣,並且拒絕蔣的提議,以免多生事端。麥克阿瑟對此感到興趣,因此接受柯克建議來臺與蔣會面,並隨後再次發表臺灣是反共「不沉的航空母艦」的言論。這都再再激怒了杜魯門以及英法等已與中共建交的歐洲盟邦。
隨著毛澤東「抗美援朝」,臺灣所處戰略地位大幅提升。1951年,為了讓國民黨政府發揮更多作用,美國決心結束與日本的戰爭狀態,締結和約,並簽訂安保協定。杜勒斯作全權大使,施壓盟國接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均不出席舊金山和約」的說法,解決了「誰代表中國」的問題,並由重獲主權的日本政府「決定」跟誰簽約。蔣介石對此感到極度悲憤,曾以短暫絕食表達抗議,《中日和約》更延至1952年才簽訂。然而,簽署《中日和約》替一個以台澎島嶼領土為基礎的「海島」中華民國之永久定型,踏出極為關鍵的一步。
艾契遜與杜魯門。
這段期間,美國保護了臺澎的安全,消弭了中共解放臺灣的可能性,使蔣介石終於可以徹底整頓黨、政、軍各方面,鞏固以其為一元領導中心的權力結構,打造有效率的政府,運用美援穩固、發展台灣的經濟基礎。「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的成功,史黨國體制在臺灣鞏固成形。相對於基礎鞏固的蔣介石,美方接觸的「第三勢力」行動皆慘敗,而海外臺獨運動也因韓戰而被冷淡對待,使得蔣介石的基礎穩固,挑戰者也逐一消失。
這並不代表美國放鬆對蔣介石的控制。進駐臺灣的美軍顧問團開始改造國府及軍隊,監督國府運用資源,如果國府不接受,馬上停止物資支援。蔣介石雖感屈辱,但為保自身,得到美國支持和承認,遂無不遵從。因此,到1954年,國民黨政府在臺統治基礎全面強化、鞏固。

蔣介石的內心世界

美國強化國府是為了將國軍改造成牽制中共的勁旅。蔣介石也明白沒有反攻的可能性,他在日記裡坦承:「今後復國事業,肇事時論,幾乎不復可能。今後一切設計當為繼我後來者成功之謀,而不必為我親手成功之計也。」因此,向世人表示願意參戰的同時,蔣介石實際上卻在盡力避免任何一場戰爭,連美國後來希望蔣介石派兵參戰,蔣介石也加以拒絕。更何況,在對其不友善的杜魯門執政期間,任何行為都可能使自身權位動搖,他就更不願意參與作戰。
但是為了確保「自由中國」招牌,宣示對中國仍有統治正當性,因此蔣介石發動一些小規模的突擊、騷擾行動,藉此求得更多軍援。他也運用外交手段,使被捨棄在越南的桂系部隊成為向美國討取軍援的籌碼,而中緬邊境的李彌部隊更兼具牽制中共與協助韓戰的一時之選,隨著韓戰結束,這支部隊開始造成外交緊張,其撤離與否卻也成為蔣介石討取資源的籌碼。而隨著部隊的撤離,國民黨在亞洲大陸的能見度進一步削弱,如同向世人宣告,蔣介石再也無法不在外人的協助下回到中國。與此對比的,卻是中華民國與黨國體制在臺灣島上的深化與結合,蔣家世襲王朝的建立。
而隨著韓戰的結束,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下降,而臺灣海峽可能隨第七艦隊離開而「去中立化」。為了改善這個局勢,蔣介石強化其「反攻大陸」口號的力道,想將美國捲入兩岸爭端之中,希望能夠與美國簽署安全互助協定,以及給予更多軍事援助,以確保安全。但美方對簽訂協定一事表達冷淡。
而蔣介石在韓戰爆發前,也與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合作,建立日本軍官團「白團」,培訓國軍將領,藉此平衡美國和孫立人的影響力,並在美方全面介入臺灣事務後,更加重視白團,並命其規劃反攻中國的「光榮計畫」。
蔣介石與白團合影。
故簽訂協定一事受挫後,「光榮計畫」深受蔣介石重視,蔣寄望這個計劃能讓美國正視其重要性,並向美國討價還價。而美國確實開始重新評估蔣介石與臺灣在遠東新秩序中的角色。而「反攻大陸」不僅成為蔣介石維繫島內統治神話的基礎,也成為蔣介石維繫國民黨政府在全球冷戰架構下價值與地位的工具,以此達到其外交與政治上的目的。
美國雖然重新看待蔣介石治下的臺灣,但仍未給予正面回應和挹注資源,蔣介石遂解除一直令他不安的孫立人陸軍總司令職位,因為孫立人已無法讓他得到更多美國的幫助,也一直是潛在的威脅。蔣介石同時也爭取建立中美同盟,然因金馬是否應該納入防禦範圍一事,美方受到盟邦反對,遂遭到擱置。
直到1954年爆發第一次台海危機,促使華府提出交由聯合國裁決,停止沿海島嶼戰鬥,卻可能製造「兩個中國」、引發中國代表權的爭議的「神諭計畫」。由於可能會再度被視為出賣中華民國,因此國務院決心給予能「圈養」蔣介石的補償,也就是他夢寐以求的防禦條約。
美國相信,透過現有以臺澎為防禦範圍基礎制定的「防禦」條約,既能滿足蔣的要求,華府也可以「駕馭」蔣介石往後所有軍事行動,避免臺海再生事端,推進「有助於」臺灣的方案,美軍亦因此能利用臺灣的資源,在臺灣軍事基地部署美軍。
蔣介石雖對神諭計畫憤怒不已,但一聽到美國願意簽署協防條約後,隨即笑顏逐開。最後,美方僅願明確表達守衛臺澎,外島需經談判再考慮;條約僅有防衛性質,國府不得進攻中國,並以換文方式予以保密,不載於條約正文;華府軍事資源僅給予守衛臺澎的軍隊,外島軍隊數量不得過多,且不給予充分支援。
蔣氏欣然於1954年12月2日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此條約化解了中華民國沒有安保協定的處境,也向國際證明美國決心支持中華民國,消除了蔣介石等人被美國拋棄的擔憂,以及美方與中共承認建交的疑懼,更徹底消除了「臺灣託管」地位未定論的可能性。加上吳國楨事件在美國遭到冷淡對待,蔣介石至此終於高枕無憂。
而第二次臺海危機中,美國強迫國府發表此後放棄武力,改用「政治」手段達成光復目標的公報,減少外島駐軍,藉此控制蔣介石鎮日妄動的行為。與其為了民族主義與美國衝突,蔣介石明白與美國妥協,保住自己僅存的權力地位最為緊要,遂同意發布公報,並說出權位得保的心聲:「此事結果亦將於我有益也。」
在此一重新鞏固的「美中扈從架構」下,臺灣最終被迫與中華民國合而為一,走向「中華民國化」,捲入「誰代表中國」、迄今仍未擺脫的「一中」紛爭,「中華民國」成為日後臺灣重返世界的障礙。

結語:東亞秩序、「中華民國在臺灣」與消失的人民

戰後美國在世界擁有巨大影響力,然而世局變化使美國注定無法全心關注東亞,所以美國選擇與國民黨合作,使得臺灣被捲入「美中體制」。但沒有料到的是,中國共產黨卻意外地改變了美國預想的遠東秩序,隨後的國共內戰和冷戰局勢,最終使得臺灣被迫與中華民國「合體」。事實上,這和我們所處的時空局勢分不開。
美國人的一舉一動與戰略規劃牽動了整個局勢,然而美國外交政策的混亂和外交人員各行其是,使得中國人與臺灣人難以捉摸,導致了許多悲劇與誤解,更令自身規劃的「美中體制」秩序覆滅,付出更大代價以重新構築冷戰下的新秩序:「美日同盟。
「美日同盟」正是用來取代「美中體制」的架構,由美國主導,日本協力。在美國的允許下,日本在東亞、東南亞發展其次帝國勢力,而在這個架構下,中華民國的從屬性更高,能動性更低。美國在東亞的國家扈從體制遂建立完成。
其次,戰後臺灣人最初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積極心與能動性,卻因為不諳中國政治局勢和政治文化、國際局勢的變動,以及政治認識的困乏,使他們無力決定自身命運,更遭人歧視、辱罵、利用乃至於被當成畜生般屠戮。二二八事件與日後的白色恐怖,令臺灣人生活在恐怖統治之下,人們從此噤聲,任人宰割。而這場事件對臺灣人造成極大的創傷與斷裂,也消滅了臺灣人在參與事務上的自願心與能動性,產生無法彌補的裂痕和各方面巨大的損失。
戰後臺灣人失去自己的聲音,不僅是被迫的,也是自我管制的,成為任憑美國與中華民國宰割的魚肉。直到解嚴前後,二二八事件才ㄎ又開始為人所知,臺灣迄今仍然受困於中華民國帶來的後續衝擊。唯有透過重新理解歷史,理解現今存在著過往所無的機會與國內外政治空間,並把握機會,實踐過往人們所欲、但沒有機會實現的政治主張與理念。
同時,中華民國的能動性也隨著自身的覆滅、潰逃至台灣而縮小,中華民國內部的各種派系傾軋,也使得她沒有機會得到美國的協助。美中架構一度已經消失。若非因為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動,使得美國重新注意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控制臺灣的中華民國能否得以生存,未可預料。
而華府對臺灣地位的問題的看法,也正因局勢變動,以自身利益考量後,從戰後的默認、辯論,到最後接受蔣介石統治臺灣,臺灣地位未定論自此從美國政治辯論中消失。我們除了驚嘆歷史的複雜與變動之快以外,也需記住自身未來不應全然寄託於他人,而是必須不斷地自我努力。我們也應明白,「國際政治」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思考,因此葛超智等美國官員均是以美國利益思考臺灣的未來,對當下的臺灣人來說,外國外交官的看法均應審慎以對,以「臺灣」自身利益思考權衡。
而本文後半段要角僅剩美國、中華民國、蔣介石與國民黨,這是因為二二八之後,臺灣人民被國府給輾碎,在往後的歷史,再也不敢出聲,導致「失語」,更沒有空間、權力與膽量,為自己尋求出路。這正表明了中華民國與蔣介石的統治穩固,建立在與美國的利益交換、獨裁統治、犧牲人民的權益之上、政權的謊言以及無辜者的屍骨血淚之上。在兩本書勾勒出的整個大局勢中,在「美中體制」秩序下,往後百姓因此度過了一段悲慘、受欺的歲月,這場變動的影響仍餘音繞樑而未絕。
而林孝庭對蔣介石心境變化的勾勒也十分精彩。國共內戰的潰敗、各地人們的冷落與叛變,加上美國一直對其不利的想法行為,蔣已如驚弓之鳥,更寄望能改變美國的想法,並緊抱這位盟友的大腿,最終得以成功,鞏固其在台權勢。他也明白再無機會回到中國,亦已不願意再離開穩穩掌控的臺灣,但為保權位,仍運用各種反攻行為和口號作為展演儀式,以鞏固其政權合法性。
美國也利用蔣介石這些需求,對台灣的軍事、外交、財政進行掌控,大事均得經過美軍顧問團的同意。因為不敢得罪美國人,害怕被殺、失去權力而再度風雨飄零,民族主義需求讓位於蔣個人的內心安全感與權力慾望。對人民,他只有利用與欺騙。
而隨著在台地位的穩固、戰略夥伴地位的建立,使得蔣在退出聯合國前後,能以強硬語氣恣意妄為,抗拒美國政府「改名留席」的建議,儘管楊西崑、黃少谷等身旁重臣多次勸諫,但蔣介石父子仍然為一己之私而頑拒,即使置人民於國際孤立亦不在意,造成迄今中華民國(臺灣)的國際困境。[4]此即反應獨裁政權下,人民失語、獨裁者任性妄為的困境。
故有論者認為蔣氏父子為「意外的國父」,筆者並不苟同,因為「中華民國」離開聯合國是國際局勢決定性的結果,但過往仍有數次機會改名「臺灣」或「福爾摩莎」並留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卻遭到獨裁者因一己意識形態失去機會,導致本來被迫與中華民國合體的臺灣人民,至今仍因「中華民國」與一己之私而受苦,「國父」一詞更是尊崇之詞,對於因此受苦的人民而言,蔣氏父子又怎能稱為「國父」?
過往臺灣的命運不曾被臺灣人民自己所掌握,但隨著台灣走向民主化,擺脫了獨裁者再憑自身意志宰制臺灣的可能,以及現今國際秩序劇烈變動之下,我們獲取了更多的機會。因此,我們更應定義自身的「國家」和「國家利益」為何?在「中華民國」和「一中憲法」的架構下,終究仍然是爭奪「誰是真正的中國」,儘管現在已經從「代表唯一正統中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臺灣」到「中華民國臺灣」,逐步產生了演變,但這遠非終點,我們最終還要做出抉擇:是要當「臺灣」,還是要堅守我們仍是真正的「中國」,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誰才是統治中國的「合法政府」?這樣才能界定出這個國家的核心利益,藉此做出行動。
在此基礎上,我認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正的中國,並藉由改國號、改憲法,立足於「臺灣」這個國家的基礎事實,直接告訴國際我們明確與「中國」做出區隔,才能進一步行動,廓清他國的利益為何,明白應該站在哪一方,應對外交局勢的瞬息萬變,藉此進一步思考即使是國民也能做些什麼,以確保在一個極權主義鄰居虎視眈眈下,「臺灣」這個國家和「臺灣人」的存在、安全與未來道路。

[1]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衛城出版,2017),頁21。

[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26。

[3]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2017),頁77-78;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362。

[4]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頁145-159。最近美國檔案解密,更加證實了這個說法,參見〈美國「台北5869」檔案解密/「蔣介石代表」被逐出聯合國秘辛!〉,網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4-06/84118。

註:本文曾以〈「美中體制」秩序與無聲的人民:讀《重構二二八》與《意外的國度》〉無償發表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本文經大幅修正後重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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