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因為兒子出國而備受責難，甚至有人喊出「辭職謝罪」，不禁讓我想起猶太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的研究。
Milgram認為，威權政府對社會留下最嚴重的後遺症，就是使人們喪失責任感，當時那些服從威權的人們，明知自己正在犯下侵犯人權的罪行，卻總是層層卸責，試圖用「奉命行事」來脫罪，彷彿自己只是沒有任何是非判斷能力的機器，有錯的、該負責任的永遠都是別人。
現在部分媒體跟政客對張上淳的批評，可能也是源於責任感的喪失，受過威權教育、或是對那個時代抱著威權崇拜心態的人們，既然喪失了責任感，當然也無法辨別責任該如何歸屬。所以，張上淳的兒子都30歲了，惹出爭議還是可以咎責到忙於防疫的他身上；陳其邁深耕高雄二十幾年， 一句老爸貪污就打死他了；反觀韓國瑜，過去就是最後一名差點被罷免的立委，但威權崇拜者卻寧願相信他早已改過自新變成民族救星，別人要為父親、為成年的兒子負責，但韓國瑜甚至不需要對過去的自己負責任。
前一陣子台北市接連爆出緋聞，曾聽到媒體工作者在抱怨：「當這些人在職場上有明顯缺失時，我們社會仍只會因為私德的原因譴責他們。」沒想到才幾天又降了一個層次，一名在防疫戰役中盡心盡力的召集人，竟有人因為他兒子的私德問題就要他下台負責？對岸的中國也許操縱了部分煽風點火的媒體，但我們也不能忽略，那個過去威權統治台灣的中國，在那些隨風起舞的服從者們心中留下的後遺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