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如果進入了人類社會之中或許就不會是個純粹的概念而已，在人的認識之中概念也會被賦予在內容之外的意義，例如紅色或許就不只是紅色，而可能代表的是某種噤聲，一種在極權國家內的拘限，一種反對利於民主、自由的例外主義說詞，簡單來說，同義詞就是：中國，中國共產黨。
而紅色是如何滲透就是本書所要處理的問題：這個顏色所代表的價值是如何一點一滴漸緩地流入文化主流之中進而形成另一股主流？
早在從中共草創尚未掌權時，世界的其他地方或許因著同屬左翼的關係就有著援護者，例如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而這樣的聲音又是相對於體制內的人口中所說出的更為「客觀中立」。然而要說有意識性的「滲透」，也是直到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後才算貼切，在前期是意識形態的單向輸出，聯蘇抗美中美國被設立為敵人，蘇聯被設定為榜樣，而在1966年後則是對於文革的外部宣傳，而在1971年美國尼克森時代中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季辛吉密訪中國成為一場「破冰之旅」，也隨此中國獲得國際的承認在聯合國成為合法的中國代表，也因著美國的承認讓其他國家跟著行動，1972年9月29日中日宣布正式建交，此後德、澳、紐也在當年與中國建交。而相較於早期的意識形態輸出，在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所失去的非洲與拉美左派是透過經濟所堆疊出的實力來從事文化的外傳的，這是在方式上的一個重要改變，畢竟在改開之後的中國，就不再是共產中國了。
而中國倚仗著美國不僅可從前述該處可見，在八九六四後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也是老布希先放棄才使得其餘西方國家跟進，又或是2001年中國進入WTO的放行，這種種的事跡都可以說是「養虎為患」的顯例，若非美國在當初因著冷戰的緣故或是看上了中國的市場並且期望著能透過讓中國的市場開放進而透過這個方式讓中國自由化、民主化，中國也未必會走出這條至今仍被誤認為有其特殊性的「中國模式」，讓人權被貶抑於經濟價值之下，新聞自由則更是點滴不存，在中國的新聞媒體不過只是黨的延伸，就如同行政立法司法並不存在，在極權國家中只有唯一的絕對性客觀存在，那就是黨，那就是國，那就是政權，然而這些覬覦著或是吸取著中國市場利益的資本家卻或為無知的期盼又或是自私地欺瞞，都在說著中國正在民主化，又或是乾脆說中國有自己的民主化。又，除了國家之間的接觸之外，因應著國家政策的緣故，人們也隨之起舞，而確實的經濟誘因可以讓道德原則被屏棄，這不是規範性的陳述，而是描述性的敘明，差別只是在於價碼的高低，「金錢誘惑與生存壓力，在很多時候可以讓人忘記原則，哪怕這些原則是人們自幼就在家庭與學校教育中耳濡目染的，區別是西方國家的記者比貧窮國家的記者所要的價碼要高得多。」
媒體在中國與歐美的意義是不同的如同前述，而若沒有這點的前提認知則很難去理解中國的行動，在西方的媒體是以「第四權」這監督國家權力運作的機制設立為定義，然而中國則是黨的肢體延伸，而中國就此所推出的就是「大外宣」，不顧經濟利益而在意的是「讓世界聽見中國的聲音」，又或者是「讓世界的話語權不被西方所壟斷」等如同復興中華民族一般冠冕堂皇的稱詞來進行，似乎有個偉尚的目標或是雪去東亞病夫恥辱打倒美帝等等的宣稱就能驅動中國人，這不知所謂的自卑感帶來了更莫名的自大。然而宣傳（propaganda ）本身就不啻為極權國家（totalitarianism state）的慣用方式，也變成其等之思考方式，就如同零八年京奧火炬傳遞國際對中國表達西藏人權問題的譴責，然而中國卻是認為「中國的聲音和文化影響在國際上沒有相應的地位。」進而認為只要做好公關提稱外宣，把中國價值推向國際就可以成功奪取話語權，改善國家形象。
大外宣的佈局是「大國是關鍵、週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而統戰的三寶又是中文媒體、中文學校，華人社團。常常可以見得中國的口號十分響亮，而似乎無所不包，而這不代表意義的空洞，卻代表著的是極權的全面性，不僅是想要掌控國內，也是想要掌控所有，書中內容提到對於國外的形象焦慮症就像是極權國家對於國內人民的恐懼（如同人民恐懼國家）一般，極權終究是個恐懼所驅動的國家。中文媒體除了國內的央視，也包括了國外媒體的資金掌控又或是左翼的自動趨附，中文學校則是如同孔子學院此種假借著中華文化輸出卻進行著文化統戰的工作的機關，而華人社團則或為公司都過資本的力量去影響，又或者是因著經濟誘因自組性的結夥因應著宣傳的需要。而在改開之後資本也成為了中國對內對外有效發揮影響的工具，例如創辦於1903年的《南華早報》在香港、東亞、東南亞的英文讀者中都是一份獨立的媒體然在2015年阿里巴巴以相較於其他買者更為高昂的價格2.06億港幣收購其與其旗下媒體，並且經營模式完全不考慮營利（線上免費閱讀），馬雲並且宣示「對於公司會晤胡欸賠錢並不是太在意，培養讀者才是更重要的一環。」
而此種的媒體壟斷情形也可以從香港的五大出版社中，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由聯合出版集團所控制，而聯合出版集團又由中聯辦所控制。在台灣的情況也不遑多讓，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旺旺集團就以204億收購中國時報文化集團包括中國時報》、《工商時報》、《時報周刊》、中天電視及中國廣播公視，在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中主要訴求即「反服貿協議」也正是在於對抗來自極權的侵蝕，協議中有這樣的條款：「台灣應對中國開放印刷及其輔助服務業，同時北京也允許台資在大陸設立合資、合作企業，從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業務，大陸方投資應當控股或佔主導地位。」看似平等的表面卻隱藏著雙方制度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對稱，中國方面印刷業不可以涉入出版業，但台灣印刷業與出版業相通，進入印刷業就等於進入出版業，而再參照中國以資本滲透入各個國家，這個協議的通過也等於台灣新聞自由的崩壞，慶幸的是，這場公民運動阻止了中國的進襲。
不過在這樣大手筆大撒幣的行動之下也未必能收得成效，例如周邊或發展中國家也未必因為投注金錢的多就唯命是從，例如緬甸就是個例子。而在2011年由中國國務員新聞辦處理《中國國家形象片》之《人物篇》在1月19日於胡錦濤訪美時在紐約時報廣場大型電子螢幕每小時播放15次，一天300次到2月14日止，共播放8400次，然而經過調查對於這樣的廣告的意見卻是對中國有負面看法的美國人提升了，理由是內容試圖改變受眾的觀點造成了不快，「很多人說，『看了這個廣告很緊張，第一個想法是：中國人來了，而且來了這麼多。』」本書的作者在經過梳理內容中豐富且細緻的資料後所持的觀點仍然可以被認為是正面的，他也說：「真正的問題是，傳播力不等於公信力，也不直接導致良好的國家形象。資訊的發佈不等於資訊的到達，資訊的到達更不等於資訊被受眾按照發布者的意圖解讀、儘管中國『大外宣』很成功地運用了金錢的力量，但商業邏輯有時無法取代文化邏輯。在西方社會，公信力是媒體的生命之源。中國媒體與網路均處於中國政府的嚴厲管制之下，缺乏的就是公信力。」
但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在本書的其他部分也提到即便是在西方社會也有著附應著中國的人士，即便在民主自由的環境成長也會天真或者惡意著扶持這個政權，並摧毀著自身所為的行動本質（例如新聞自由），也必須注意到這種有著另類作者已死的現實性之外，也有著奈及利亞式詐騙仍然能獲取一定程度的受害者，尤其商業邏輯或許有時無法取代文化邏輯，但是商業邏輯有時確實能取代文化邏輯，透過Michael Sandel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中提出在自由民主國家的美國中就有多數的例子是市場的價值進駐許多倫理場域，並且還驅逐了原先該場域的價值標準而產生價值篡奪。從台灣的處境我們就可以發現，若不是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等公民的抗爭又或者是地方選舉先一步顯露出某些現實中的矛盾（例如現實與某些媒體報導的落差、媒體刻意忽略特定的新聞），更甚至在某些地方的人權侵害近在眼前的展演，我們擁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或說所有基本人權的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其實總都是命懸一線的，而這樣生活的維持有賴於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去履行公民的義務，去反思、去看見、去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