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 《東京教父》- 打破放逐的緊箍咒，超渡化身成幽魂的愧疚

清子這個棄嬰的出現，被主角小花視為奇蹟，認為這是上帝所賜予自己成為母親的機會。對於阿仁與美由紀來說，兩人的反應不如花子那般誇張，也沒想要成為養育之人，但將棄嬰歸還父母這件好事卻是難得的救贖機會，能夠藉此抵銷內在愧疚感。

以今敏導演的設定來說，我們可以發現三位主角，即使以不同的原因成為街友，但其中的關鍵都是自我的放逐與愧疚，阿仁因為賭博與酗酒導致家庭經濟崩塌，美由紀因為情緒失控而刺傷父親，小花因為暴力行動導致酒店受損。

由此可知，有家歸不得，則是貫穿整部電影的第一個重要主題。

然而，我們都知道許多時候，罪惡感的高掛是因為我們自己。倘若，我們無法真正地放下對於自己的憤怒，我們就無法真正地接納他人的安慰或原諒，那份罪惡最終會成我們內在的鬼魂，不斷咬牙切齒地細數我們的罪行，自此，我們就會不斷地以補償行為來生活，期許藉此超渡變身成內在幽魂的愧疚感。

面對自己的內在幽魂，不同學派的心理學家提出不同的見解與看法，Perls認為我們必須將過去的未盡事宜帶到當下來對話，避免在不能回溯的過往中持續打轉，其中，最常使用心理治療之技術就是角色扮演（空椅法）。

角色扮演的過程，我們同時扮演過去犯錯的自己，以及改過向善的自己，犯錯的自己透過闡述進行告解，改過的自己則運用鼓勵告訴自己已經不同以往。最後，搭配諮商心理師的引導，經過一來一往的討論，我們終究會發現雖然無法改變過去，但可以改變未來，即使不再背負著那些罪惡與虧欠感，我們也會謹記慘痛的經驗。我們釋放了內在愧疚的幽魂，才有辦法踏步向前，不再因為心理壓力而駐足不前，相反的，能夠跨出嶄新且富有創意的步伐來創造改變。

《東京教父》本質上屬於歡鬧的電影，它與《藍色恐懼》的驚悚氛圍相差甚大，但如同今敏在藍色恐懼中放入了搖擺不定的精神狀態這項元素，本次，今敏同樣在電影中撒下搖擺不定的概念，針對傳統的家庭定義提出反動。

究竟什麼才是家？《東京教父》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卻闡明了家的多元可能性，由此作為第二個重要主題，家的多元性不斷被彰顯與提醒。

我們不知道三位要角如何相遇，但可以感受到互相打鬧爭吵中的相知相惜，這也讓我們明白「家」的定義是非常多元且立體的，即使沒有血緣關係，生活過得不富足，也仍夠互相扶持。

不管是酒家女、街友、逃家少女、跨性別者、賭徒、移工、新住民或酒癮者，都具有愛與歸屬的需要，如同心理學家Maslow所闡明，那些需求深鑿在我們內在，不分種族、地位、性別或職業。《東京教父》的命題，即使橫跨17個年頭，回過頭來看仍舊擲地有聲，過於快速與便利的社會，主流文化仍然強勢，少數文化依然弱勢，縱使有所進步，例如同性婚姻法，卻還是不能就此駐足，畢竟當我們著迷於進步所帶來的飄飄然，即會忘了低頭思索我們所探過的足跡，是否早就遍地嫣紅。

當然，回到現實層面，我們很難為此有所驚人之舉，被社會所壓迫的少數群體也不計其數，相似案例層出不窮，但我們不一定要等到完全理解對方的處境，才去尊重。

某種程度，受限於大環境之氛圍與過往教育的灌輸，我們習慣也偏好使用單一的角度來思索事情的真相，就生理的角度這幫助我們減輕大腦的認知負擔，甚至在心理學上也使用捷思來稱呼這樣的直觀思考現象。

所以，我們就真的只能這樣束手就擒嗎？現象學據此提出其解套方法，存而不論，意即將自己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想法暫放在腦中，不去認同也不去反駁，爾後再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與思索，開創出不同過往經驗的視野。《東京教父》所創造的思考路徑則是一種反動，隸屬於後現代思維中的解構與再建構，將家的定義從血緣中釋放出來，導入新的見解，跳脫出養育之恩與生育之恩的二元論戰，貫徹後現代思維中的多元化思考，意即模糊家庭定義的邊界，然後邀請觀眾們一同加入想像。

雖然以《東京教父》的敘事觀點來看，三位要角之所以被社會排除，主要起因於各自的虧欠與罪惡感，但以「流浪」為主軸的電影仍然點出社會底層公民的困境，不僅僅只是貧窮而已，更多的其社會處境所帶來的限制，擴張來看則涉及到經濟匱乏、健康、社會參與、人際關係、心理福祉與勞動品質等不同層面，由此可知，流浪，所隱含的也不只是「缺錢」，更多的是基本人權的「剝奪」。

社會科學領域更是使用一項專有名詞來形容前述狀況，社會排除。

《貧窮的本質》這本書點出貧窮的複雜性，意即貧窮不只是因為個人特質中的懶惰或不知進取所完全導致，也闡明敘說貧窮狀態下所帶來的自尊匱乏與習得無力之窘境。一開始，濟貧的策略是以慈善的角度來出發，但這場對抗貧窮的戰爭最終還是失敗了。自此之後，人們發展出參與式策略，白話來說就是使用釣竿替代魚。

然而，貧窮並未因此消失，臺灣相關研究也指出勞動參與並不代表擺脫貧窮，假若勞動換取報酬的比率非常差，不良的勞動工作則會與休閒娛樂、社交參與、健康維持等生活選項產生競合關係，時間有限的情況下，為了生存，勞動自然被擺在第一，但其他提高生火品質的選項就此被犧牲。由此可知，純粹勞動並不足以改變生活品質，好的勞動品質才有機會讓受助者從窮忙中解放出來，進而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這也正是設定最低基本工資的意義。

再來，回到自尊匱乏與習得無力上來延伸，長期的匱乏、失落與失敗會延伸出預期心理，認為自己下一次的作為一定還是無法有收穫，自己總是會失敗也沒有辦法改變。因此，與其再次感到失落，倒不如一開始就放棄，採取一個消極與被動的態度來面對自身處境，心理上反而更快活。

上述惡性循環也解釋了為何純粹的給錢或是讓其有工作能力仍然不完整，對於受助者來說，若沒有辦法看見擺脫貧窮的可能性，也沒有經歷到正向經驗，即使我們擁有再多準備或訓練，仍舊無法擁有勇氣去踏出那一步。因此，綜上所述，一個好的脫貧政策就必須是複雜且完整的，一方面給予補助，降低生存壓力，避免窮忙與社會品質的剝奪，另一方面給予訓練，持續提升受助者的生產報酬，並從中培養出正向經驗，達到自尊滿足與成就感，跳脫出預期失敗的心理困境，創造動力，降低無力。

《東京教父》深入社會大眾不斷忽視或想要掩蓋的底層，挖出蘊含人性光明面的珍寶，並且利用反動的視角，跳脫出既有的邏輯思維，打破大眾對於社會邊緣群體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即使電影上映至今已經更迭了無數的冬季，劇中所描繪的故事主軸仍然在現實社會中持續上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