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女人，如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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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古代婦女史的人，常妖魔化古代。以「女誡」為依據，或徵引衛道人士言說，得出古代女人受壓迫，生活局限於閨門之內、禮教之中的印象。
這些印象，深中人心，且頗符社會革命之需、女權運動之用。因此很少人能發現它們只是一批畫歪了的臉譜，與古代婦女實際的生活大有距離。
古代女人賣茶、賣酒、賣衫布、賣胡粉、開店、打魚、做醫生、作牙儈以及各種實業，遊藝、雜役的多得很。明朝《客座贅語》說女人「擬飾娼妓，交結姏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指的其實是常態。
今人對此常態，多有誤解。底下稍作說明，而且要以大家認為禮教最森嚴的宋代為例。
一、方法與材料：由婦女生活史談起
造成誤解的原因，首先是未分辨「描述語言」和「規範語言」的不同，錯把規範語句當成描述語。
以為衛道人士或世家大族長者的規箴勸誡即是實事，或至少是當時婦女生活的一般準則；以為社會就是依這些規誡在運作著。
規範性語言指「應然」，而非「實然」，表達的是一種理想的狀況。這種理想，一方面必須與現實頗有差距，所以才能成其為理想。
二方面也必是屢說無效，社會實況從來不符理想，故才須一提再提，不斷強調。不符理想的現實，反而保障了規範語言的必要性和它的道德價值。
三則是：男人的訓誡與規箴，代表的是男人的希望。但女人甚麼時候聽男人的呢？其與現實差距遼遠，豈待問乎？
四、女人若有時也跟著男人的話語說著類似的話，要求女人如何如何，那也必定是自己斟酌利害做出的策略選擇。
也就是說，在女人的生活世界中，是運用著這些規範語言，而非依循著規範語言去生活的。生活世界的邏輯，另有其實然的性質。
例如世家大族要求其婦女謹守禮法的門風，其婦女也就守禮謹嚴了。為什麼？這不是她們願意被道德禮法所束縛，乃是因為守禮愈謹、頭臉愈不易被人窺見，愈能在婚媾市場上博得高價錢，身價會愈高，聘娶的對象會愈好，「世希難得之貨」嘛！唐代高門第女子的情況，允為典型。
可是，所謂守禮謹嚴也者，實況如何？天曉得。分香納履、待月西廂，在傳奇故事、筆記小說中，這類故事可多著哪。
但實跡雖然如此之多，表面上卻仍要維持著一個禮法門風的形象，嫁娶雙方才會滿意。嫁者得了實利、娶者滿足了虛榮。
這實利與虛榮，就是生活社會實然的邏輯。滿足了這些，是運用了規範的語言而得，故而在心理上也獲得了符合正義滿足了倫理規範的道德感，故大家心照不宣、樂此不疲。
但是，五，這樣的遊戲，不是人人有資格玩的。世家大族可如此表演著禮法門風（請注意禮法門風的表演性質），一般庶民卻無力如此。
家中貧窘，僅靠丈夫一個人工作，豈足以養家活口？凡是女人，多不免要出來工作，誰又能在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出來賣茶、賣酒、賣衫布、賣胡粉，又怎能男女授受不親，頭臉不輕易讓人得見？
過去做婦女史的朋友，利用那些女誡及道德規箴時，忘了做階級分析，沒追問那些材料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在說的話。所以才會把特殊階層或群體為鞏固其利益而發的言說，視為整個社會共許共遵的倫理原則。
要改善這種情況，除了在研究方法上要再仔細斟酌外，材料也應改採較足以反映其社會生活的文獻。
例如收錄訴訟判詞和官府公文的《名公書判清明集》，就比《溫公家禮》《袁氏世範》一類書更能顯示宋代婦女生活狀況。
《清明集》明刊本第七卷〈立繼有據不為戶絕〉條，載吳琛有四女一子，四女為親生，一子是收養的義子。吳琛死後，女兒告官，說義子不應繼承財產，所以諸女要按「戶絕法」分財產。官府則認為收養在三歲以下視同親子。且女兒未嫁可得嫁資，已嫁便不能承分。
可見宋代與現代一樣也爭遺產。但女兒基本上以置嫁妝的方式早已事先分得了，兒子卻要待親亡後才可以繼承遺產方式得財。何況妻子的嫁妝，在婚後，所有權仍歸她所有，夫家不能使用呢！
可知婦女在保障或爭取財產權方面的活動，與現代社會相同或相近，絕不像一些人所以為的：女人毫無財產權，甚至連她自己都只是男人（丈夫、兒子）的財產，任人支配，毫無保障，也無「法」去爭取。
同理，一些道德話語，例如男女授受不親之類，在實際運作中，反而可以形成對婦女的保衛網。
《清明集》卷十四〈賣卦人打刀鑷婦〉的判詞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刀鑷婦，是替人挽面的職業婦女，被一個算命的在酒醉後打了，官府認為：「男女授受不親，正欲其別嫌也。男不許共女爭，亦懼其以強凌弱也」，算命的找女婦挽面，已屬不當（因為他大可以找男的），該婦不肯，「又從而辱罵之，其情理可謂強暴」，所以判他有罪。
在這裡，女性以其性別差異及體能生理上先天的弱勢，在法律上反而占居優勢；儒家男女授受不親之說，則在道德上給予法律一種道德解釋。
故所謂「男女授受不親」，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究竟是種禁制束縛，還是對女性的優遇與保障，應在動態的關係中看。
另外，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規定，也反而對女人較好。
例如宋律規定犯罪者緣坐時，女並得免（見《宋刑統》卷六．雜條）。戶籍脫漏者，家長徒三年；戶內無課役者減二等；若戶內無男子，以女人為戶，又減三等，只杖一百（見卷十二．脫漏增減戶口條）。
收養子時，養雜戶男為子孫時，徒一年半；可是若收女養，只杖一百（同上，養子條）。
婚嫁時，若女方違約妄冒，徒一年；男方如妄冒，罪加一等（卷十三．婚嫁妄冒條）。女子論罪，都比男的輕。
至於離婚，兩方可協議離婚。但女方若隨便離去，徒二年；男方隨便休妻，徒一年半。
什麼叫不能隨便休妻？休妻有要件，即所謂「七出之條」。但縱犯七出，若曾持舅姑之喪、娶時貧賤後來貴了，或離婚後女方無娘家可歸，也都不可休。這叫做「三不去」。如果休了，要杖一百，且勒令復合。
凡此，則可見男女並不完全平等，但法律上對女性也並不特別歧視或壓抑。
諸如此類。要重建古代婦女生活史，顯然就應由社會生活而非理念世界去理解古人。底下，我還準備用法律文書之外的另一種材料，來介紹宋代婦女，那就是筆記小說。茲以洪邁《夷堅志》為例。
二、鬼狐仙怪之外：自媒自獻的婦女
《夷堅志》卷一第一篇〈張相公夫人〉就是講一個世家大族內眷偷情的故事。說京兆人錢嘉貞迷路，逢一大官宅第，乃河中府尹張相公居所。相公薨，惟夫人在。留宴留宿之外，夫人竟來薦枕席。令他歡忭不已，如遊仙都。
「一夕，正歡飲間，聞戶外傳呼呵導之聲，云相公且至。夫人遽起，諸妾皆奔忙而散」。錢竄伏暗室，怖不敢喘，睡去，醒來時才發現身在棘叢古塚間。
我在上文說過，禮教云云，從來不是古代社會的實況；高門巨族之所謂禮法門風，其中多有不可聞問者，此即其一也。
這是典型的「一夜情」。前則藉口相公已卒，夫人孀居，以便恣意偷情；後則藉口相公歸來，把小白臉迷昏了，棄諸郊外，讓他以為遇了鬼。
卷三〈西湖女子〉則說某官人遊西湖，見一女，慕之。女亦與相綢繆。但去她家提聘卻遭她父母拒絕了，怏怏返鄉。五年後再赴西湖，於途中又碰到該女。該女自稱已嫁人，丈夫作庫務事，暫繫獄，因出外求援，所以遇到。與其人同至其旅店，遂相狎。
留了半年，其人想帶她一齊返鄉，她才「斂祍顰蹙」說當年分手後即已相思而死，現在已不是人；只因與該生有宿緣未盡，故來相從，現要分開了。並說該生與她相處久，陰氣入體已深，此後當吃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天亮後，慟哭而別。
這也是誆傻子的話。該女子或許真嫁了人，但夫繫獄外出求援云云，必為謊言。或許她是逃了婚或是逃了家，或者成了逃妾，恰好踫上了老情人，賴上他，繾綣了半年。一旦他想帶她回家，她就要再托詞遁走了。
陰氣入體、宜服平胃散，只是編出來的鬼話。平胃散能驅什麼陰氣呢？
卷廿七〈暨彥穎女子〉是個類似的故事。謂暨彥穎入一邸店，一女推戶而入，自稱南鄰京氏處女。留與共宿，並隨歸里。經歲而忽自謂為鬼，請別去。
卷六〈茶僕崔三〉不再說鬼而講怪。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其僕崔三。夜中有人來叩門，崔三開門看，乃一少女，云左側孫家新婦也，因取怒阿姑，被逐出，中夜無所歸，乞留宿。崔好心收留了。夜中婦挑崔，遂共宿。雞鳴而去。後常來，且常拿出官券來資助崔。
崔三之兄崔二知其事，慮為鬼魅，布捲網待之。三更後，戞然有聲，果然逮到一頭斑狸，烹殺了牠。但半夜女子仍然來了，且大罵崔三，說幸好只殺了她的婢女。崔謝罪，女子也原諒了他，和好如初。
這是暗示該女為狐狸。而其實乃女子設局，弄一隻死狸來讓崔三相信她有異禀。她之前托詞云為左側孫家新婦，當然也是假的。淫奔之女，時竊家中物以資助情郎罷了。
像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均無確證女子為鬼為狐，只是女子自稱或陡遭艷遇的男子心中蓄疑，故以鬼以狐為其解釋。
如卷十六〈小陳留旅舍女〉說黃寅進京赴考，抵小陳留旅舍，夜中有女叩戶，說住在附近，少好文筆，頗知書，聞君讀書聲，歡喜來就。「微言挑謔，略不羞避」，遂共寢，雞鳴而去。來往半個月，黃寅友人來，拉他入都，女子才來告別，攜手而泣。黃寅送了她五兩銀子。後黃寅走到二十里外柳林，見一廟座侍女，很像所遇到的女子，「詳觀之，其色赧赧然，若自愧之狀」。
這不是黃寅對自己飛來艷福的心理解釋嗎？既疑其來，復戀其去，見神座侍女而認定我遇上的應該就是她。
這種心理，其實老早即被這些女子洞悉了，所以裝神弄鬼，讓那些男人昏頭轉向，以為真遇著了神仙、鬼魅、木客、花妖，或是狐狸等精怪。
綜括這些故事來看，偷情或淫奔者，包括了處女、逃妾、寡婦等各色女子。有不少托稱出身高門第，如張相公夫人、呂使君夫人、王知縣女。
也有些雖不如此自稱，但由其行為，例如可以贍給男人，或拿錢物給情人，亦可知其出身是較高的。她們找的對象，往往是比自己低一點的，如茶僕、酒保、小官，要不就是士子書生。
書呆子好騙，與讀書人交往也較無後遺症，這些女人以他們為對象，很容易理解。地位低一點的男人，逢著這般艷遇，自以為他們碰著了高門第的女子甚或仙姑，更符合男人在兩性交往時喜歡自認占便宜的心理。女人也善於運用這種心理，在男人既疑且喜之際，說神說鬼說妖說怪。
而她們既是淫奔、既是偷情，當然不欲人知，假託神怪，正是個好方法，更可合理化淫奔偷情的情境。在男人認起真來以後，假託神怪，還能讓她們保留一個退路，使她們可以藉此別去。
當然，要不要走，仍要看她們自己。西湖女子、小陳留旅舍女、南陵仙隱客都趁機走了；茶僕崔三、呂使君宅的女人則留了下來，呂使君娘子甚至與男人共同生活到男人死了才走。
而不論來或走，這些故事無一例外，女人都握著主動權，男人只是被擺佈被利用的，利用他們來滿足慾望或生小孩而已。
這不是宋代特殊的景況，大家只要想想六朝的遇仙故事、唐人傳奇《遊仙窟》《會真記》，就可明白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綿延若干朝代的事例。早期多說女仙，後漸說鬼，繼而說狐為盛，直到《聊齋》以後。
傳奇或筆記小說，具有史筆的性質；其記載，有時也接近現今社會的八卦社會新聞，故亦可用為史料。就算不由徵實的、歷史的角度看，縱或小說具有虛構、想像的成分，這些遇仙遇鬼遇狐故事，也在它高度類型化之際，顯示了它折射社會真相的意義，類聚了共同的主題。
這些主題或徵象，都告訴了我們：只用男尊女卑、女子是男性及其家族之生育工具、夫為妻綱等幾個觀念，或「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勸酬，庶幾有別」「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年及八歲者，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鄭綺．鄭氏規範）一類女誡家範資料來看宋代婦女生活，是拿錯了地圖。
宋代一向被認為是道學禮教對婦女壓迫增強的時代，可是由這些故事中女性情慾自主的狀況，她們受了什麼禮教的壓迫？
三、家事勞動之外：社會場域的婦女
《夷堅志》又載婦女營生事甚多。
卷五十〈吳六競渡〉條云：「初永年監兵方五死，孀妻獨居，營私釀酒。每用中夜，僱魚艇運致，傳入街市酒店，隔數日始取其值」，看來生意做得不小，所以也雇了人幫忙。
卷四六〈薛湘潭〉條，說薛某出外訪案，在路邊一小店，「一老媼在焉，入座將買酒。媼曰：『此間村酒，二十四錢一升耳，我家卻無』。薛取百錢，求買二升。媼利其所嬴，挈瓶去。少頃，得酒來。與媼共飲。媼喜甚，獻其熟牛肉一盤酒斟」，遂談及一椿兇殺案，說「某家小娘子，與東家第三個兒郎通姦，後來卻被殺了」。這婦人也是開酒店的，只是店小，不似前者做賣酒大盤商。
卷四三〈羅山道人〉也是婦人開小店的。羅山縣「有沈媼者，啟雜店於市，然亦甚微」，有道人來求食，媼說：「別無好蔬菜伴飯，少俟碾麵可乎？」遂進麵。道人感荷，送了她一付造酒方。後乃以善酒聞名。
除賣酒開店外，還有一些別的營生，如乳娘、接生婆、醫生等。為醫者，如卷三七〈屈老娘〉云：「武陵城東宋氏婦女，產蓐所用乳醫，曰屈老娘。年已八十餘，嘗以滿月洗兒」。
卷八〈張小娘子〉記：「秀州外科張生，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概。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其夫」。
卷廿七〈宗立本小兒〉則說宗氏世世為行商，紹興間「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又〈支友璋鬼狂〉云漣水支氏，營客邸於沙家堰側，「夫婦自主之。遇商賈持貨物來，則使其子左璋作牙儈」。
卷廿一〈王彥謨妻〉亦載王氏「樵妻子處僧堂後，以典質取息自給」，這些都是夫妻兩人共同營生的。
卷六〈翟八姐〉則載另一特殊行當：「江維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挾婦人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謂之嬸子。大抵皆末娼也」。
其中，被記錄的這位翟八姐，「身手雄健，膂力過人，其在途荷擔推車，頳肩繭足，弗以為勞，壯男子所不若也。性又黠利，善營逐什一，買賤貿貴，王獲息愈益富。緇銖收拾，私所蓄，亦過千緡」，是位能幹且精明的女性。
以上這些開店、做生意的，或夫死，不得不獨自營生，如方五之妻，或卷五〈鄂渚王媼〉條云：「鄂渚王氏，三世以賣飯為業，王翁死，媼獨居，不改其故」。
也有些是夫妻一同營業做買賣的，或自己去做乳娘、產醫、行醫。類別差異甚大，但敘述者描述這些事況時，是把它當成普遍尋常之事業來講說的，夫婦共同營生時，也不把妻婦放在依附男子的地位。
可見此類事況，殊屬平常，乃當時社會之一般狀態。女人並不是僅在家中紡織、做女工、主中饋而已。
〈翟八姐〉故事較為特殊，其事殆為當時遊娼之一種。女子為娼，乃古老行業，《夷堅志》所載甚多，但不必錄，因為不用說大家也知道女人會有這種行業。
可是宋代之所謂娼妓，有許多類別、許多等級。有時「娼妓」只是「倡伎」、指在社會上奔走，以技藝討生活者，吞刀吐火、跳繩擊丸、唱曲說書，靡不有之。
我們現代社會中從事演藝業、服務業的許多女子，在宋代就都被稱為倡伎。
《夷堅志》支庚六〈雙港富民〉條：「俄有推戶者，狀如倡女，服飾華麗，而遍體沾濕。來曰：我乃路歧散樂子弟也」，補二十：「女童皆踏索踢弄倡，先繫索於屋角獸頭上，踐之以行」，講的都是這種倡伎。甚至從事飲食業者也稱為伎。
百歲翁《楓窗小牘》上：
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盤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皆聲稱於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索七兒……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 余家蒼頭嫂也。
曹婆、宋五嫂都是工伎著名者。其他娛樂業，瓦舍伎藝人則如《東京夢華錄》卷五所載：
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教坊減罷並溫習張翠蓋……俏枝兒……奴稱心。……小兒相撲雜劇：掉刀蠻牌董十五……朱婆兒……俎六姐。……文八娘叫果子……。
上述諸倡伎中，自有等級。
《夢華錄》卷二〈飲食果子〉條說：「街坊婦人，腰繫青花布手巾，綰危髻，為酒客換湯斟酒，俗謂之『焌糟』。……又有向前換湯斟酒歌唱，或獻果子香藥之類，客散得錢，謂之『廝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札客』，亦謂之『打酒坐』」。
有正當技藝者，地位較高；僅服勞役，可有可無，或提供小娛樂者，地位較低。翟八姐之所以為末娼，就是因為她從事的是炊爨薪水之勞役，夜來還要提供性服務。
除此之外，「府宅官員，豪富人家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粗細綼妮」（夢梁錄．卷十九）者亦甚多。
在這方面，我要提醒大家：
一、早期全漢昇已有《宋代女子職業與生計》一文，由實業，遊藝、雜役、妓女四個方面討論過宋代婦女職業問題，本文此處僅以《夷堅志》為範圍，做了些補充，當然仍不夠全面。但宋代社會上女人從事的工作，現在也還多是這些，古今並無想像中差異之大。
二、現代社會中越是下層政經位階家庭，女子越多從事此類工作。因此，社會壓迫與不公之原因，可能不在性別壓迫，而更在階級剝削。
東坡《志林》載：「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即指此類事，貧者不只溺女，也溺男。其子女長大後能幹什麼事，也可想而知。
三、公不公義，也非絕對之關係或性質。廖瑩中《江行雜錄》有云：「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紊」。
中下人戶，不重生男重生女，當然是因為女性在階級剝削的情境中，看起來慘，實際上好。對家庭好，因為出路廣、價錢高；對她自己好，因為可藉此達成階層流動，改變其原屬社經地位。窮人家男孩當然也賣，但賣去只能做傭僕廝隸，終是勞工，價錢也不會高。
因此，婦女遭買賣這件事，既是社會的不公義，同時也顯示著對低下階層男性的雙重壓迫，須要做較細緻的深入分析。
四、情慾幽閉之外：自主交際的男女
在男女關係方面，《夷堅志》卷三〈游節婦〉條：「建昌南城近郭南村民寧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弟婦遊氏，在儕輩中稍腴澤，悍戾淫佚，與並舍少年姦。寧每側目唾罵，無如之何」。
同卷〈高周二婦〉條：「南城鄧札生子，僱田傭周僕妻高氏為乳母，時其夫已亡，高與惡少年通姦，至於孕育」。
卷四〈哮張二〉條：「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七，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略無忌憚，白晝宣淫」。
卷十二〈王武功妻〉條：「京師人王武功，居鞿拗巷。妻有美色，募緣僧過門，見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後來終被此僧設局弄到了手。
同卷〈西湖庵尼〉條則說臨安某士人妻，為少年所慕，請一尼幫忙。「尼持錢犒轎僕遣歸，設酒連飲兩婢，婦人亦醉。引憩曲室就枕，移時始醒，則一男子臥於旁」。這是尼姑替人拉皮條，以成就姦情。
卷十三〈臨安吏高生〉條：「朱思彥則，淳熙初知臨安縣，因鉤校官物，得押錄高生盜侵之過。其妻尤貪冒，每攬鄉民納官錢，詐給印鈔，而私其值」。
卷十五〈鄭二殺子〉條：「武陵民張二，嫁女，招鄰里會飲，鄭二夫婦預焉。鄭妻素與和尚通，人多知之。酒酣醉，偶墮箸於地。張妻戲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曰：『別無好事，只是個光頭子，』一座嘩然」，結果兩家提刀殺成一團。
卷二五〈衡山氏〉條：「衡山氏某氏，以社日祀神飲酒跌死，魂回到家中，只見「妻在床績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
同卷〈苦竹郎君〉條則載善化苦竹縣祀苦竹郎君神，里中餘生妻唐氏去其廟中，「唐氏素淫冶，見土偶素衣美容，悅慕之，瞻玩不能已。眾已出，猶戀戀遲留」。後來神遂來找她媟歡。
卷三十四〈王上舍〉說王氏與友人去觀燈，見一美姬。兩人看對了眼，逐漸走入小巷，「王托如廁，狎身相躡，情思飛揚」，姬也有意，約以他日。王氏卻說：我現在就想得很哩，哪能等到改天？「吾方寸已亂，何暇遷延？攜手將與綢繆。四顧巷陌，燈燭車馬，略無可駐之地。念市橋下甃石處差可偷期，乃野合而別」。
以上這些記載，表現了一幅什麼樣的景觀？男女防嫌守禮、授受不親？婦女不預外事？婦人專以柔順為德，奉夫綱若帝命？女性在性關係中處於被動、委屈或受虐的地位？男性一貫表現其攻擊性與支配性，占有女性？
都不是！這些，顯示宋代男女社交基本上是公開、自由且頻繁的。
《東京夢華錄》諸書所載婦女逛街、遊夜市、跟男人雜在一塊兒聚賭、結社等等就甚多。女性，並不是想像中被幽閉的性別。
她們會出到家門外活動、消費、社交；她們自己有許多也從事工伎職業，或自家之中有生意，要與人交際往來、做買賣，情況與現今婦女無大差異。
女人既跟男人交往，也自己結伴去玩。婦女結社，現在發現最早的資料是北朝東魏武定三年。
敦煌遺書還有兩件唐五代的「女人社」社約文書。宋元明清女人結社，則廣及宗教、技藝、經濟、遊戲等各方面。
把她們想像成被幽閉的性別，一部分出於男性對女性情慾發舒的畏懼，故提出其理想，想像或希望女性可被幽閉。
一部分源於西方對中國社會的誤解，把所謂「東方專制社會」的想像，用在男女關係的理解上。被幽閉的女性，委屈、柔順地處在家庭（且是父權制專制家庭）中，即如臣民委屈柔順地生活在專制帝王權威之下。
還有一部分，則是現代人對於跟「現代」有革命性斷裂的「古代社會」的想像。
這，一稱為異性的想像，以為異性是什麼。就如女人常誤以為男人如何如何那樣。
二稱為異邦人的想像。我們常把遠方異邦人想像為神仙、救星、啟蒙者，或頭生角、性淫亂，彷彿跟我們不同的妖怪，把遠方異域想像成香格里拉或地獄。
三稱為革命的想像。革命者必須把被革命的對象妖魔化，革命才有正當性。
現代女權運動革命的真正對象，固然是當時的女性壓迫者，但做為現代化整體革命運動的一環，古代的女性便成為現代女性解放的反面材料，被塑造成幽閉於父權宰制之家庭中的性別。
可是想像的編織並不難核驗。〈衡山氏〉載那村民跌死回家，在窗下看見老婆在做事、小孩在玩，老婆嘴裡還絮絮咄咄責罵老公：不知又死到哪裡去了，這麼晚還不回來！這不是現在男人回家站在門外或窗口也都會看到的景象嗎？什麼父權制、性壓迫，這些概念，在碰到這類具體狀況時有什麼解析力？
〈臨安吏高生〉云高生侵盜。可是他侵盜的源頭，恐怕更在於他老婆「尤貪冒，每攬鄉民納官錢，詐給印鈔，而私其值」。這不也是許多結了婚男人貪婪犯罪的原因嗎？
家庭中的權力關係，固然不能說是女性占了主導地位，男人就只是帖耳聽命而已。但結過婚的人都知道：夫妻相處，也絕對不是先生髮號施令，妻子則一切柔順聽從、臣服於下的。
在夫妻相處的動態權力關係中，有的先生強勢，有的妻子強勢，如俗語所謂：「不是東風壓倒了西風，就是西風壓倒了東風」。
〈游節婦〉條說寧六之妻「悍戾」，跟人通姦，寧六每側目唾罵，但無如之何。就是雌風盛於雄風之例。
〈鄭二殺子〉條又說鄭二老婆「素與和尚通，人多知之」。人多知之，她老公焉能不知？既知而隱忍之，其妻之勢必有以壓之。被人當眾譏嘲老婆偷了和尚，覺得不堪後，也不是回頭來責備妻子，而是怪別人為什麼要講這種醜話，提了刀去打架、殺人。這種行為，更能讓我們體會其夫妻的實質權力關係。
在權力關係中不受壓抑的一方，才較能自主地申張或表達其情慾，〈上饒徐氏女〉〈游節婦〉〈哮張二〉〈余干民妻〉諸條所說的那些婦人「淫佚」「性頗淫冶」「性淫蕩」，都表現了這一點。
淫，是過分的意思。若不過分，男女都有情慾，就更沒什麼可說的。男追求女，女挑逗男，今以為常態，古亦不會有啥不同，否則中國人不會繁衍到現在十五億。
但志怪之書對非常態的淫佚現象當然更感興趣。像男人在路上看見美女，尾隨搭訕，乃是常態。女子有意，約期再見，也是常見之事。但雙方猴急到立刻要找地方解決，就不尋常了。一時沒找到賓館，兩人竟拉著到橋下甃石處野合。這便可稱為淫。情慾之發，過分了些。
五、宋代社會的順欲與禁慾
近人有個常見的想法，認為宋代理學興盛，所以禁慾、對婦女也嚴酷了起來。
可是這類想像實在可笑，宋代哪是如此？《武林舊事》曾載宋代杭州「浩穰之區，人物盛夥，遊手姦黠，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櫃坊賭局、水官德局，不一而足」（卷六）。
美人局者，利用女子設局詐欺之謂也。包括仙人跳、找妓女詐為人家姬妾、詐為神鬼狐怪之類，《癸辛雜識》後集載一事，亦屬美人局：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即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知其說，則多方詭詐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稽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為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墮身、塌鼻、斷手足而殂。
由疾病的角度看，這是轉移巫術的應用。女方家族共謀設計詐騙男人做替死鬼。由神話分析看，則女子生的是什麼病呢？疾病的寓意，只是指女人有了性需求，面泛桃花，想找男人，故託辭以遂其意罷了。
但不論如何，設局行騙者不只杭州，各地都有，千奇百怪。據《隨隱漫錄》云：「錢塘遊手數萬，以騙局為業」，則光是杭州就有這麼多人依此為業，各地各類美人局之多，可想而知。
我們現在並不是要談設局行詐的問題，而是想藉此類資料來輔助說明本文第二節所錄那些《夷堅志》中女子假託精怪鬼神，或自云為逃妾孀婦室女的故事是怎麼一回事。
其次，要建議大家想想：這些故事之所以可以發生、那些騙局之所以能進行，須有什麼社會條件？一個男女授受不親、女子受禮教束縛著的社會，能發生這些事嗎。
試想：這些故事，多半是見到女子（男子）獨行，男人（女人）即上前挑逗，或即邀共宿乃至野合。或入一人家，見人家男主人不在，便與女主人苟合。或女子徑去找單身男子敲門叩戶。或一女來訪，隨即留宿與合。
這樣「隨便」的男女關係及其社會，不正是故事之所以能成立的基礎嗎？
把這種情況跟現在比一比，例如你現在敢不敢在路上一看見美女即上前挑逗且立刻邀去性交？就知道宋代男女交往情境絕非想像中那麼僵化保守、窒扼女性。
宋代還有一些地方風俗，讓男女交往及性需求得以滿足，例如《癸辛雜識續集》載：
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於每歲七月，聚於州主之廳，舖大球於地。女衣青衣大袖，用青絹蓋頭，手執小青蓋。男子擁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隊長，各以男女一人推僕於球。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謂之「聽氣」。合者即為正偶。或不合，則別擇一人配之。
這是典型的「送作堆」，乃該地之正式婚制。女人用頭蓋遮住頭臉，是避免男方以貌取人，要全憑擁抱親吻以定合否。想結婚，而又無交往能力或機會者，以此法令其有配，取不以目，而聽之以氣，未嘗不是個好辦法。
正因整個社會是鼓勵「窕窈淑女，君子好逑」，也積極促進男女匹配，提供男女交往空間的，所以某些大家族高官門宦或理學家，才會在男女防嫌方面著意，刻意矯厲以為高，讓人在道德上產生「難能可貴」的崇高感，增進其婦女的身價地位。
強調貞節，亦屬其中之一端。提倡者亦有藉此矯厲風俗之意。
那時，整個社會，女人就學、參政、從事公共事務之權利及機會，還比不上男性，是無庸置疑的。
但只從性壓抑、男女防嫌、授受不親；女性缺乏社會生活，只活在家庭及家事勞動中；受禮教束縛、片面貞操觀宰制等角度去看宋代婦女生活，顯然也是大錯特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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