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正典

在我們中國，介紹西學的人，大抵只注意人家一些新東西。覺得西方總是求新求變，新觀念、新理論，不斷推陳出新。

殊不知西方傳統之堅韌，初不因現代化而瓦解。反而是在面臨科學主義、商業化、數量化、功利取向時，不斷有人申張人文主義傳統，力圖矯正之。而一些著名的大學，就在此扮演了中流砥柱的功能，不斷呼籲人們應該回去細讀古典。

其中，二十世紀美國的人文主義教育觀，國人較熟悉的是哈佛大學之白璧德（Irving Babbitt），因為吳宓和梁實秋都大力介紹過他。

但白璧德並非孤軍奮戰。在他之前，十九世紀有托馬斯．阿諾德（Thomas Arnold）、梅修．阿諾德（Mathew Arnold）、紐曼等人，主張大學教育旨在培養紳士。二十世紀，白壁德稍前，有愛略特一類人；後則有薩頓（George Sarton）、赫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等人依然倡導推動人文教育，且影響深遠。

薩頓乃科學史家，其說亦號稱新人文主義，但目的在實現科學的人文化。認為科學固然重要，但我人應注重科學的人文意涵，讓科學重新與人文聯繫在一起，從而建立一種建立在人性化科學上的新文化。他稱此為新人文主義。

赫欽斯主持的芝加哥大學，則主張發展理性、培養人性，是教育永恆不變的目標，大學就是針對此一目標，促使學生理性及道德能力充分發展健全而設的。

為達此教育之永恆目標，赫欽斯建議設立一套永恆學科。謂此學科「紬譯出我們人性的共同因素，因為它使人與人聯繫起來，使我們和人類曾經想過的最美好事物聯繫起來，並因為它對於任何進一步的研究，和對世界的任何理解都是重要的」。

此學科由兩大類科目構成，一是與古典語言和文學有關的學科，學習之途徑就是閱讀古典著作；另一類，可稱為「智性課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辭、邏輯、數學等具有永恆性內容的學科。這些學科，不但配合永恆的教育目標，也與那些因時代需要而設的應世諧俗學科不同。那些學科常隨時代需要而枯榮，當令時，至為熱門；過時了，就毫無價值。

赫欽斯是美國學術界的奇才，三十歲就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名震一時。他在一九五一年編成了一部大書，足以與《哈佛經典叢書》後先輝映，叫《西方的經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次年由大英百科出版社出版。

書凡五十四卷，第一卷導言，二、三卷是索引，其他五十一卷便是經典文本。包括七十四位作者，作品四四三種。跟我們的《四庫全書》相似，它也用封面顏色來分類，文學類黃色；歷史、政治、經濟、法律類藍色；天文、物理、生物、化學、心理類綠色；哲學、宗教類紅色。但所選很多作品其實不定屬哪一類，故這也只是大略分之而已。所收全是一九００年以前的書。

這一大套書，期望中的讀者是大學生或具大學程度的人。當然，經典越早讀越好可以及早受用。但他並不希望大家囫圇吞棗地讀，他希望讀者能按次序，一本一本讀下去。如果自己無法有效地讀，那麼，他又替大家擬了一個閱讀計劃，特意編了十本導讀書，讓大家每年根據一本導讀去閱讀那些經典，要讀原文，一年一本，剛好十年讀完。每本導讀，內分十五課，以第一冊為例：

一、柏拉圖《自由》及《克利圖》。
二、柏拉圖《共和國》卷一、卷二。
三、莎孚克利斯《哀地婆斯王》及《安提宮屋》。
四、亞里士多德《倫理學》卷一。
五、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卷一。
六、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四篇。
七、聖經《舊約．喬布記》。
八、奧古斯丁《懺悔錄》卷一至卷八。
九、蒙田《論文集》六篇。
十、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十一、洛克《政府論》第二篇。
十二、綏夫特《格列佛遊記》。
十三、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十五、十六章。
十四、美國獨立宣言、憲法及聯邦論集。
十五、馬克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以上所舉每一本書，都說明卷次與頁數，從容帶領讀者優游於經典之中。導讀著重指出古代思想何現代的關係，尤具啟發性。而且真是導讀，不是灌輸或教訓，表現了赫欽斯所強調的「自由教育」之精神。

另外，不知你注意到沒有：它第一課是從柏拉圖開始的。其實他每一冊的第一課都從柏拉圖開始。西方人本來就有一切哲學都是柏拉圖的腳注之說，本編亦是此意。一切回到柏拉圖，也就是一切皆從源頭上去找答案，由古人的智慧中探索真理的可能。

導讀之外，二、三卷的索引也十分有價值。它把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分列為一百零二項，其下又臚列為兩千九百八十七個題目，讀者若想知道西方對某一個問題有何主張，利用這個索引，可以一索即得。編這樣的索引，不唯嘉惠讀者，更可以顯示編者的功力。從前梁實秋先生就很推崇他這套書，認為：「與其讀所謂的『暢銷書』，不如讀這一部典籍」。

哈佛、芝加哥經典叢書及其教育理念（包括與之相配合的課程設計），在美國可謂典範。其他學校沒有如此大規模的編輯項目，但也不是沒有類似的做法，只是規模可能略小些罷了。

例如《莎士比亞全集》，舊版最著名的是劍橋大學編的，九大冊，一八六三年開始刊行，一八六七年二版，一八九三年三版。牛津大學也有另一個版本。一九二一年開始則劍橋又推出新版三十九冊，出到一九六六年才出齊，長達四十五年，慢工細活，極為矜審。美國耶魯大學所編則為四十冊本，為在美國通行之版本。其他投入古代經典整理的項目極多，就不一一介紹了。

近年後現代、多元文化、後殖民、女性主義等理論甚囂塵上，同樣引起了這樣的批判。十年前曾任哈佛講座教授的布魯姆（Harold Bloom）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即為其中一例。

此公在該書中選了貴族制時期的莎士比亞、但丁、喬賽、賽萬提斯、蒙田、莫里哀、米爾頓、約翰生博士、歌德；民主制時期的渥滋崋斯、珍．奧斯汀、惠特曼、狄瑾生、狄更斯、普魯斯特、喬哀思、吳爾芙、卡夫卡、波赫士、聶魯達、斐索等廿六家之作，謂其為西方文化中之「正典」（The Canonical），認為現今我們對語言比喻之駕馭、原創性、認知力、知識、詞彙均來自它們。

其次是：他不僅力陳經典的價值，更把矛頭伸向正流行當令的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拉岡學派、新歷史主義、符號學、多元文化論等，合稱為憎恨學派（School of Resentment），謂此類人憎恨正典之地位及其代表之價值，故欲推翻之，以便遂行其社會改造計劃。打著創造社會和諧、打破歷史不公之名義，將所有美學標準與大多數知識標準都拋了。可是被他們另外揭舉出來的，也並不見得就是女性、非裔、拉丁美裔、亞裔中最優秀的作家；其本領只不過是培養一種憎恨的情緒，俾便打造其身分認同感而已。此等言論，逆轉了攻守位置。讓一向善於藉著批判傳統、顛覆這顛覆那，以獲得名位者有些錯愕。

這些學派自然也立刻反唇相稽，說布魯姆所稱道的正典，只是歐洲男性白人的東西，甚且只是英美文化中慣例認可者，並不適用於女性、多元文化者或亞裔非裔。

但此類反擊，除了再一次訴諸身分、階級意識型態之外，畢竟沒有說出：為什麼正典必須擴充或改造？其美感價值與認知，為什麼不值得再珍惜？

因為：此類文論家原本就不太讀也不能讀原典，文本分析恰好就是他們的弱點；捨卻文學的藝術價值不談，正是其習慣。如此而欲反抗正典說，豈非妄談？讀者根本不曉得何以必須放棄莎士比亞而偏要去讀一些爛作品，只因它是女人或黑人寫的，或據說其中有反帝反對封建抗議精神？過去，讀者基於道德感正義感，以社會意義替代了審美判斷，跟著此類文論​​家搖旗吶喊，如今一經戳破，乃始恍然。故「憎恨學派」之反駁，非特未將布魯姆消滅，反而令質疑文化研究者越來越多。

當然，此亦由於布魯姆立說善巧。以往，倡言讀經者，輒採精粹論立場，不是說經典為文化之核心精粹，就是說經典之價值觀可放諸四海、質諸百代，乃萬古之常經，今世之權衡云云。布魯姆卻不如此。

他本以《影響的焦慮》一書飲譽學林，論正典亦採此說。謂經典之所以為經典，自然是因它們影響深遠，但所謂影響，並非只是後人信仰它、欽服它、效法它、依循它，而是後代在面對經典之巨大影響時存在著嚴重的焦慮，故藉由反抗、嫉妒、壓抑去「誤讀」經典，對它修正、漠視、否定、依賴或崇拜，這些創造性的矯正，也是影響下的表現，因此後代縱或修正或擺脫經典，仍可以看出經典的價值與作用。

同時，正典亦因是在影響的焦慮中形成的，所以它們都是在相互且持續競爭中存留下來的，文本相互激盪，讀者視野不斷調整，正典本質上就永遠不是封閉的，一直是互為正典（the “ inter canonical ”）。簡單說，反對經典，正是因為經典重要、影響大。而反對者對經典之誤讀或創造性矯正，又擴大了它的影響、豐富了它的意涵，故經典永不封閉。

由這樣動態的關係去看經典，才可以避免反對者所持的各種理由，什麼古典不適今用啦、何須貴古賤今啦、經典只代表著一階層之觀念與價值啦、文藝貴乎創新啦等等。

但不論布魯姆或愛略特，任何提倡讀經典的人，也都無法說服那些反對的朋友。蓋此非口舌所能爭。經典的意義固然永不封閉，但它得有人去讀，其意義是由閱讀生出來的。倘若士不悅學，大家都不愛閱讀，視閱讀為畏途或鄙視之，僅以談作者身分、膚色、階級、國別為樂；或廢書不觀，徒逞遊談，則正典之生命便將告終。

而現在的學府正是這般可能埋葬經典的地方。學者要著書立說、要升等、要申請項目經費，自須別出心裁，立異以鳴高。今日創一新派，明日成一理論，方為此中生存之需，乖乖讀點正經正典，既無暇為之、不屑為之，亦無力為之。

如今大學講堂中，高談多元文化、女性主義、後殖民、拉岡、傅柯者，車載斗量。可是能好好閱讀講說如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米爾頓、狄更斯的，卻著實稀罕。博士碩士們，找些理論、看點論文、上網抓點資料，手腳倒也勤快，作品可沒讀過多少，更莫說那些不厭百回讀的經典了。對於這些人、這樣的機構來說，提倡讀經，其實就是要求改造學術倫理，重新界定所謂的學術價值到底是什麼。

可是，閱讀經典的這種批判性，恐怕更應該施於中國。

不是嗎？美國本有閱讀且悅讀經典的傳統，已如上述。主流大學帶頭做起，校長本身就是古代經典的大行家，校內重要學者則著書立說以昌明讀經典的重要性，課程設計更是環繞這個精神而展開（影響台灣通識教育極大的哈佛「核心課程」與芝加哥「經典教育」，便是其中之一環）。因此其學府雖也有應世諧俗的部份，但其世俗化、功利化，哪有中國這麼嚴重？中國有這樣的大學、這樣的校長、這樣的經典叢書、這樣的課程嗎？

目前我們的大學，有白璧德、赫欽斯、布魯姆等人所批評的一而切毛病，而且既踵事增華，又變本加厲。故他們所說之所有經典該讀的理由，我們都適用，抑且比人家還要迫切，還應更加緊地讀。

然而，我們想讀經典卻也不易。梁實秋先生在介紹赫欽斯編的《西方經典》時，即曾感嘆東方人也有東方的經典，而期待我們也能參照他們的書，編出一套《東方的經典》來，並希望中文版之外還有英文版。

但我們都知道：目前我們可是甚麼也沒有呀！

沒有書，也沒有讀者。個別的人喜歡找點古書看，當然也是有的，但我說的是我們缺少經典的讀者社會。社會不支持讀古書，讀經典的人也構不成普遍的社會群體。大家看手機、聊八卦、讀暢銷書、做明星起居注、打聽時尚報導、讀考過試以後就扔進字紙簍的教科書、看一切無聊圖文垃圾、上網聊天打屁，可就是不讀經典。

想要讀古書的人，則總是會碰到龐大的壓力，問你為何要讀、讀了有甚麼用、現代人何必鍾情老古董、古書裡面有毒素怎麼辦、經典為何只能是古籍、那些東西跟我的專業有何關係、對我們未來事業能有什麼幫助……等等等。

他要自己先說服自己，跟這些亂七八糟的問題糾纏一通，找出一個勉強自己去讀讀看的理由。然後再一一應付別人對你居然讀經的詢問，和沒完沒了的質疑。身心俱困，口敝唇焦，經典還沒讀呢，什麼興致全沒了！

當代大學生尤其不是經典的讀者群。能考上大學，本身就是讀教書參考書高手的明證。讀那些東西把時間都佔滿了，故通常沒機會讀其他的書；讀教科書把腦子讀壞了，於是也不再能讀什麼經典；受限於專業體制，更不會去讀與專業無關的韓文、杜詩、孔孟、老莊、《金剛經》、《紅樓夢》。

因此我們莫說比不上哈佛芝加哥，對早年提倡人文精神的吳宓等前輩，亦當有愧。

其實那時的大學生，無論南北，都具有遠比現今通博的精神，不為專業體制所限。

傅斯年在北大讀國學，去英國卻讀心理學，然後到德國再從文科讀起，但地質、蒙學、藏學、相對論，什麼都學。

趙元任留美，先學電機，後讀數學，再轉哲學，獲博士後再轉研究語言。

金岳霖去美國，先是學商，轉學政治，得了博士後，又去英國學哲學，回國替趙元任教邏輯課，才最後以邏輯名家。

聞一多在美國本來學美術，後來則以文學著稱。

馬寅初，在哥倫比亞大學以研究紐約市財政獲博士，後來則以人口學聞名。

看來專業云云，對他們只如笑談，根本視若無物。就是博士學位，也不看在眼裡。聞一多、陳寅恪、梅光迪、陳衡哲、梅貽琦、任鴻雋等，都不是博士，吳宓也不是。難道憑陳寅恪、梅貽琦這些人的學問，還拿不到學位嗎？當然不是。是他們根本不把學位當一回事。就像魯迅兄弟在日本讀書多年，從來也沒想要拿個學位一樣。

讀書、做學問，就是讀書做學問。讀書不是工具，學位不是目的，什麼專業更是無關緊要。《論語》曰：「君子不器」，又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此之謂也！古人的智慧，即體現在他們的具體生活中。這類事例，不知還能給現在的大學生一些啟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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