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對於警察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感到困惑：警媒關係究竟是互利互助，或者某一方的利多於弊，還是單方面的資源榨取？
我能夠理解公務機關利用媒體資源從事行銷行為，有利於業務推動與普及，警察機關亦不例外。只不過，警察職掌的是社會秩序、刑事犯罪的工作，理應受到法律的規範，但警察機關提供給媒體的資訊，常常描繪得鉅細靡遺，甚至在後續的媒體追蹤下，還能夠挖出犯罪者的祖宗十八代，把犯罪者的生活與成長背景做一份「專題報導」，而非聚焦在事件本身。這種大肆報導的前因，都跟警察脫不了關係，就是有的人管不住嘴，把「偵查不公開」的規範拋諸腦後，只為了用一些有價值的資訊，提高跟媒體的交情。
然而，警察跟媒體之間，真的需要「很好的交情」嗎？
因為網路的興盛，所有人都能夠大放厥詞，隨手用手機拍攝的照片和影片，就可以謅出一篇圖文並茂的貼文，這些原創者又本於吸引眼球的心態，往往喜歡誇張化，閱聽者又多欠缺識讀能力，把網路資訊照單全收，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不完全正確」的文章就會引起輿論，無怪乎許多媒體記者常時間蹲在網路裡，一篇高人氣的爆料文，不需要經過太多查證就能寫出一則新聞，並坐擁可預估的高點閱率。
而我國的執政特色，似乎傾向於粉飾，營造出天下太平的假象，職司社會秩序的警察機關又特別擅長揣摩上意，於是這種輿論案件，警察機關就會自動升級成「社會矚目案件」層級，投入高規格的人力與資源偵辦，並且在案件偵破之後，第一時間發出新聞稿，利用跟媒體「很好的交情」，把破案的消息公之於眾，用意主要有兩個：第一，告訴普羅大眾「要對警察有信心，破案能力很強」；
第二，告訴上位者「我幫你提升了施政成效，有更好的位置，請記得我」。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但是」。媒體總是嗜血，尤其是社會線。
無論是紙媒或網媒，比別家媒體獲得更多的瀏覽，永遠是其追求的目標。儘管警察機關都會發布新聞稿，但因為過去警察違反「偵查不公開」而造成的負面案例層出不窮，因此受到了嚴厲檢討，甚至催生了《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的修正，於是官方的新聞稿內容都極為保守死板，提不起記者們的興趣，他們為了「獨家」，總是無所不用其極，追問機關發言人甚至案件承辦人，試圖在漏了口風的間隙中，取得更有報導價值的秘辛。
這種秘辛幾乎都具備獵奇、窺隱的特色，能夠激起閱聽者的好奇心，也就意味著能夠收獲到很高的點閱率。時下所有媒體無不拜倒在點閱率之下，越獵奇的故事、越能窺探更多隱私的報導，往往最對閱聽者的胃口。在這種歪風底下，警察跟媒體的「好交情」絲毫不值一提，常見媒體先依照平淡的官方新聞稿發布以虛應故事，隨即又發佈另一則180度大翻轉的獨家秘辛，光是澄清言論、安撫接踵而來的記者，鋪天蓋地的輿情處理就令警察應接不暇。
警察機關的新聞處理原則，就是無論大小輿情，負面的就必須扳回來。於是媒體記者的筆，對於警察而言就像水一樣，既能載舟亦能覆舟。載舟之處，在於能夠令媒體只報導警方餵給他的資訊，或者在某些負面事件時降低報導的力度。而誠如筆者剛才所提，社會線記者都不是茹素的，要能做到靈活運用媒體的程度，在與媒體的關係經營上，都有一定的利益輸送──比如在「偵查不公開」的模糊地帶處，提供較詳盡的「爆料」。反之，若是警媒關係較差，甚至某些記者故意挾帶私人恩怨而作出負面新聞，那麼又是一番折騰，此即覆舟之處。
為了避免被記者「修理」，長期以來警察機關對記者的態度都相當友善，或者應該說內心裡都有一份「敬畏」吧。據我所知，有些機關主官（局長、分局長等）會在走馬上任之時，宴請轄區內的各媒體記者，拉攏並培養彼此的關係。實務上更常見的是，記者們喜歡三不五時地就往轄區的分局偵查隊跑，為什麼？因為偵查隊主要負責偵辦刑案，只要碰到重大矚目案件，偵查隊往往會收到第一手的消息，並做後續的人力調度與調查。跑社會線的記者都相當敏銳，辦公室裡異於平常的氣氛，就是他們能寫出第一手新聞的機會。
只是，警察機關任由媒體記者在辦公室內自由來去，總有不妥之處。有些記者擁有最起碼的職業道德，一個人在泡茶桌（一個提供員警短暫休息喝茶的場所，通常會跟辦公場域隔開）使用筆電、繕打他自己的稿子，但有的記者自恃身分，在辦公室內隨意走動，而偵查隊刑事人員經常外出辦案，時有辦公室只剩下值日人員的情況，竟就趁著無人注意，翻閱放在辦公桌上的刑案卷宗，離譜至極。
還有某些記者愛耍陰招，趁著跟幾位警察在泡茶桌聊天時，暗自將錄音筆開啟後藏在包包裡，藉著上廁所或抽菸的理由短暫離開，將包包留在原處，警察就會因為記者不在而放鬆警惕，互相研究自己手上偵辦中的案件，一旦錄到任何對於該記者而言有價值的內容時，警察機關就只會在新聞刊出時才發現案情外洩。以上情節雖然看起來難以想像，卻是真真實實存在的，時間也不過是數年前而已。
總歸而言，我認為警察團體確實有跟媒體打好關係的必要，畢竟在這個人言可畏的社會氛圍中，任何一則負面新聞都足以令整個團體被口水淹沒。警察機關經過擬稿、簽核，最終發布的官方新聞稿固然沒有什麼大問題，況且現在警察機關都設有「發言人制度」，任何採訪的內容都經過推敲，避免失言。壞就壞在有些人管不住自己的言語，老是喜歡私底下用消息跟媒體搏感情，視「偵查不公開」的規定為無物，誠不足取。
當然媒體也有其道德與倫理要遵守。在德國，矚目案件的採訪均由該機關的發言人發言，而發言的內容簡明扼要，私毫不描述案情的細節，而媒體也謹守分際，不會死皮賴臉地追問。換作是臺灣，媒體３天的報導內容，都能寫成足夠篇幅的小說了，對比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偵查不公開」規範，媒體的報導應可堪稱是「偵查大公開」了。這樣的報導內容，把犯罪手法描繪地過於鉅細靡遺，恐生後續的模仿犯罪，而血腥、暴力的畫面，亦不適合公開播放。此中還有一個更重要、更危險的疑慮：被警察拘捕的嫌疑人，一定就是犯罪者嗎？每逢警察拘捕了矚目案件的嫌疑人時，媒體總是接二連三地持續報導，就好像媒體不經過法院的審判，「直接把人定了罪」。這對於一個法治國而言完全不是好事。媒體在大眾「知的權利」與「媒體倫理」之間，或許必須劃設一條明確的界線，所謂「新聞自由」不應是毫無底限的，這或許是我國迫切需要進步、改正之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