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寫作——關於一個人如何執筆、將未來讀者稱之為「文學」的字句書錄下來，其契機常常是眾說紛紜的。我們閱覽已成形的手稿、印刷品，一邊歸納：療傷日記、警世寓言、抒情詩歌……韻文或散文，老成或生澀。有時卻忘記了，在這些步驟前，理所當然地，文學必產自於某作者之手，無論具不具名。
如何一個人，由所謂「常人」過渡成為一名「寫作者」？對此，日本明治文豪．森鷗外所著之小說《青年》也許正提供了十分經典的側寫。本書第一章便開門見山地交代清楚：主角小泉純一在老家Y縣完成中學學業之後，帶著推薦信遠赴東京拜師，打算學習如何寫小說。在現代文學急速成長、前後輩關係鮮明的明治文壇，這樣拜師請益的例子並不令人意外，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森鷗外描述他的動機：
「放眼目前社會，也沒有一個自己真正想從事的工作」。
身為鄉下大地主家子弟的純一並非為生計而寫，文中亦沒有提及任何他對成為作家後名譽、權力等的預設想像。森鷗外是否刻意安排這樣的角色設定，以弱化這名青年提筆寫作的目的性？讀者不得而知。但就這點來看，若我們從「成為具有社會地位、名望及優渥稿酬的老練作家」這樣的結果來反推純一提筆寫作的動機，似乎就會出現矛盾。事實上，著眼《青年》的故事行進，對「純一究竟為何想要寫小說」（且為什麼是小說）的這個問題，答案好像從不明確，甚至，給人一種為逃避社會其他工作而決定步上書寫一途的感覺。
有趣的是，生活於明治時期日本東京的純一，與筆者周遭許多同世代的臺灣青年、青少年書寫者的寫作契機，竟有高度的重合。尤其許多網路作者，即便在零收入、低流量的狀態下，仍舊懷有可觀的創作熱忱，甚或是對創作行為的心理需求。
那麼，這些熱忱的可能原點又是什麼？從筆者的生活經驗中可以觀察到，這類族群之所以開始筆耕，多半起因自現實中環境、人群、境遇等等之推力，並在某些時機點接觸到了文字的媒介而產生對創作的吸引力。純一來到東京前，在老家單調日常的唯一調劑是每週到法國聖公會傳教士的住處學習法文、品讀法國文學及哲學書籍。他雖然成績優異，卻不想與家鄉中學畢業的同學們一樣，遵循既定的升學或求職，平庸二分的人生路線。於是，排斥原有選項的同時，文學與文字恰好成為身邊最接近的窗口——「是否自己也能嘗試創作」的拉力於焉而生。這股拉力，甚至可能包含了以某種替代式的場域，使純一得以逃離物理上的生活環境，並將情緒與理想安放其中的功能。
然而，未經歷世事的純一，雖有憧憬，卻沒有可供書寫的技術與材料。是以接下來便有了尋找「範本」的拜師過程。此一行為，恰好也是東亞教育體系下的莘莘學子們較習慣的方法：模仿已經有所成就的人、事、物（前輩作家、老師、連載與得獎作品），除提供安心感外，或多或少，也讓這些初學者更接近一名「創作者」的具體原型與生態。我們希望這個選定的模板，在某種程度上提供權威與指引，使得初始的作品雖未臻完美，至少符合領域內人們對形式、樣貌等等的期待。關於材料方面，筆者則願引原著中作家大石對純一所說的話，以及純一對此的反應：
「寫文章這件事，就和寫擬古文一樣，都有練習的必要。」
「純一曾一度坐在桌子前，著手想要照大石的話寫些什麼，不過大石所說的最重要的那顆心，卻是空蕩蕩，不知道該寫些什麼才好。」
因完全的模仿最後必定流於抄襲，在此，純一也面對了每個寫作者在編織文字時必然遭遇的原創性問題。只不過，當他挖掘過去的生命經驗，卻發現於那之中僅存在著老家的無聊與亟欲出離的心情，並沒有真正引起自我共鳴還有震撼的元素。筆者認為，「空蕩蕩」所指的，並不一定是經驗或先備知識等內涵。從文字的讀者到作者，無非一種由輸入行往輸出的過程，但縱使對法國文學、哲學心有認同，若要產出自己真正的作品，終究需要超越他人的理論框架，以各式感官碰觸現實，再將形下的現實調和、轉譯為個人的詮釋與見解。
因此，與其說森鷗外安排純一來到東京，我們不妨從另一方面想，是純一這名角色促使作者不得不讓他來到此地。在紛雜的大都會中，搬家、遇見同鄉、參與文學沙龍結識新朋友、看戲、和女子發生身體關係，所有體驗皆是嶄新並強烈的。純一的心境上，多了諸如熱血沸騰、舒暢、懦弱、「如突發病症的喜悅」、焦躁、慚愧等詞條。「舊的」Y縣青年身上未曾具備的情感、思想，在一次次與外在的碰撞下漸如春芽自他心中的脊壤甦醒，盛放如一片茂林。
純一能夠成功擠身作家的行列嗎？閱讀《青年》時，或許我們該改而注視純一「是否開始創作」。不同於日記的普通紀實、不同於書信的社交辭令，一個人，如何定義那確實反芻與思索後執筆的瞬間，由是成為了一個反覆詰問於讀者心中的命題。而當我們溯及此意念的源頭，或許，我們終將發現，寫作的原始動力早已深深刻入所謂「常人」的意識，只待對的時空到來，遂蛻變為另一個故事。
- 參考資料
森鷗外《青年》（許時嘉 譯），ISBN957-0405-48-1，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臺北
- 本文作者：黃昱禎，輔仁大學義大利語學系，藍墨水文藝社第五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