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

　　尖峰時間的公車總是壅塞。起初，我投十二塊零錢，把自己塞進高大的身軀與身軀之間，後來是一張薄薄的，一面印著風景或傳統藝術作品的票卡，筆直插進刷票機，像上班打卡一樣，卡入卡出，幾秒之間，存在就化約為一串數字，在票的空白面排上了隊。

　　這趟車，開在筆直的信義路上，公車專用道，車速不算快，且走且停。植在分隔島中的樹，不像仁愛路、敦化南路那樣枝葉扶疏，細長的軀幹，骨瘦嶙峋，有些連葉子也沒一片，好似初栽，得四圍繫上支撐，方能穩固。對照車內青春期瞬間抽高，微微駝肩的學子。椅背靠著，欄杆扶著，吊環拉著。整條街彷彿都是勉力精神起來的堅毅，和無蔭蔽的蒼白。

　　清晨的車內沉靜，一張張面容相對無語。沒有手機的年代，若無心一路埋頭背誦單字，只得沒有焦距的，任憑眼球隨著景物相移。從一條窄縫，我得窺見偌大的車窗，在行進間震顫。窗外車輛和樓房，倏忽印入眼簾，又迅即流逝。好像滑過指間的陣風，一回神，總是不肯定適才的究竟。搭車次數多了，逐漸能細數大的標的。這頭是櫥窗裡裝飾華麗的婚紗店，下去有紅底白字招牌的皮鞋行，攤車羅列的傳統市場，整面綠沉沉的郵局，而後白色制服和卡其色制服的學生一起下了車，過幾站是粉色和藍色、黃色和條紋樣的，拖著步伐邁入窗外的風景。

　　每個人對身處環境的最初認識，大概都是從一個點開始：家，學校，父母工作之地。在點的四圍，如水傾倒，由快而慢擴散漫延。然而於我，窗外的物事，都像是大屏幕裡的藝術電影，從來只是看，卻未必能領會。這大概源於幼時父母工作忙，我的城市地圖裡沒有什麼公園、遊樂場，上學圍在牆裡，不上學的時間就窩在家和自己玩，學校也是跨區。所以但凡出門，就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搭車。東西向搭20、22、信義幹線，南北向坐235可自國父紀念館穿過城南城中，一路向新莊。基隆路上往來信義區、新店、木柵、基隆的車，更是四通八達。

　　要說孰悉，各條路線的公車站名可比家附近的路名清晰得多。我好像也習慣了，在不動與移動之間，沒有逗留。這些移動的車輛，一道道劃開樓牆的柏油路面，地上鮮白的箭頭，像暗夜的一道光束，直直地帶著我向前。連接端點之間的只有眼前路。四圍無邊無際宛如深海的黑暗，在光暈潛過之後，都再度陷入沉寂。

　　當時的我不知道，這一條上學的路，意味著什麼，又影響了我什麼。彷彿船上的水手，我只是聽令，跟著眾人搖槳，有時也偷著閒，空白的隨波逐流。我以為這樣的經歷，是再平常不過的事。遷戶籍，跨區就學，早出晚歸。不曾想，如果我就讀學區內的學校，是不是就會有更多家附近的玩伴，是不是就會有更多接地氣的故事，細碎的巷弄裡是否就會多一些屬於我的氣息。

　　確實，我完全不是特例。這一路上，和我「殊途同歸」的學生多了。有些比我更早就上了車，在後排的座位上，為早起的困倦補上一眠。

　　在還不夠自己搭車的年齡，好幾年時間，我搭乘私人經營的娃娃車上下學，每一趟車也都是「塞好塞滿」。現在流行的全美語、蒙特梭利、華德福之類的實驗教育，那時還不普遍。家長們追求的目標比較單一，就是升學率高、讀書風氣好。考試至上，學校的好壞，一番兩瞪眼。一窩蜂擠破腦袋的現象，倒是沒有改變。要進所謂的明星學校，沒有早三年五年去安排，恐怕還排不上隊。

　　這種「類孟母情結」，雖也不是錯，但千年來好似已經成了一道標竿，考驗著為人父母到底對子女的教育上不上心。只是這終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且不說內涵，以執行面來看也是。畢竟孟母的時代沒有高房價，沒有戶籍問題，人口問題，搬家換校好比吃飯，說遷就遷了，就是束脩要多備上幾份。然而現代人要與這標竿齊肩，付上的代價又何止如此。

　　有一個同學，轉學而來，性格挺開朗，開學沒幾天就讓大家去他家玩。他說，新家只有六坪，語氣像炫耀家裡養了隻大象。可我們幾個小孩，也弄不明白這個「坪」是什麼單位，「六」又代表什麼概念。一日真的相約去參觀，像組隊到石窟探險，果然大開眼界。進門的空間既是客廳，是餐廳，是廚房，也是臥房，唯二的隔間是廁所和曬衣的小陽台。一張折疊式矮桌，讓孩子就地圍坐寫功課，飯煮好了就把書本收一收放碗盤；睏了，再把桌子折一折，沙發展一展，就是全家人的臥房。好像家家酒的迷你組合屋，小而巧，樣樣都有玄機。

　　這樣的小套房雖然常見，可一般預期住上的會是學生或單身上班族，至多新婚夫妻吧。可我這同學，底下還有一弟一妹，紮紮實實的五口之家。若是換個學區，往遠一些的地方找房，勢必能有更寬敞的居住空間。然而這是一對父母的信念，為了孩子甘願付上的代價。

　　相較之下，有親戚住在目標學區的我們家，遷入戶籍就不是那麼困難，只是入學之後如何接送是個問題。新生報到的那日，一個婦人和一個年輕男子站在校門外，似是發廣告傳單。婦人捲捲的短髮落在耳下，男子貌似二十來歲，略微圓潤的臉上頂著一副細框眼鏡。母親和他們攀談許久，原來正是看準了跨區就讀，父母工時長的商機，專司接送孩子的生意。一家四口，媽媽承攬行政工作，父子三人負責開車，一台小巴，一台大巴，除了我的小學，還有相鄰的其他學校，都是他們的業務範圍。

　　那時的安全法規大概還不嚴謹，營業的兩台巴士都經過改裝。原先橫排的座椅，改為直向，自駕駛座後方延伸至車尾，兩側窗下各一列，中間走道再裝一長椅，背靠背又是兩列。靠窗的座椅與中間設計高低落差，小腿一縮即可容納對面的膝蓋，像一凹一凸的卡榫，幾無縫隙，錯落的近乎完美，毫無閒置空間。一台小巴，一次竟得以塞進三、四十個小蘿蔔頭。但見齒輪般的小孩們，身著校服，頭頂校帽，面向面，腿碰腿，書包餐袋環抱膝上，白著臉挨著擠著。那畫面，若不是短胳膊短腿，你會真以為看見的是軍用卡車，正預備將這群扛著一身裝備，面色慘澹前途未卜的現役軍人，送上戰地。

　　此後，我也加入了這條行軍隊伍。為了配合車子滿城市接人的路線，在距離上課時間還久的清晨，我就要自睡夢中爬起，顫顫巍巍在城市裡繞行。放學後搭車的學生更多，家遠的排第二批。等車子送完一輪再回過頭來接，真正進家門，天空都是昏黃灰暗了。

　　以前總以為，學校離家很遠很遠。長大後才知道，一條路所以周折漫長，不一定是因為距離。有時，只是承載的太重。那些保護，期盼，成全，甚而是彌補，都在此刻扛在孩子肩上，一道匯成長長的車流。

　　而今，那些曾經繞過的路，我大多忘了。記得的是開車的大哥哥有時會在成功國宅前的一個小攤停下，給我們幾個晚歸的孩子，買黑輪或養樂多喝。或者在等車回來之前，我們一群年齡不一的小夥伴，在校門口你追我跑玩鬼抓人、紅綠燈，避開警衛的視線攀搖桑樹，把奼紅艷紫的桑葚給搜括下來，或抽幾根矮仙丹的蕊，揚著下巴向同伴示範「這花可是能吃的」。

　　相比早晨整個腦袋的渾沌，連上七節課的消耗，這會兒終究是精神解放。如果說通勤與課堂，是一種行進狀態，物事都如流星大步向後飛逝，停不下，抓不住。那在校門口的等待和遊戲，就是四維時空的靜止。那樣身體與環境的聯繫，不是背誦，不是傳說，不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細胞與細胞之間的真實感知，將蕊稍細微而濃郁的甜，果實清新的酸澀，枝幹粗硬的皮孔，慢動作一般沁入神經末梢。

　　而最終，記憶深處能提出來回味的，也就是這些行進之間的幾段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