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車站臨時站。攝影者：SElefant
拎著行李下樓的時候天空都是黑的。爸爸的摩托車，停在巷子裡的路燈下，發出低沉而老練的轟鳴。也算是一台老爺車了，在擁塞的路上，載著我們倆，像一隻駝著兩個殼的烏龜。身旁的車輛，無論兩輪還是四輪，都像嘲笑一般，呼嘯一聲即一閃而過。我心裡急，在後座用膝蓋內側使力敲爸爸的屁股，好像老闆用指節叩著辦公桌。「可以快一點嗎？」我都懶得用說的了。雖然我知道出門時間早先是自己耽誤的，但現在還能怪誰呢？爸爸感受到我的力量，也不說話，只是稍微轉動右手腕，讓儀錶板上的指針從四十移到四十五，就算是他的回應。
一路使人煩躁的還有路況，愈近車站愈堵。施工的圍籬在一側，或就在路中，佔去了原先道路的一半。公車、汽車、摩托車，不得不緊貼一起，但每個人又恨不得比別人更快一些。它們奮力催油門，彷彿不這樣對著彼此的臉大口呼氣，下一秒就會黏膩到窒息。
幾乎每一個路口，綠燈都在我們眼前無情的變色。等到真正熄火時，距離開車時間已經不到五分鐘。我把安全帽大力塞進爸爸手裡，抓起放在腳踏板上的提袋，衝上車站的樓梯。沒有回頭，也沒有道別。留下皺著眉頭，看起來不知道是慍色還是倦意的一雙眼睛，包裹在半罩的安全帽裡，和車一起淹沒在我身後雜亂的背景裡。那是佛光山台北道場旁邊的松山火車站前站，一棟三層樓的米白色建築，後站稍矮一點，兩層樓，出站就是松山慈祐宮、饒河街夜市。高中三年期間，我無數次在這裡，離家，返家，再離家。無數次上演拎行李趕火車的狂奔。一口氣跑上樓梯，過了閘門，再接著跑進通往月台的陸橋。那時候覺得陸橋好長好長，火紅的顏色，隨著奔馳的步伐，變成好像燃燒的烈焰，而人們是包裹其中的祭物，只能任憑它在四圍張狂舞動。又彷彿張著鮮紅血口的捕蠅草，垂涎著汁液，從容伸出利爪，在不及防備的時候，頃刻吞噬了生命。而在它掌心中的我，除了拚命逃竄，並沒有別的選擇。
一段路的距離可以有多長？當全身的血液灌入雙腿，腦中的一切彷彿都進入真空狀態，原先憤怒焦慮的情緒都在吐納間揮發，我像是戴著透明頭罩的太空人，與外界隔絕，只聽得見自己巨大的呼吸聲，感覺到胸腔劇烈起伏，口舌極度乾澀。然後列車還是在你再一步就能跨上的時刻，闔上了門，毫不留情，像剛才被我留在原地的爸爸，只是這次在遠方不斷後退的人是我。
為什麼總把自己逼到這個處境呢？其實我氣的是自己。沒有更早做好準備，沒有再快一些。我不討厭學校，還是討厭準時。但身體像有種機制，沒有到最後，就會極力反抗快速。看書慢，飯吃到冰涼，考卷寫不完，吵架只能事後在腦裡覆盤：「哼，那時應該這麼說的。」
那段路上的自己，好像不只是一個趕火車的高中生，不只是生命的一個階段，而像是整個人生的預演與輪迴。每個人都那麼近，每個人都那麼急，而我總是在看別人奔馳而過的背影，焦急著想追卻追不上。
即使到不了最前頭，也沒有人願意自己是殿後的那個。著急趕車的時候，無數次想過如果就這麼從樓梯摔落會怎麼樣呢？曾經見過沒踩穩的腳步，險些將前頭的人一塊跩下樓，換來一陣白眼。這確實是可恨的，在無止境個蓄勢待發的路口，相濡以沫都鮮有，何況是無故被拉下陣來。落隊不說，還會摔得遍體鱗傷。
原來那麼樣的奮力，不是為了超越別人的優越感，而是不想在鏡子前，連自己都忍不住笑出聲來。
很後來我才知道，那幾年的松山車站只是臨時站，旁邊佔路的施工是鐵路地下化工程，這兩棟樓和陸橋、月台都只是暫時建物。工程從基隆路口，一路延伸到七堵，是台北最後完成的一段地下化工程。等我再回去的時候，它已經變得和台北、南港一樣，成為複合式的商場大樓，底下同時是捷運站和火車站。路線指標懸掛在天花板上，前後左右的箭頭，指著迷宮一般的方向。從此站在月台向外望，不會再看到帶雲的夜空，炫目的店招、霓虹燈，也沒有了川流車輛中老舊黯沉的光陽125。
喘著氣目送火車離去，適才的衝勁好像化為一個黑洞，把我吸進深不見底的懊惱和無力。太空衣的頭罩已經揭開，轟隆轟隆的向我宣告列車已經離去。雖然站在亮處的是我，卻是孤島一般的存在。彷彿一覺醒來，發現只剩自己還留在停靠終點站的末班車廂，身邊空無一人。即使有光，也只是顯出自己的蒼白。但最殘酷的還不是成為掉隊的那一個，而是無論再怎麼跟不上，再怎麼筋疲力竭，仍然要追，仍然要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
倚著車門邊站立，我搭上了下一班列車。這班車自然沒有我的座位。把行李擱在腳邊後，我才轉過身來，面向車外。再幾分鐘就要啟動。在月台日光燈管的後方，灰暗的水泥樓房，我隱約看見一個身影在騎樓，那是一條昏暗的小巷子，那人站在一個和變電箱一般高的平台，旁邊歪七扭八停著一些摩托車。是爸爸。顯然他看了我很久，而我現在才發現。他還是微微皺著眉，薄薄的嘴唇有點下癟，眼神裡除了疲倦，還有一層堅毅。我們就這樣凝視對方。現在的距離，更不可能說什麼了。然後列車啟動。我朝他揮了揮手，他也把手舉起來。在最後一節車廂離開月台之前，我知道他會一直站在那。
鐵路地下化工程完成後的松山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