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方志》編纂成書。這本書來頭不少，由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牽頭，獲特區政府支持，結合不同歷史專業的專家學者撰寫，相信將會成為今後中小學教授香港史的根據。全書標榜「全面、系統、客觀」，著重「述而不論」，看上去也不錯，但深入到一些關鍵位，問題就浮現，在反修例風波翌年出版這麼一部大書，亦彷彿存有一番特別的用心。
關於《香港志》對基本史實的隱瞞扭曲，程翔發掘得最好，在＜《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中，程氏提到：
(1) 香港在中共改革開放前已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是中共改革開放幫助了香港，事實恰好相反，《總述》總結香港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國家改革開放」，與史實不符。(2) 六四事件對中共和香港關係、對香港回歸的進程等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但《總述》隻字不提。「玫瑰園」、「居英權」、「臨時立法會」等一系列由「六四」引發的問題，在《大事記》中未有點出其與「六四」的關係。
(3)《總述》提到「二戰以後，第一宗重大社會衝突是 1956 年的九龍及荃灣暴動，亦稱為『雙十暴動』」，卻未有述及發生在 1952 年 3 月 1 日的「粵穗慰問團事件」，對中共首次在香港發起的暴動予以隱瞞。
(4) 對「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評價迥異，前者「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親國民黨工會和與其有關的黑社會組織的挑動及參與顯而易見」，後者是「當年不少左派群眾抱着反抗殖民壓迫的心態投入鬥爭，對抗全副武裝的軍警」。
(5) 只突出中國文化人「逃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而南來，隻字不提他們都是逃避共產黨的迫害而南下避秦。
主編及編審委員會的召集人中，丁新豹、梁元生是中文大學教授，二人已屆退休之齡，丁新豹更是香港史研究巨擘。冼玉儀以研究東華醫院及鼠疫知名，劉智鵬是嶺南大學香港史權威。劉蜀永，大家明白，大陸學者，有親中立場是可以理解的。為何丁、梁、冼、劉之流，對程翔提出的未曾注意？未曾思慮？抑或政治權威在前，復添以保住飯碗，不惜「隻眼開隻眼閉」？堂堂歷史學者，竟放棄告知公眾、告知下一代真實的歷史真相，不求真，轉求偽，肆意隱瞞扭曲，仍不以為恥，這是違反歷史專業！是自我否定！筆者實在不解丁新豹、梁元生等優秀學人為何要埋沒良知，充當極權政府的維穩幫兇！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曾有很精闢的觀察：
一般史學者是內在於歷史考歷史，其所瞭解的事實、材料是屬於第一序的問題。但家天下問題是高一層、第二序的問題，因此不容易瞭解。理學家於此有一傳統，例如南宋亡於元、明亡於清時就一再接觸、討論這問題，反省自己的歷史文化，一如現在我們反省中國的文化。
所謂「家天下問題」，即現有制度應否繼續存在的問題，箇中涉及理據、價值基礎。沒有理由的、窒礙人成為一個人的制度，是不應該繼續存在，這裡只有理學家、思想家看得到，因理學家、思想家都看重道德，文史家則無道德意識，故「討論這種問題要靠理學家、思想家、文史家是不行的」。
套用到丁、梁、冼、劉之流，沒錯，他們讀過很多書，做過很多研究，寫過很多篇論文，奈何就是缺乏道德意識，僅最基本的一點，本乎客觀事實講真話，不作隱瞞，不加扭曲，他們就做不到，這是「不誠」的問題。相比之下，梁漱溟在毛澤東迫逼下仍大講特講孔子的好，貫徹「為孔子抱不平」，這就是「誠」，是真正的學問家。
董建華、林鄭、譚惠珠等篡改香港歷史，是意料中事，他們是中共的人。但理應價值中立的學者甘願為極權作幫兇，此乃自甘墮落，自我毀滅，教人扼腕。
要令新一代不抗拒做中國人，不是靠不停播國歌、嚴刑峻法、篡改歷史，而是靠中國文化的薰陶和感染。中國文化的核心，說穿了就是一個仁心，一個良知。仁心是孔子的話，良知是孟子的話，仁心、良知是同一樣的東西。仁心、良知是客觀的、共見的，不能是「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仁心如何表現？表現在對人好上，懂得同情、體諒別人，不是冷冰冰的、殘忍的。良知則表現在誠上，真誠待人，不說假話，也不隱瞞。試觀董建華、林鄭諸君對反修例青年的態度，有同情嗎？有體諒嗎？他們是麻木不仁，中聯辦、港澳辦諸共官亦然，麻木不仁的人不是中國人，因無仁心。又《香港志》諸編審隱瞞扭曲史實，誤導公眾、下一代，這是掩埋良知，是不真誠，掩埋良知、不真誠的人也不是中國人，因無良知。由一群不是中國人的人去叫年青人愛中國、做中國人，不是很諷刺嗎？也注定徒勞無功。
總之，如歐威爾所言：「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中共不只要控制現在，還要控制過去，當學者把關不力，反成「幫閒文人」，香港人要守住自己族群的歷史真相，更加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