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台北出生長大的孩子,在永豐筆下這座「迷濛疏離的城市」讀書、工作、成家。以我出生的那間婦幼醫院為圓心,畫一個半徑二十公里的圓圈,便能把我有生以來九成以上的活動範圍一網打盡。
既然不曾離鄉求學打工,便亦未曾體會過書裡歌裡電影裡總要逃離之、懷想之、痛恨之、歌頌之的那種「故鄉」情懷。都說遊子在外受了委屈,經驗了幻滅,總還有個老家可以回去休養生息,一如《菊花夜行軍》的主角阿成。或者鄉親被衙門欺負,水土被政府糟踐,總有遊子願為奔走,披上戰袍,一如〈秀仔歸來〉那為反水庫鬥爭而返鄉的知青。
我好像直到聽見永豐寫的歌,纔初次經驗到「故鄉」:一個我彷彿十分熟悉,卻又不曾切實擁有過的故鄉。
我永遠記得第一次聽到永豐作品的那一天:一九九九年某個閒散的午後,我在自己房間,放起剛拿到的「交工樂隊」出道作《我等就來唱山歌:美濃反水庫運動音樂紀實》。那是他們自力發行的第一版,裝幀設計比較簡陋,光憑外觀實在難以想像內容能有多厲害──台灣「解嚴」十餘年,社會運動高潮迭起,耐聽好聽的社運歌曲卻仍少之又少,我並沒有太多期待。
無所謂地把CD餵進音響,按下播放鍵,月琴錚錚鏦鏦,林生祥悠悠唱起開場曲〈下淡水河寫著我等介族譜〉,我便呆住了。
阿太介阿太太介時節 下淡水河撩刁起雄
(曾祖母的曾曾祖母時節 下淡水河頑皮使惡)
武洛莊水打水抨 我等介祖先趨上毋趨下
(武洛莊水打水沖 我們的祖先到處奔波)
尋啊到美濃山下......
開篇抒情的吟詠,倏然轉為昂揚的高唱,打擊樂和貝斯轟然響起,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伴著鏗鏗然的節奏,生祥唱起1736年的「瀰濃庄開基碑文」末段:
奉請 今晨吉期 開基福神 新壇甫竣
我等同心誠意 祭告山川 懇祈上蒼 佑此土可大
亦因可久 將奕世於瀰濃......
我曾讀過一篇美國《滾石》雜誌記者描寫他初聽偉大的The Band第二張同名專輯的故事:那是1969年,他借住朋友的公寓,空蕩蕩的房間只擺著一套音響和這張唱片。他翻來覆去聽這張專輯,心情漸漸沈澱下來。他寫道:那張唱片讓他明白:即使在那混亂、疏離、令人暈眩的六十年代,這片國土仍然足夠廣袤,足以有他的容身之地。
那首歌,正給了我同樣的感覺:我島雖小,亦能容我安身立命,並且可大可久。永豐讓我知道,我輩人終於也有了屬於自己的史詩。
說我輩人,也是托大:永豐生於1964,長我七歲。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初,台灣社會經濟迅猛演化,他在鄉村我在城市,從他少年時代如何自我精實藝文教養的自敘,便知我們成長經驗確實有著一整世代的落差。我代人在初長見識的「後青春期」一頭撞進「後解嚴」資訊爆炸、經濟泡沫、暴衝狂歡的台灣,關於「大我」和「大時代」的話語權一夕鬆綁,展現繽紛多彩的吸引力,多少人捲進知識時尚和修辭學的大漩渦搶占「戰鬥位置」,直到世紀初派對散場,馬疲人倦,回過神來,恍然已近中年。
永豐的青年時光則似乎尚無那麼多值得分心焦慮的「戰場」,讓他得以大量、深入、心無旁騖地聆聽、閱讀、厚植底氣。1987台灣解嚴,永豐在這一年個人大事紀寫道:「秋,父親農藥殘餘過量發病過世,開始以客家話寫詩。」十二年後,他的客語詩遇到了林生祥,接下來便是人盡皆知的故事了。
永豐出社會的個人養成歷程堪稱奇崛,至少從我這個城裡養大的孩子看是這樣:九十年代,他一面投身美濃反水庫運動,一面串連各地社區組織,當過中學代課老師,編過地方誌,去過印尼、智利、菲律賓、柬埔寨、泰國各地考察婦運與NGO工作,自修人類學,又拿獎學金念了佛羅里達大學的社會學碩士。二十一世紀政黨輪替,永豐進了官府,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從機要秘書到水利局長到文化局長,輾轉於南北大小衙門。他一肚子的詩書,滿腦子人類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卻也深諳地方紅白儀式,能與江湖人物敘酒,能與鄉民聊農事。
永豐也懂茶。一次友人聚餐,主人擅茶道,拿了三四個壺給大家賞玩,永豐不動聲色,眼睛卻一下亮起來,拿著其中一只細細摩挲,聽他幾句評點,果真是練家子。話說他待過幾年嘉義文化局,轄地便在台灣最大茶區阿里山腳,他說:「你不碰茶,茶也會跑來挑弄你。」
永豐官做得也算久了,卻怎麼看都沒有官樣,不管在野在朝,我看永豐的身段,更像是鄉里的師爺:地方頭人意見相持不下,便會有人說,走,讓師爺評評理。師爺聽他們各自訴了苦,眉頭皺一皺,說了幾句意見,事情該怎麼辦,妥帖周到,在情在理,各自便都服氣告辭而去。師爺送了客,輕嘆一聲,便回來繼續讀他的線裝書了。
那些地方頭人多半不知道:這位師爺可以寫出震聾發聵、醍醐灌頂的詩。聽永豐說:儘管已經拿了好幾座金曲獎,絕大多數議員仍懵然不知他的「另一個身分」,他也樂於保持這樣,免得招惹不必要的注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一面搞政治一面寫詩,一面在市議會備詢一面搞搖滾樂隊,而且兩個世界的人都敬重他。他在政壇行走,箇中甘苦我不能體會,只知道他經手大大小小的預算,終日面對各方勢力明暗傾軋,這些年檯面上下還真沒聽過關於他的耳語壞話。前陣子我到台北市政府開一個小小補助案的會,永豐以主官身分主持(回想起來那是我們初次在「非音樂」場合相遇),事後邀去辦公室閒坐,聽他說多年來初次「紮根台北」的新鮮體驗。永豐觀察台北政壇生態極是細膩,或許,他這一路便是抱著這「人類學式的好奇」行走江湖,看看自己能走多遠吧?
說到底,永豐的命根子還是音樂。不管到哪兒上班,履任最重要的大事,永遠是搞定住處和辦公室的音響系統,身心方得安頓。我聽過他淡淡評點幾部黑膠唱盤銘機,像在說自家菜園的瓜果。他聽搖滾,也聽古典、爵士、民樂,皆聽得極精極深。想想一個七十年代成長的文青,得卯起蠻勁兒浸潤多少年,方能得此修為。他寫文章談搖滾,論民謠,厚積薄發而極有見識,我每讀一篇都嘆息服氣。
認識永豐之前,我無法想像一個政務官,寫起文章竟可以兼有記者的鷹眼、革命家的熱血和詩人的心腸。他寫土地、詩歌與搖滾,寫政治參與、社會實踐,都是多年熬煉的心法,他寫自己的成長,也寫出了我島曲折流離的歷史。
是的,我庄的故事,便是我島的故事。謝謝永豐,他讓我愈來愈理解這個島,也愈來愈懂得怎樣愛上這個生養我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