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漫長的驅魔儀式－－《藍儂回憶》導讀

【按】歷經重重波折，這本書終於出版了。這是我拖了太久才寫出來的導讀。慚愧慚愧。

假 如七○年代的降臨意味著一連串殘酷的幻滅，那麼約翰．藍儂的這篇訪談，很可能是其中最狠最痛的一擊。1970年，藍儂早已對昔日的「披頭」身分、以及所謂 六○年代神話深惡痛絕。身為這樁神話的創建者，他決定當著萬萬千千觀眾的面、親手揉碎它。就像"God"這首歌裡唱的：

我曾經是織夢的人／但現在我已重生

所以親愛的朋友／你得自己過下去

夢已經做完了⋯⋯

這篇石破天驚的訪談錄，不妨視為一次壓抑了三十年纔終於爆發的嘔吐，一場透過對話開展的驅魔儀式。而它的背景音樂，當然就是1970年的「Plastic Ono Band」專輯。

「Plastic Ono Band」可能是藍儂最了不起的作品。綜觀藍儂畢生的創作，連Beatles時期在內，沒有任何東西比「Plastic Ono Band」更赤裸、更誠實、更苦澀。這是剝除一切偽飾、探往內在最脆弱的傷口、用音樂進行自我治療的紀錄。受到「原生吶喊」心理療程的啟發，藍儂終於敢讓 壓抑多年的苦痛宣洩而出：失父喪母的陰影、社會階級的矛盾、情愛與人際關係的混亂、獨自面對世界的無力感、對偽善大人世界的怨怒⋯⋯他毫不閃躲，逼視自己 的懦弱與恐懼，彷彿只有大聲吼叫出來，才能除魅驅魔、重獲平靜。

透過這張專輯、還有這篇訪談錄，藍儂正式告別了五光十色的六○年代，也告別了Beatles的神話。 1970年大約是搖滾樂第一個輝煌時代的尾聲‐‐這兩年，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二重唱Simon & Garfunkel、民謠搖滾超級樂團CSNY和地下搖滾宗師Velvet Underground紛紛宣告解散，嬉皮世代桀傲不馴的偶像Jimi Hendrix、Janis Joplin相繼暴斃。1971年夏天，躲到巴黎寫詩的Jim Morrison也因嗑藥過量、陳屍自家浴缸。1969年五十萬人齊聚的Woodstock音樂節、以及它所代表的天真爛漫的「花童」精神，已經顯得像是上一個時代的陳跡了。

在這一切令人沮喪的消息之中，最讓全球樂迷心碎的，恐怕還是1970年四月11日的一則外電：保羅．麥卡尼宣稱脫團單飛，Beatles正式解散。我們不得不承認，搖滾樂終究還是沒有辦法改變這個醜惡的世界。事隔多年，在音樂市場分眾日益細碎的現在，我們實在很難想像Beatles對那個世代的青年到底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何以一個樂團的解散竟能讓半個地球的年輕人如喪考妣？

套用楊．韋納的話，在當時，Beatles是「地球上最受矚目的現象」。用藍儂自己的話來說，則是「比耶穌更受歡迎」。於是我們多少可以想像藍儂要打破的那個神話，是多麼難以逼視、牢不可摧。那是不只一整個世代共同擁有的記憶與夢想，那是數以億計的青春年華共同見證的笑聲與淚水，那是當我們對自己生命中種種不堪感到絕望時，重新賦予我們力量的泉源。而藍儂幾乎親手毀滅了這一切：「夢已經做完了」。

時年二十四歲的韋納拎著錄音機去面見藍儂夫妻的時候，《滾石雜誌》創刊纔三年，還是一份帶著同仁刊物氣味、猶保有若干「地下精神」的雙週畫報，和後來那本全美發行量最大的音樂時尚雜誌、乃至於日後韋納創建的媒體帝國，尚完全無法聯想到一塊兒。年輕的韋納充滿自信，訪談時單刀直入、一無所懼，藍儂本人也正好想要「豁出去」、把話一次講清楚，加上洋子不時插入、火上加油的發言，使這篇對話錄充滿了張力和奇趣。

這篇轟動一時的專訪大大擴張了《滾石雜誌》的影響力，讓它站穩了青年世代媒體霸權的地位。《滾石雜誌》的專訪單元，從此也成為它的招牌，替當代文化史留下了不少珍貴的紀錄。多年來，《藍儂回憶》一直都是所有「文化人專訪」的參考座標，也是「深度搖滾書寫」的經典範例‐‐每個拎著錄音機的雜誌記者，夢寐以求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寫出像《藍儂回憶》這樣專業、深入、「後勁十足」的對話錄，而能留名青史。

不過，這畢竟是一篇在特殊時期、特殊情境下的產物。就連藍儂自己，日後也修正了若干自覺過分的說法。

藍儂是個缺乏耐性、喜新厭舊的人，對餖飣考證的「披頭學」更是嗤之以鼻。訪談中他屢屢弄錯自己作品的細節，甚至連Beatles專輯的出版順序都搞不清楚。可見他對自己的作品，往往遠不如樂迷那麼在乎。此外，當時的媒體（包括一些自詡前進的樂評刊物）對藍儂和洋子驚世駭俗的行徑充滿敵意，並屢屢把 Beatles的解散歸咎於洋子的介入。藍儂滿腹委屈，不免口無遮攔，一心否定Beatles的功績，偶有「矯枉過正」之嫌。例如他對製作人喬治．馬丁的否定，還有他對某些Beatles歌曲創作角色分工的錯誤印象，在日後的專訪中都做了修正。所謂「Beatles的音樂在簽約給唱片公司之後就死了」的說法，顯然也是一時激憤之語。訪談當時他和新任經紀人Allen Klein關係正好，語多讚許，然而這並沒有維持很久‐‐Klein在1973年被開除，藍儂後來甚至表示「保羅當初對此人的懷疑或許有幾分道理」。此外，由於跟保羅交惡，藍儂所謂Beatles眾多暢銷曲僅有創作初期少數作品是兩人合寫、後來便幾乎都是各寫各的，也與事實不盡符合。

當然，這些枝節問題並不影響閱讀這本書的樂趣。況且這篇專訪最大的價值，正是藍儂的「口無遮攔」。在挾沙帶泥的滔滔議論中，我們得窺他如何評價自己的才華、如何在自信與自卑之間反覆焦慮、如何面對盤根錯節的娛樂工業和媒體生態、如何痛恨虛偽的上層階級、如何看待自己的財富、如何在「藝術家」和「經營者」互相衝突的角色之間痛苦輾轉⋯⋯即使碰到藥物、宗教、政治、不快的成長經驗、披頭熱潮中不堪聞問的陰暗面、乃至於私密生活的挫折等等敏感話題，藍儂也都能侃侃而談。這樣徹底的自我暴露，在當時是絕無前例的。

藍儂畢生僅僅做過兩次「真正深入」的專訪，分別在1970年Beatles解散之初，以及1980年遇難身亡前夕。讀者若想更全面地了解藍儂，不妨一併參閱他在 1980年底猝遭槍殺前一星期，和洋子一起接受《Playboy》雜誌深度專訪的記錄《All We Are Saying》（單行本由St. Martin's Griffin印行）。三十歲的藍儂是一個憤世嫉俗的青年，急於在一片混亂中重新定位自我，甚至不惜自虐自毀；四十歲的藍儂則是一個顧家的父親，對未來充滿樂觀和希望，回顧Beatles時代的種種，也有了更多的包容和自信。若是讀完《藍儂回憶》有種如鯁在喉的壓迫感，不妨試著讀一讀《All We Are Saying》，相信對「約翰．藍儂」這個被太多形容詞與光環籠罩的名字，會有更實在、更貼近的理解。

1970 年，民國五十九年，阿姆斯壯剛剛登月成功，尼克森將要連任美國總統。文革仍然如火如荼，四人幫還有六年才要垮台。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邦交國七零八落。次年季辛吉密訪中國，遊長城喝茅臺，替尼克森會見毛澤東鋪路。消息傳來，台灣舉國悲憤不已，咸有「奈何明月照溝渠」之嘆‐‐儘管台美斷交還得等上八年才會成真。民族主義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大學畢業生共同的出路卻仍然是赴美深造。假如你在民國五十八年秋天從松山機場離開冷肅封閉的故鄉、飛往美國，那麼你有機會一頭撞進全美學潮的最巔峰，親眼目睹十一月15日華盛頓紀念碑廣場集結五十萬人的反戰大遊行。就在留學生目瞪口呆看著長髮嬉皮焚燒徵兵證、舉牌遊街、和警察互毆、群聚吸大麻之後不久，保釣運動大興，開了竅的留學生發起激烈的鬥爭。經歷複雜曲折的幾個寒暑，不同立場的人在相異的陣營紛紛經驗了相似的幻滅，如今你還可以在劉大任、張系國、郭松棻的小說裡，捕捉那個時代苦澀的餘味。

而在這一切畫面的背後，轟轟然不斷響著的，是百花齊放漪歟盛哉的搖滾樂，那是六○年代一切青春神話的主題曲。Beatles的音樂，則是其中最嘹亮的篇章。藍儂苦澀的回憶，如今看來，不僅沒有稍減Beatles音樂的光采，反倒讓它們顯得更立體、更生動了。當我們明白Beatles也只不過是凡人的同時，反而更要感激他們竟能在那個瘋狂混亂的時代，做出這樣美好的音樂‐‐即使過了這麼多年，那仍然是Beatles神話中最玄妙、最神祕、連創作者自己都難以解釋的部份。

但願《藍儂回憶》的中文全譯本，能夠給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一些啟發，尤其是藍儂始終守住了的原則‐‐誠實面對自己、誠實面對世界、誠實創作。相信不管在哪個時代，這都是不該被遺忘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