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在地到世界的土庫

沒有人是座孤島。人群的移動與擴張必然帶來異文化的相遇與交流，而外來語借詞，就是文化交流最明顯的證據。漢語和馬來語各自作為東亞和東南亞世界的共通語，加上地理位置相鄰，自古以來便有相當程度的交流，其中物質文化的交流，就經常反映在語言上。例如我們熟悉的檳榔，便是一個來自東南亞的物種，漢文化在接受檳榔的同時，也借入了這種植物的馬來語名字。至於漢語對馬來語詞彙的增益，在近代初期以前，由於文獻不徵，我們所知的並不多。Luigi Santa Maria比較十四、十五世紀的馬來語詞彙語料，只找到daching（大秤）、chawan（茶碗）、sampan（舢舨）等幾個來自漢語的詞。[1]

但隨著近代初期以降閩南人的擴張，特別是向東南亞的貿易、移民、定居，他們將許多閩南語詞帶到馬來語世界，也將馬來語詞帶進閩南語。例如以下四個詞：abang（亞班）、wangkang（艎舡）、客夥（kiwi）、公司（kongsi），前兩個是馬來語輸入漢語的詞，後兩個則是漢語輸入馬來語的詞。陳國棟就曾經運用這四個詞來討論近代初期以來漢語和馬來語世界的交流。[2]

其實自十九世紀以來，東方學家和語言學家就開始透過詞彙的比較，整理出閩南語和馬來語互相借用的詞。荷蘭漢學家Gustav Schlegel在1883年就從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的《廈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1873）中找出幾個源自馬來語的詞，表示這些詞已經被閩南人帶回原鄉，成為廈門閩南語的一部分。[3]離廈門一水之隔的金門，也是閩南人擴散的重要原鄉之一。語言學的調查顯示金門閩南語有許多來自馬來語的詞，例如tò-lôong（tolong，拜託、幫助）、mánn-tâ（mata-mata，警察）、kau-în（kawin，結婚）、kua-sah（kuasa交托）、bit-tsa-nánn（bicara，打官司）等等，都反映閩南語和馬來語之間的交流。[4]這些詞，許多也可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華人公館的《公案簿》中見到，可見閩南人使用這些詞的歷史可追溯到十八世紀以前。[5]

自近代初期以來，大批閩南人經由海上貿易等因素擴張到東南亞。語言接觸的結果，使馬來語及印尼語（基本上是同一種語言的兩種標準語）從閩南語借入許多詞，有些甚至進入了語言中的基本詞彙。例如在印尼語中可以發現以下借詞：人稱代名詞的gua（我）、lu（汝），風俗制度的imlek（陰曆）、cukong（主公，意指後臺老闆），物質文化的mie（麵）、kue（粿，意指各種糕餅）、tauge（豆芽）、tahu（豆腐）等等，都是在印尼語入門課本中會提到的借詞。[6]

但是在借詞研究上，卻有一個經常遇到又難解的問題：當一個詞同時出現在兩個語言時，如何判斷哪一個語言是借出語（donor language），那一個又是借入語（recipient language）？有時語言的音韻形式或其它歷史證據可以幫助我們判斷，但是當音韻形式已經被改造得離語源有點距離的時候，我們就無法輕易地判斷。這些詞也就成為各家學者熱議的焦點。

例如前文提到的wangkang（較小的中式帆船），陳國棟認為這個詞來自馬來語，[7]但Schlegel則認為它來自漢語的「舽舡」。[8]另一個充滿爭議的詞也和船有關，就是現在常被翻譯成「戎克船」的junk（中式帆船）。英國東方學家Henry Yule和Burnell在他們編纂的辭典Hobson-Jobson中認為，junk的詞源不大可能是漢語，比較可能來自馬來語的jong或ajong。[9]在此之後，歐洲學者如伯希和、Luigi Santa Maria、Manguin基本上都接受這個看法，雖然他們也覺得還需要繼續研究，未能遽下定論。[10]但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袁家驊、朱維幹、陳國棟則認為junk來自閩南語的「船」，但對於tsûn如何轉為jong或junk，則未能提出解釋。[11]

在島嶼東南亞地區經常可見的toko（商店）也是一個語源不清楚，引發學者熱烈討論的詞。1873年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中就收錄了thôo-khòo（原文拼寫為thô͘-khò͘）這個詞，意思是「倉庫」，[12]應寫作「塗庫」，但是他並沒有說明這是本土詞還是外來借詞。1883年，荷蘭東印度地理學家Pieter Johannes Veth主張toko的詞源是爪哇語的tuku（意思是「買」；Veth使用的拼寫為toekoe），外來者將tuku轉訛為toko，用來指商店。[13]德國學者Max Gerhard Pernitzsch和H. Tittel也認為toko來自馬來語，並覺得唐人將toko轉寫成「土庫」是一項相當好的作法（eine recht hübsche Bildung）。[14]

但也有學者抱持相反的看法，Schlegel推測toko可能來自，thóo-khòo（荷蘭閩南語拼寫為t’ó k’ò）。[15]依照Schlegel的標音，漢字應該寫作「土庫」。1924年，A. W. Hamilton比較馬來語和閩南語，做出一個馬來語借用閩南語的對照清單，他也將thóo-khòo（原文拼寫為thó khò͘）視為toko的詞源。這個標音的漢字應該寫作「土庫」，跟杜嘉德的用字有點不一樣。

到了1933年，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在馬歡的《瀛涯勝覽》中讀到了一段描述爪哇民居的話：

這段話引發戴聞達對「土庫」的興趣。他旁徵博引各種史料，主張「土庫」並不像漢語，而且只在島嶼東南亞地區流行，中國的讀者對這個詞並不熟悉。但是他又在東南亞的漢文資料中看到很多「土庫」的例子，意思是「倉庫、商店」。這兩個意思很容易引申出「商館、洋行」，而殖民地的商館經常有圍欄保護，所以又可以引申出「堡壘、城堡」的意思。戴聞達認為，不管土庫原來是什麼意思，總之來自中國的旅行者在東南亞看到某種磚造建築，便稱之為「土庫」，然後這個詞就在島嶼東南亞地區發展出上述的意義。[17]J. V. Mills贊成戴聞達的說法，他也補充在英屬馬來亞的唐人將「洋行」稱作「土庫」（不同族裔的語言有不同的發音），在檳城和新加坡也都有用「土庫」命名的街道。但Mills也說，「土庫」這個詞只有在當地土生的唐人才用，跟」新從中國移民來的新客並不會用這個詞。Mills的觀察似乎支持戴聞達所說，在中國「土庫」並不是一個眾所皆知的詞。[18]

其實，「土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漢語詞。過去的學者限於資料不足，無法正確解出這個詞的來源。我們現在有更多、更早的資料，足以補充過去學者之不足。

在明代的小說中，「土庫」一詞相當常見，意思就是某種倉庫。但是小說中的土庫，作者通常已經預設讀者知道何謂土庫，所以不會多加描述。在漢語詞書方面，明刊本雜字中已有「土庫」一詞，是行鋪類詞彙的一種，但這樣的說明仍然不足。[19]所幸在當時，土庫似乎是流行於基層社會，但不流行於上層社會的建築，所以有兩則史料將這種建築的長處和建造方法介紹給世人。十四世紀初的元代，王禎在《農書》中將「土庫」描述為農家用以防火的倉庫。他首先用陰陽五行的理論說明土為什麼能剋火，然後他觀察到：

王禎稱這種用泥土磚瓦保護木結構的建築為「長生屋」，取其不易被火燒毀，經久耐用的特徵。他也認為在都市裡就算不是每一間房屋都用這種防火建材，只要有一間就可發揮阻擋火勢蔓延的功能。

到了1490年，海南島出身的明朝理學家，官至戶部尚書的丘濬在建議政府收集全國書籍的〈訪求遺書疏〉提到保存這些珍貴圖書的方法，除了在北京和南京「異地備份」外，還要為政府檔案建造防火的書庫：

丘濬建議這種多層防火倉庫，上層以銅匱收藏各朝實錄，下層以鐵匱收藏各部檔案文書，以備後世修史之用。從這兩份文獻可知，「土庫」是一種用泥土磚瓦等防火材料所建造多層樓防火倉庫。建築的位置也會離其它木造建築稍遠，防止被火勢波及。

防火是跨越空間與時代的共同需求，但是語言卻會變化。在十四、十五世紀稱作「土庫」的建築物，經過數世紀的語言變化，名稱已經從「土庫」改叫「火庫」。《廈英大辭典》就收有hé-khòo（hé-khò͘，火庫）一詞，意思就是防火倉庫。這也難怪二十世紀初葉的漢學家會普遍認為「土庫」不是漢語詞，從中國移民東南亞的新客也不認識這個詞，因為它早就淡出漢語的詞彙庫了。

但是在「土庫」這個詞還保持活力時，閩南人已經開始向外擴張。他們將這個詞帶到福建以外的臺灣和東南亞，並在這些地方以各自的形式保留下來。我們先看臺灣的土庫。

在臺灣「土庫」這個詞大多以地名的形式保留下來。其中最有名的是雲林縣土庫鎮，這也是行政區位階最高的土庫。[22]但是雲林土庫在清代文獻中，其實還有「塗庫」這個表記。該地在1862年至1865年間的戴潮春事件時，曾有「義民」陳澄清起兵支援官軍，《東瀛紀事》的作者金門人林豪曾經為文記錄陳澄清的事蹟，題為〈塗庫拒賊始末〉。[23]《雲林縣采訪冊》也有「大坵田東堡塗庫街，舊屬嘉義縣；光緒十四年，改隸雲林縣」的記載。[24]該地直到《臺灣堡圖》中才改作「土庫」。由雲林土庫的表記變化可知，「土庫」和「塗庫」其實是同一個詞素（lexeme）的兩種表記，「土」和「塗」作通同字的狀況時則讀作thôo。[25]

在確定「土庫」和「塗庫」其實為一個詞素的兩種表記後，利用內政部「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搭配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建置的「臺灣百年歷史地圖」[26]和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27]一起蒐尋，在《臺灣堡圖》上找到15個可以明確標定位置的「土庫」或「塗庫」。以下列出《臺灣堡圖》上可以找到的「土庫」和「塗庫」，就可以視為同樣的地名。這十五個例子從北到南分別為（括號中為今天該地名的位置）：

1. 文山堡土庫庄土庫（新北市深坑區東）
2. 梀東下堡土庫庄塗庫（臺中市西區西）
3. 深耕堡鹿藔庄土庫仔（彰化縣竹塘鄉西南）
4. 大坵田堡土庫庄土庫（雲林縣土庫鎮）
5. 打猫南堡打猫街下塗庫（嘉義縣民雄鄉西南）
6. 鹽水港堡土庫庄（臺南市鹽水區東）
7. 下茄苳南堡土庫庄土庫（臺南市新營區東北）
8. 哆囉嘓西堡崁仔頭庄土庫（臺南市白河區東南）
9. 長興下里太子廟庄塗庫（臺南市仁德區北）
10. 仁德北里塗庫庄塗庫（臺南市仁德區中心）
11. 永豐里沙崙庄頂土庫（臺南市歸仁區東南）
12. 文賢里大甲庄土庫（臺南市仁德區南）
13. 嘉祥外里土庫庄土庫（高雄市阿蓮區南）
14. 港西上里土庫庄土庫（屏東縣里港鄉北）
15. 觀音中里土庫庄土庫（高雄市楠梓區北）

以上十五個「土庫」或「塗庫」散佈在臺灣各處，但以南臺灣居多。在現存的文獻中，最早出現的土庫是《重修臺灣府志》中二林保轄下的「土庫」，[28]可以比定為《臺灣堡圖》上的深耕堡鹿藔庄土庫仔，就是今天彰化縣竹塘鄉西南的土庫仔。大約在1760年代繪製的《乾隆臺灣輿圖》上也有兩個「土庫」，分別是鯽魚潭旁，今天臺南市仁德區北的土庫，以及臺南市鹽水區東的土庫。[29]在民間契字資料中，現存最早的紀錄為1771年的杜賣契，收錄在岸裡大社文書中。契字記載該田產坐落在「土庫庄后壟仔」，可以比定為臺中市西區的土庫。[30]現在成為鄉鎮名稱的雲林縣土庫，則在1786年被記錄在林爽文事變的眾多相關文獻中。

從以上列舉的文獻年代，以及前文所列的清單，可知「土庫」或「塗庫」這個地名，在契字和地方志上至少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由此可見「土庫」這個名詞還存在於十八世紀臺灣居民的語言中，用來命名地方，成為地名。但進入十九世紀後，「土庫」或「塗庫」雖然仍以地名的形式被記錄在相關文書中，但已經從閩南語的詞庫（lexicon）中漸漸淡出。這可能造成現代地名研究者對「土庫」或「塗庫」這兩個地名的困惑，因而衍生出各種奇妙的臆測，語音形式甚至也因此轉訛。例如嘉義民雄的下塗庫，當地人認為應讀作「下頭殼仔（E-thau-khak-a）」，[31]可能就是地名源流失去意義後，成為通稱地名，因此造成音韻轉訛。[32]

臺灣的「土庫」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以降在中國農村使用的防火倉庫，再由移民臺灣的閩南人將這種建築和建築名稱帶到臺灣，成為一個散佈在臺灣各地的地名。我們也知道，尤其是閩南人在近代初期以降曾經縱橫東亞海上世界，並在東亞許多港口留下足跡。當許多閩南人跟隨商業的機會移民東南亞，他們也和移民臺灣的同鄉一樣，把「土庫」這樣的建築和名詞帶到當地，或是透過語言的描述，帶回外國見聞用「土庫」來描述他們在海外看到的某種建築物。最後當「土庫」在原鄉福建和清帝國邊緣的臺灣成為罕用詞之時，「土庫」還保留在東南亞的語言中，成為現代東南亞的文化元素之一。

在漢文史料中，華人用「土庫」一詞描述東南亞的磚瓦建築的例子，最早見於十五世紀初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瀛涯勝覽》中對爪哇島上大國滿者伯夷的記載。這筆記載刺激戴聞達研究「土庫」的詞源，這在前文已經討論過，在此就不再引述。

我們知道明帝國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後，便不再派遣官方使節出航東南亞和印度洋。一般認為這是中國從海洋世界的退縮。但近來的研究指出，明帝國雖然放棄官方對東南亞的經營，但其所屬人民仍然保有對這片海域的認識和進取態度，只是這樣的事跡罕見於官方文獻，所以不為後世所知。[33]

時間進入閩南人重返海上的近代初期，那些在「違法犯禁」之下累積的民間知識終於展現於十七世紀初葉漳州人張燮的《東西洋考》。在這本展現閩南人世界觀的著作中，張燮又提到了爪哇島上的土庫；不過這次建造土庫的是繞過好望角來到亞洲海域的歐洲人：

此處的「下港」指的是十六世紀爪哇島西部勢力龐大的萬丹（Bantam）。十六、十七世紀之交，荷蘭人屢次與葡萄牙人（佛郎機）在萬丹附近交戰，以取得這個重要港口的主控權。荷蘭人雖然與英國人聯手擊敗葡萄牙多次，並於1603年在萬丹設立商館，但因萬丹還有閩南人與之競爭，加上萬丹蘇丹干涉荷蘭人的商業活動，所以荷蘭人最後還是到東邊的萬丹屬國加留巴建立永久商館。此處就是後來的巴達維亞（Batavia），現在的印尼首都雅加達。[35]

這兩座土庫因為圖像留存不多，我們對其瞭解較少，必須從其它時代的圖像推測。François Valentyn於1724至1726年間出版的《新舊東印度志》（Oud en Nieuw Oost-Indiën）中，描述萬丹的附圖〈萬丹城鳥瞰圖〉（Gezicht in Vogelvlucht op de Stad Bantam）中，萬丹的城牆外有華人區（’t Chineese Quartier）和英格蘭廣場（Engelse Pleyn）。[36]其中英格蘭廣場的型制僅為一座院落和圍牆，比起華人居住區已經形成街道的規模小多了。荷蘭人最初在巴達維亞的基礎應該離這樣的規模不遠。荷蘭開始大力經營巴達維亞是在1618年Jan Pieterszoon Coen成為東印度總督，開始在巴達維亞商館附近修築防禦工事開始。此時《東西洋考》已經刊行，為張燮未能記錄之事。[37]

有趣的是，除了張燮記載歐洲人在爪哇島建造的「土庫」，閩南人建造的「土庫」也被荷蘭人記下來。1598年Cornelis de Houtman率領荷蘭艦隊第一次航行到東亞水域，他們返回荷蘭後所出版的航海紀中，就提及閩南人在萬丹的居所：

此處的石頭（steen）顯然就是磚瓦。雖然荷蘭人沒有用「土庫」一詞——當然也不會——但從其建材和後來荷屬東印度時期留下的漢文史料可知，這些華人在十六世紀末於萬丹建造的磚瓦房屋，就是華人所稱的「土庫」。

歐洲人在東南亞建立的「土庫」，兼具居住、儲藏、轉運的功能。此處的轉運，是指由歐洲商船或亞洲商人從亞洲各處帶來的貴金屬、商品、香料，等待風向適合時再轉運回歐洲或其他亞洲市場的營運方式。近代早期歐洲人在東南亞最重要的「土庫」，當屬位於今天印尼雅加達的巴達維亞商館，為荷蘭東印度總督的駐地。

例如1738年4月，荷蘭東印度公司駐錫蘭長官Gustaaff Willem baron van Imhoff訪問巴達維亞，進城時：

以上描述，反映了1740年紅溪慘案之前，荷蘭與華人（閩南人為主）在巴達維亞共構殖民之繁榮景象。此處的「土庫」，指的就是巴達維亞東印度總督府，目前尚存，是雅加達歷史博物館（Museum Sejarah Jakarta）的主要建築。

巴達維亞華人公館的會議紀錄《公案簿》，也可見到用「土庫」表示東印度總督府的用法，例如：

不過用「土庫」表示東印度總督府的用法在進入十九世紀後迅速消失，倒是十七世紀以來常用的「王上」或「敖文律仁得嘮」（gouverneur-generaal的音譯）在十九世紀仍然頻繁使用。至於「土庫」這個詞，在《公案簿》中仍被廣泛用來稱呼一般的商店。

除了巴達維亞的土庫，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擴張，荷蘭人也在東亞各處設立商館，其中也有一些商館被漢文的使用者見證，以「土庫」之名載入史料。1680年夏天一艘從暹羅（泰國）來到日本長崎的船，船主嚴梓官和暹羅人財副季齒加弄文長[41]依例向長崎當局提出的報告（又稱「風說書」），其中提及當時暹羅首都阿瑜陀耶的歐洲人商館（和蘭班、化人班）時，便用了「土庫」一詞：

和蘭班近在王城，只隔一大溪。其班在溪東，圍有木柵地面大約四方一方，僅有一條街面，內有大屋壹間，高聳三層，下係土庫，二層班主住居，上層係貯幼物。其大屋邊又有四長房，圍其大房以作雜務之所，頗建華美。所守班，和蘭僅有十數而已。其暹港口，地名望高滑，又致有大土庫壹，所常貯皮木等貨。守庫和蘭亦有三四人。[42]

暹羅船船主的描述，也可以從17世紀末荷蘭人自己畫的〈暹羅河地圖，從海到阿瑜陀耶城〉（Kaart Van de Rivier van Siam, van de Zee tot aan de Stad Judia）得到證實。[43]這張地圖上，阿瑜陀耶城南方荷蘭商館被標示為Hollandze logie，現在學界通常會譯「荷蘭商館」。這座商館位於昭披耶河東岸，往北與王城，往西與葡萄牙區（Portuigeez Quartier，即暹羅船主所說的「化人班」）隔河相望。另一張同時期，風格類似的〈暹羅河地圖，從海到暹羅城或稱阿瑜陀耶〉（Kaart van de Rivier van Siam, van de Zee tot aan de Stad Siam ofte Judea）雖然畫出建築的樣子，但僅為抽象的圖示而非寫實的描述，無法用來驗證當地的荷蘭商館是不是如同史料所說「高聳三層」。[44]

讓我們再看一眼1680年的暹羅船留下的史料。暹羅船的風說書以漢文提出，依照慣例要由長崎的唐通事翻譯成日文。在譯文中，唐通事將「土庫」翻譯成「土藏」，也就是土造防火倉庫。這樣的建築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城市中相當常見，蓋當時主要的建材還是木材，為防範火災波及財物，有需要的人家會另外建「土藏」儲存貴重物品。這種建築的功能和前述中國元代和明代的「土庫」可說如出一轍，所以唐通事依照土庫的功能將其譯為「土藏」。有趣的是，長崎唐通事負責接待的華商，1689年以後將被規定住在新建的唐人屋敷中，不得再散居於長崎各町內。這座新建的唐人屋敷，後來也被華商稱為「土庫」。

17世紀初起，日本對進入所謂的鎖國時期，但鎖國時期對外國貿易船的管制有階段之分。1616年日本限制英國和荷蘭商船僅能進入平戶和長崎兩港（1641年幕府才命令荷蘭商館從平戶遷移到於長崎港中的出島），但中國商船並不在此限，還是可以自由在日本各港口進出，直到1635年才限定中國商船以長崎為唯一的通商口岸。相較於幕府處處設防的歐洲人，同為亞洲人的華商，在長崎的行動一開始並沒有受到集中管理的限制，而是借住在當地市民的家中。[45]但後來幕府當局仍然因為外國人管理問題、防範走私、禁絕基督教等原因，1688年決定興建集中管理華商的設施，稱作「唐人屋敷」。1689年元月開始，入港唐船上的華商都必須住在唐人屋敷。

1741年臺灣道劉良璧刊行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記》中提到東亞各國概況，是當時閩南海商所認識的東亞世界。在〈日本〉一條中提及華商赴日本長崎貿易時的狀況：

這段引文中提到的長岐（長崎）土庫，就是華商在長崎貿易時被限制居留的唐人屋敷。由於限制華商居住的規定從1689年才開始實施，因此《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描述的「賈舶至，則盡驅人入土庫」必然是指1689年以後的狀況。在唐人屋敷中的華商，除了交易外，只有在少數狀況才允許到長崎四座由華人捐資設立的寺廟參拜。[47]這四座寺廟統稱「唐四箇寺」，分別是三江幫的興福寺（又稱南京寺，1623年開基）、福州幫的崇福寺（又稱福州寺，1629年開基）、廣州幫的聖福寺（又稱廣州寺，1678年開基）、漳泉幫的福濟寺（又稱泉州寺或漳州寺，1628年開基）。[48]往來中國與長崎的閩南漳泉幫海商，可能就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資料來源。

根據長崎在地畫家石崎融思（1768-1846）所繪製的〈唐館圖繪卷〉，唐船到達長崎後會停泊在港中，由小船接駁貨物進入「新地荷物藏」。[49]此處是華商儲放貨物的地方，但不是和唐人屋敷一起完工，而是在1698年長崎大火，延燒至岸邊儲放貨物的土造倉庫，33棟土造倉庫中有18棟燒毀，華商損失慘重。為此長崎當局在出島西南側填海建造與陸地隔離的倉庫，1702年完工啟用。[50]《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刊行於1741年，離新地荷物藏啟用已有近四十年。雖然《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記載未明言長崎土庫是單指新地荷物藏還是連同唐人屋敷一起指涉，但以華商到達長崎後就必須進入土庫，然後長崎當局「擇其貴者送以妓，例勿得擅卻」來看，長崎土庫的描寫也包括唐人屋敷在內。

唐人屋敷內的生活，《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並未詳述，但有相當多的資料和研究可以參考。其中華商方面留下的史料中，最重要的是1764年錢塘人汪鵬客居長崎時所作的《袖海編》。對於華商在唐人屋敷裡的住所，汪鵬如此描述：

汪鵬所言的「庫」和「棚子」的具體模樣，可以從神戶市立博物館所藏的富島屋版〈唐人屋舖景〉[52]和長崎縣立長崎圖書館藏〈長崎諸御役場繪圖〉，[53]還有上述石崎融思的〈唐館圖繪卷〉管窺一二。這三份圖像史料顯示「庫」其實是唐人屋敷內的以竹木圍出的空間，其中有長崎當局出資建造的兩層樓住所，以「第○番部屋」標號命名，在旁邊則有唐人自行建造的平房。前者正如汪鵬所說「開拓宏敞」、「靡麗鋪張」，是船主、財副的住所。後者則是汪鵬說的「棚子」，為水手自行搭建的房屋。從唐通事翻譯的文件中，也可確認漢文所稱的「庫」的日文對譯就是「部屋」。[54]

有趣的是，汪鵬則將唐人屋敷統稱為「館」，館內各區劃稱為「庫」，其用詞並不像《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將長崎唐人屋敷統稱為「土庫」。這或許是唐人屋敷內的建築材料，其實不符合「土庫」應有的防火功能；歷史上唐人屋敷至少有13次造成重大災害的大火，[55]其中1784年7月24日的大火將整個唐人屋敷付之一炬，重建時的臨時屋又被颱風吹壞，為唐館歷史上最慘重的火災。[56]而唐人屋敷的建築，最後也是因為1870年的大火而走入歷史。[57]由此可知，唐人屋敷一直以來都不是防火建築，住在裡面的汪鵬不用「土庫」描述唐人屋敷，可能為如實之描述。但另一方面，提供《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資料的人，所看到的長崎唐人屋敷應該也是木造的建築，他們仍然使用「土庫」一詞描述這些木造建築，其中可能有與建築材料無關的原因。一個可能的解釋為，在閩南海商眼中，「土庫」已經不單指土造防火倉庫，還可以用來稱呼遠渡重洋的商人所居住的地方。就像前述來自暹羅的船主描述的荷蘭商館，同一棟建築物兼有儲藏貨物和商務員居住的雙重功能。長崎的唐人屋敷和新地藏也同樣具有儲物和居住的功能，這或許讓閩南海商將「土庫」一詞的語意擴大，從單純的防火倉庫變成商業據點的名稱。事實上，在東南亞「土庫」一詞在十九世紀，就已經脫離原本防火倉庫的意思，變成商業據點和商店的稱呼了。

讓我們再回到近代初期的東南亞。前文已經提過閩南海商和移民將「土庫」一詞帶到東南亞各地，也將在當地看到的類似建築以「土庫」稱之，並帶到中國、日本，載入漢文史料中流傳至今。這些往來東西洋航路的閩南商人，他們比歐洲人更早在東南亞建立據點，成為有力的社群，並不斷吸引中國沿海人民到東南亞發展。在張燮出版《東西洋考》一百六十多年後，另一位閩南海商來到爪哇島，在此也看到可以稱為「土庫」的建築物。他是張燮的同鄉，漳州龍溪人王大海，住在三寶壠（Semarang），後來因家有老母而回鄉。王大海著有《海島逸誌》，1791年完稿，但可能在1806年才有刻本問世，後來被收錄到各種地理誌集成，1849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還出版了英譯本。[58]王大海在《海島逸誌‧陳豹卿》中提及三寶壠甲必丹陳豹卿，為當地顯貴，在巴達維亞建立一間大宅院，名為「三寶壠土庫」。當唐船到達巴達維亞，要繼續前往三寶壠的人就到三寶壠土庫，在此備有船隻護送他們到三寶壠。三寶壠土庫也收留同族的兄弟、親戚、薦舉或投奔的人。[59]從王大海的記錄可知，十八世紀末東南亞土庫的功能已經不限於商業，甚至有類似同鄉會館和代表處的功能。

由於「土庫」一詞在東南亞，特別是荷屬東印度地區的流行，「土庫」的羅馬字表記toko除了被馬來─印尼語用來稱呼商店，也被統治者荷蘭人所採用，帶回歐洲祖家。本章一開始提到的，荷蘭東印度歷史學家Veth在討論toko一詞時，就提到這個詞已經「入籍荷蘭語」，形成tokohouder（店主）這個詞。稍晚的戴聞達也有同樣的觀察，他提到Zoete Toko（糖果店）、Goedkoope Toko（廉價品店）這兩個詞。現在荷蘭仍然可以見到toko一詞被用來稱呼販賣亞洲料理或是亞洲商品的商店。

其實在臺灣，來自印尼的新住民和移工也將toko一詞帶回這個廣泛使用閩南語的國家。用Google Map搜尋toko一詞，在全臺灣各大城市都可以找到以此為名的印尼貨商店。他們常常用「印尼商行」來描述自己，但如果真要將toko回譯成閩南語漢字，就應該寫成「土庫」，只是在臺灣應該沒幾個人看得出「商店」這個意思。

由於時間的推移、語言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在今日的閩南語中，「土庫」已成為意義不明的名詞，僅留下雲林土庫以鄉鎮級行政區域名而有較高能見度。這也難怪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博學多聞的學者們會誤以為這只是個流行於島嶼東南亞地區的名詞，對其語源也不同的意見。但是當我們參照歷史語言資料，我們就可以重建「土庫」在歷史上曾經指涉過的意義，以及「土庫」這個建築物的功能。其實正如「土庫」這個詞的字面意義，它是存放重要物品的土造防火倉庫，為家宅的附屬建物。

在文獻上稱為「土庫」的建築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初的王禎《農書》。十六世紀以後出海行商的閩南商人，也和明初的航海前輩一樣，稱呼他們看到的土造倉庫為「土庫」。不過這次他們看到的是東來的歐洲人在爪哇島和暹羅所建立的商館。在東南亞，「土庫」的語義擴大，出現商業據點的意思，並隨著閩南人在東南亞的流動與擴散，「土庫」一詞在東南亞，原有的防火倉庫意義消失，僅留下引申出的商業據點意義，並進一步被用來稱呼一般的商店。而在「土庫」一詞的原鄉，雖然防火建築仍然是社會中的文化元素，但「土庫」的說法在十九世紀已經消失，改用新出現的「火庫」稱呼之。

藉由考證「土庫」這個地名，本文同時也展示在更大的歷史和地理脈絡下，一個不起眼的名詞能夠連結和呈現的世界觀。「土庫」往上可連絡到明代中國民間使用的防火倉庫，往下則連接近代早期縱橫東亞海域的閩南海商的世界觀，在日本和東南亞的重要貿易據點，都有被稱為「土庫」的建築物。這個詞甚至經由移民東南亞的閩南人，成為東南亞地區對「商店」的一種稱呼。這樣的考證可以透過名詞的使用，追蹤古人的足跡，重建在地語言與世界的連結，展現名詞考證的新視野。

[1] Luigi Santa Maria, "Lingu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lay-Indonesian World," East and West 24, no. 3/4 (1974): 367; Claudine Salmon, "Malay (and Javanese) Loan-Words in Chinese as a Mirror of Cultural Exchanges," Archipel 78 (2009): 183-186.

[2] 陳國棟，〈從四個馬來詞彙看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Abang, Kiwi, Kongsi與 Wangkang〉，載於《漢文化與周邊民族：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陳國棟（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65-113。

[3] Gustav Schlegel,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oung Pao 1, no. 5 (1891): 391-392.

[4] 謝佳玲，〈金門話中反映的僑鄉文化〉，《東華中國文學研究》6卷（2008.12），頁114-118。原文用國際音標（IPA）記音，在此改作教育部閩南語羅馬拼音。

[5] 蘇爾夢（Claudine Salmon），〈附錄：18-19 世紀印尼華文中的外來語初探〉，載於《公案簿　第2輯》，袁冰凌、蘇爾夢（Claudine Salmon）（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頁417-438。

[6] 更多馬來─印尼語中的閩南語借詞，見Schlegel,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394-405; A. W. Hamilton, "Chinese Loan-Words in Malay,"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 no. 1 (90) (1924): 48-56; Kong Yuan Zhi, "A Study of Chinese Loanwords (from South Fujian Dialects) in the Malay and Indonesian Languages,"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43, no. 4 (1987): 452-467; 楊啟光，〈印尼語閩南話借詞及其研究的文化語言學思考〉，載於《首屆海外漢語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編）（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48-56。

[7] 陳國棟，〈從四個馬來詞彙看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Abang, Kiwi, Kongsi與 Wangkang〉，頁104。

[8] Schlegel,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404-405.

[9] Henry Yule and Arthur Coke Burnell, Hobson-Jobson: Being a Glossary of Anglo-Indian Colloquial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ohn Murray, 1886), 360.

[10] Paul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T'oung Pao 30, no. 3/5 (1933): 446-447; Santa Maria, "Lingu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lay-Indonesian World," 370; Pierre-Yves Manguin, "The Southeast Asian Ship: An Histor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1, no. 2 (1980): 267.

[11] Yuan Jia Hua, "English Words of Chinese Orig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9, no. 2 (1981): 247; 陳國棟，〈從四個馬來詞彙看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Abang, Kiwi, Kongsi與 Wangkang〉，頁99。朱維幹的說法轉引自湯錦台，《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臺北：如果出版，2011），頁40。

[12] 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Trübner, 1873), 251.

[13] Pieter Johannes Veth, Uit Oost En West (Arnhem: P. Gouda Quint, 1889), 295-297.

[14] Max Gerhard Pernitzsch and H. Tittel, Chinesische Buchhaltung (Tokyo: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1927), 11.

[15] Schlegel,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404.

[16] 此處引用的是馮承鈞校注版，與戴聞達引用的版本略有不同，但「土庫」和其上下文是一樣的。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７。

[17] J. J. L. Duyvendak, Ma Huan Re-Examined Verhandelingen Der Koninklijk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Te Amsterdam, Afdeeling Letterkunde Nieuwe Reeks, D. 32, No. 3 (Amsterdam: Noord-Hollandsche Uitgeversmaatschappij, 1933), 30-34.

[18] J. V. Mills, "The Expression Tho-Kho,"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 no. 1 (130) (1938): 137-138.

[19] 明‧佚名，《增補易知雜字全書》，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二輯，子部》，第13種（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20] 元‧王禎，《農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603。

[21] 丘濬，〈訪求遺書疏〉，載於《明經世文編》，陳子龍（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652。

[22] 對雲林土庫的地名源流的考證，見簡宏逸，〈土庫考：本土地名的源流與東亞世界的連結〉，《臺灣學誌》6卷（2012.10），頁78-81。

[23] 清‧林豪，《東瀛紀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40-42。

[24] 清‧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第7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121。

[25] 目前台灣教育部定「塗」為thôo的推薦用字。教育部，〈教育部電子報「臺灣閩南語按呢寫」第404期〉，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ongji/pdf/annesia404pdf.pdf（檢索日期：2021年2月20日）。

[26]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檢索日期：2021年2月21日）。

[27] 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http://thdl.ntu.edu.tw/（檢索日期：2021年2月21日）。

[28] 清‧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第6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40。

[29] 圖像見洪英聖，《畫說乾隆臺灣輿圖》（臺北：聯經出版社，2002），頁119, 141。

[30]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10001-od-al00983_001-u.txt〉（檢索日期：2021年2月20日）。

[3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八　嘉義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380。

[32] 通稱地名是一個社群的成員對其活動範圍中的土地的稱呼，通常沒有被文字記錄下來，僅存在於社群成員的口頭記憶之中，容易轉訛成原始意義不明的地名。千葉德爾，《新‧地名の研究》（東京：古今書院，1994），頁194。。

[33] Timothy Brook, The Troubled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5-219.

[34] 黃省曾、張燮著，謝方點校，《西洋朝貢典錄校注‧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48。

[35] 陳鴻瑜，《印度尼西亞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8），頁184-190。

[36] François Valenty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ol. 4 (Dordrecht: Joannes van Braam, 1726), 214ff.

[37] 陳鴻瑜，《印度尼西亞史》，頁191。

[38] Cornelis de Houtman, De Eerst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e O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1597,, vol. 2 (s-Gravenhage: Nijhoff, 1925), 25.

[39] 許雲樵校註，〈開吧歷代史紀校註〉，《南洋學報》9卷1期（1953），頁41-42。

[40]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吳鳳斌校注，《公案簿　第1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頁284。荷蘭史料相應的紀錄，見Bernard Hoetink, "Chineesche Officieren Te Batavia Onder De Compagnie,"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e 78, no. 1/2 (1922): 81.

[41] 漢文原文首字為「口季」，但日語譯文首字卻為「口李」，其中應有一個為筆誤。又，日語譯文為財副的名字注音「ボツチイカアランブンチヤン」，從「加弄」讀作「カアラン」可知唐通事以閩南語音譯財副的名字。

[42] 大庭脩編，《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頁163。

[43] Isaac de Graaff，〈Kaart Van De Rivier Van Siam, Van De Zee Tot Aan De Stad Judia〉，https://www.nationaalarchief.nl/en/research/map-collection/af994f28-d0b4-102d-bcf8-003048976d84（檢索日期：2021年2月21日）。

[44] Jos Gommans and van Diessen Rob.,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el Vii: Oost-Azië, Birma Tot Japan (Voorburg, the Netherlands: Atlas Maior, 2010), 70. 但現在重建的阿瑜陀耶荷蘭商館Baan Hollanda僅有兩層樓。

[45] 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東京：謙光社，1983），頁128-136。

[46] 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501。

[47] 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頁315-320。

[48] 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頁146-193。

[49] 石崎融思，《唐館図蘭館図絵卷》（長崎：長崎文献社，2005）。

[50] 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頁261-262。

[51] （汪鵬，1989 [1764]：457）

[52] 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図集成》（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3），頁6-7。

[53] 永井規男，〈唐人屋敷：町の構成〉，載於《長崎唐館図集成》，大庭脩（編）（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3），頁223。

[54] 大庭脩編，《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頁239。（大庭脩編，1986：239）

[55] 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頁250。

[56] 永井規男，〈唐人屋敷：町の構成〉，頁212-213。

[57] 橫山宏章，《長崎唐人屋敷の謎》（東京：集英社，2011），頁207。

[58] 王大海著，姚楠、吳琅璇校註，《海島逸誌》（香港：學津書店，1992），頁vii。; Tae Hae Ong, The Chinaman Abroad, or,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an Archipelago, Particularly of Java, trans. Walter Henry Medhurst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9).

[59] 王大海著，姚楠、吳琅璇校註，《海島逸誌》，頁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