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雷警示，雖非劇情的直述或訴說，為了討論相關議題仍有所取捨，介意請斟酌閱讀
前言
本文為戰爭主題週的策展文章，共同策展文章，如下，歡迎點閱！
戰爭中的禍日光景
關於戰爭電影，直覺想到的通常都是磅礡，比如《搶救雷恩大兵》或《珍珠港》，又或是利用袍澤與犧牲，帶出慷慨的激情，像是《怒火特攻隊》。當然，在漫長且遼闊的戰場，撥開煙硝，我們都會發現戰爭，比一開始假想的複雜許多。就此，即使戰爭歸屬於動作片的範疇，但也不僅講那些顯而易見的主軸，各個電影與劇組，都有自己想要環繞的核心。
《1917》，這部影獎大熱門，雖然同樣涵括了袍澤與犧牲，但不僅於此，利用一路跟隨的鏡頭，堆疊出漫長的壓迫與抑鬱，沒有轉場，觀眾無法喘氣，就像身歷其境，步步跟著主角膽戰心驚，小心翼翼。特別是開頭，橫跨戰壕的推展，忽上忽下，忽內忽外，觀眾緊繃的神經，因為充滿未知而無法鬆綁，我們沒有視覺上的線索，難以預期接續的發展，就如待宰的羔羊，任由意外撕裂。這個手法，除了劇情張力，也巧妙地把觀眾與角色黏合在一起，就像戰壕中瑟瑟發抖的大頭兵，因大量的未知與意外，無所適從。
電影之所以能夠做到黏附與壓迫，除了光影濾鏡的限縮，也有賴於聲音線索的精準，荒蕪寧靜中的喘氣聲，踏過水窪時的波浪漣漪感，都像是在搔癢，讓人坐立難安，不自覺地縮起身體肌肉的每一處纖維。如此特殊的觀影體驗讓人感到極度不舒服，卻也成功地讓人稍稍體會，戰場的尖銳。
如果《1917》是倚靠著現實來逼近觀眾，《兔嘲男孩》就是透過甩開現實的幻想，反襯出戰爭的日常。對照來說，《1917》採用直接的壓迫來逼近觀眾，《兔嘲男孩》則是使用幽默去開場，讓觀眾放下戒心，不自覺地靠攏之後，再把幻想的濾鏡給偷偷拿掉，跟著喬喬一起見證暴力的張狂，以及早已被蛀蝕的日常。
在電影中，喬喬因為手榴彈意外，不小心炸傷了臉與腿，導致他被少年兵團退訓，這讓他遭逢了躲在姊姊房間的猶太女孩。隨著時間過去，喬喬漸漸理解到，猶太人沒有自己想得邪惡，或許有些調皮，但也讓自己著迷，甚至像是隻蝴蝶一樣美麗。爾後，喬喬臉上的傷痕漸漸褪色，跛掉的腳也漸漸康復，連帶那些被納粹給洗腦的歪斜，也慢慢走回了善解人意。我想，如果真有上帝，那場意外就是祂送給喬喬的禮物，因應喬喬的善良，讓他有機會在這場弱肉強食的爭奪中，保持自我的魔法。
就此來說，來到電影尾聲時，雖然喬喬所認識的人，不斷在逝去，不管是高高在上的母親，又或是遠在天邊的父親，甚至是厭俗的K上尉，都讓喬喬心碎。所幸，喬喬的身邊，還有一個能對他說我愛妳的姊姊，一個還能讓她保持愛人的出口。就此，現實世界崩解了，內心的天空，依然能撐起喬喬，讓他隨著自由起舞。
《兔嘲男孩》不是第一部從孩童視角出發談戰爭的作品，但為什麼要從戰場拉到遙遠的日常生活中呢？其中的意義，就在於帶出戰爭的影響力，不僅於戰場而已，消逝的不是人命，更還有人心，在充滿煙硝的國家暴力中，沒有人能倖免。
說到孩童視角，接續想談《太陽帝國》中，居住於上海租界區的英國小男孩吉米。
吉米跟喬喬的處境，大不相同，吉米一開始就失去父母的陪伴，他對於戰爭的幻想，更因為日軍的侵略而被瓦解，一個單純的靈魂，就這麼被拖進了殘酷的槍林彈雨，甚至沒有任何抵抗力，只能高舉雙手，向日軍直呼我投降，然後不帶尊嚴地苟延殘喘。令人心疼，本應任性玩耍的孩子，被戰爭的無情掏空，塞入許多市儈的諂媚與順服，藉以在俘虜的過程中，保持被人允許存活的價值。
然而，即使手法不同，《兔嘲男孩》與《太陽帝國》想要闡述的主軸是相似的，戰爭就是潛伏於日常中的巨獸，不只統治了生命的殞落，更也極權了人心的自由。若彼此的國族不對盤，世界就會天灰地暗，比如跟吉米一樣，喜愛飛機的日本少年兵，戰敗後，不過是想分享芒果給吉米，卻一槍被身旁的成人給打死。吉米他不懂戰爭，也不明白為何需要戰爭，當然也不理解，國族的差異，在殘酷的對抗中，即是你死我活。故此，就算戰爭因應原子彈而結束，對於早已困縛於戰爭日常的人來說，戰爭的時區沒有走得那麼快。
少年兵的死去，更是壓垮吉米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不斷地說服自己，可以找回戰爭中的逝去，救活每一個飄散的生命，不管是眼前的朋友，或是遁藏的純真自我。可惜，如前所述，他一個人的純真，支撐不起整個世界的殘酷。自此之後，吉米成為空洞的軀體，憑藉著本能，整天在補給品中覓食，除了活下去，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還有何意義，面對來來去去的軍人，不管是日軍或美軍，唯一記得的，僅剩我投降這句保命咒語。
整體而言，對於找回童稚純真這一點，兩部作品具有相似的安排，都讓主角遭逢到另一個孩童，藉以找回失落的溫柔、接納與堅定。只可惜，兩人的結局截然不同，如上所述，喬喬找到了愛的舞伴，吉米則換得一具冰冷的屍體。這之中，關鍵的差異，反而在於電影中的大人，《兔嘲男孩》的K上尉，雖然討人厭，但也因不能名言的秘密（同性戀）而多了點溫柔，願意冒險去保護純真。至於《太陽帝國》中的貝吉，看似讓吉米活了下去，也扼殺了吉米的純真。畢竟，那套生存法則，實用卻也殘酷，讓人活下來，卻也把活下的心給撕碎。
為此，喬喬能說出我愛妳，吉米只能說出我投降，短短三個字，其中的距離，代表了迥異的經歷，更飽含了戰爭中的摧殘與陰影。
戰爭一開始，地獄便打開
關於正義的論述
國族的碰撞，不只存於戰爭的當下，也會在戰後的殘局延續，二戰結束之後，戰勝國針對德國以及日本的領導階層，進行世界審判，即著名的紐倫堡審判還有東京審判。然而，一場戰爭的結束，其代表的不是和平到來，而是因應勢力流動，再次重整因應下場戰爭的到來。就此，對於某些政府高層來說，審判只是一種形式，因應國際社會聲浪的交代，重點在於結束事件，以利後續加緊腳步，投放資源到近在眼前的危機，也就是美蘇的冷戰與對峙。
即使如此，許多參與討論或審判的法官與專家，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先例，必須透過謹慎的流程，藉以避免審判流於私刑的公眾化，白話來說，審判尋求的是，正義的到來，而非復仇與報復。甚者，審判的過程與流程都具時代意義，將帶領國際社會從武裝暴力，走向更完善的法治社會。爾後，在美國代表團的積極推動下，戰勝國簽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利後續的審判能夠成立，並有所基礎。
《東京大審判》這部影集，則聚焦於此，過程中，我們會看到國族習慣的差異，更也會看到思想碰撞的火花，一群追尋正義的法官，其追尋的正義未必能完整交疊，甚至有所牴觸。就此，一場相似《十二怒漢》的爭論，開始展開。
在《東京大審判》中，印度法官帕爾，提出了爭議的無罪論述，表示《倫敦憲章》過於理想，就算「紐倫堡審判」開了先例，這也不能保證「東京審判」的正當性。對於他來說，國際社會還不夠成熟，仍需要戰爭這個外交手段，戰爭即為當今不成熟社會的必要之惡，藉以平衡大國之間的勢力。就此來說，使用法律審判戰爭，就像是一廂情願的浪漫。若開了先例，往後也會變成形式主義，甚至侵蝕法學公正的梁柱，促使法律變成權威的操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