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同體》摘要

更新於 2021/03/11發佈於 2021/03/11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近代人們在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認知自身存在於當中的屬性、進而建構對這些屬性的認同過程中，「民族」是不可或缺的認同屬性之一。做為一個社會文化概念，「民族」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意即每個人都有其所歸屬之民族成員身分，這種對於民族歸屬的認同掌握了相當深刻的情感正當性。

　　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定義為「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此定義迴避了民族難以科學化定義的客觀面，以「想像」定位此一社會心理上形成對於民族歸屬集體認同的認知過程，並進一步論述各種複雜的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因素是如何型塑此一被目為「想像」的認知過程。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關聯是在此一認知過程中被想像出來的；區別不同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其被想像的方式，包含共同體內對成員身分和關係的定義用語。因而民族可謂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

　　民族並且是「有限的」，有邊界加以區隔我群和非我群，而不會將自身所屬群體想像成全人類。民族是「有主權的」，因為民族的概念發展於古老神聖的宗教共同體與階層制王朝逐漸失去其權威性的時代，民族主義的興起有其政治上的地位，即主權國家的形成。民族被想像成一個「共同體」，內部成員間深刻平等的同志愛甚至使成員願意為之屠殺或赴死。如此完成對民族主義的定義，Anderson接著以死亡做為起點，考察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

　　透過紀念碑和墓園表彰對無名英雄的崇敬，可被理解為民族凝聚集體認同的一種方式，這種對死亡和不朽的關切未見於進步主義或馬克思主義，而是具有某種類似宗教儀式的性質：宗教很重要的功能在於對偶然的苦難提出回應，使宿命轉換為生命的連續性，隱約暗示不朽的可能。在宗教思考模式的衰微後，人們亟需某種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民族」的概念即符合這種形式，如Debray所言：「我身為法國人是相當偶然的，但法蘭西是永恆的。」

　　因此，Anderson將民族主義與先於它而存在並也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體系──「宗教共同體」和「王朝」聯繫在一起加以理解。宗教共同體具有其神聖的語言，如中世紀的拉丁文，在以神為頂點的宇宙秩序中，具有雙語能力的知識階層經由媒介方言與拉丁文，同時也媒介了塵世與天堂；而王朝做為當時唯一想像得到的政體，其合法性源於神授，並透過王朝之間的聯姻建立穩固的統治地位。

　　在這些文化體系衰退之時，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包括對時間的理解，逐漸從中世紀認為標示預兆與成就的同時性，演變成由時鐘與日曆測量的，時間上一致的「同時性」。從興起於十八世紀的小說與報紙這兩種傳播媒介的型式，可以看出此種對時間的理解方式如何形成想像的共同體：在小說中，讀者得以全知觀點看到不同的人物在同樣的時間各自從事不同的行為，意即一社會學上的有機體依循時曆穿越同質而空洞的時間，人物不盡然認識彼此，但彼此之間皆有關聯、皆存在於同一個社會中；而報紙的特色則是使眾多客觀上各自開展、互不相干的事件在同一時間點（日期），透過同一印刷媒介被建立起關聯性，而以報紙的時效性形成其被消費的模式而言，類似一種群眾儀式，每個讀者可以輕易想像得到還有成千上萬的讀者在從事同樣的行為。

　　印刷品－商品固然是增進了人們在世俗科學測量的同時性中對於身為共同體成員的想像，然而欲解釋其與民族的關係，尚且需考量資本主義的因素。最初歐洲出版業的市場是拉丁文的識字圈，涵蓋面廣闊但縱深單薄，因為拉丁文為通曉雙語者所使用的語言，又具有宗教上的神聖地位，而非日常生活會頻繁被使用的語言，因而屬於菁英的拉丁文市場很快就達到飽和，出版業者轉攻廣大的單一語言市場，資本主義朝向方言化的革命性衝刺，創造了可以用機器複製並經由市場擴散的印刷語言，此種印刷語言消極上使拉丁文自其寶座退位；積極面上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意即「不可能統一」）使新型態的民族共同體可以被想像。

　　印刷語言奠下民族意識基礎的原因大致有三：1.在拉丁文之下、口語方言之上，創造了統一的交流與傳播的場域，原本無法互相交談的人們透過印刷品的中介得以相互理解，在過程中，人們知覺到特殊語言場域之中的其他數以百萬計的使用者存在，同時知覺到只有這數以百萬計的人屬於這個特殊的語言場域。2.賦予語言一種新的固定性格，相較於經院手抄本的中世紀，印刷品普遍被使用後，語言變化速度減緩，十七世紀歐洲語言已大致具備現代的形式。3.印刷語言創造了不同於舊行政方言的權力語言，某些方言和印刷語言比較接近並決定其最終型態，某些方言被吸收到印刷語言中而失去其獨立地位。印刷語言所形成的方言－世俗語言的共同體，就是日後「民族」的原形。

　　Anderson認為第一波民族主義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美洲新興國家的歐裔移民(creoles：具有純粹歐洲血統而生長在殖民地的人)對母國制度性歧視的反抗。歐陸的殖民母國依靠他們遠在海外紮根的歐洲同胞帶來的經濟利益，卻又恐懼於他們規模日漸壯大可能形成的政治問題，又不能以控制原住民的手段控制和自己同文同種的creoles，因此透過派任半島人(penisulares)為總督及主教，限制creoles的社會與政治流動，再加上啟蒙思潮的傳入，有此種共同經驗的creoles彼此之間因而形成認同，將美洲殖民地想像為祖國，而當印刷術傳入，這種認同才以民族的方式被想像。

　　第二波民族主義是一種群眾性的語言民族主義，Anderson由「印刷語言」和「盜版」兩個面向論之。海外探險急遽擴大歐洲人的文化與地理的視野，認知到人類族群的多元性及文化的相對性，再加上十八世紀後半對語言（梵文／象形文字）的科學性研究使歐洲人認知到歐洲以外的古文明，並動搖單一神聖起源，被古老的神聖語言所整合起來共同體逐步分裂，人們開始構想只能和同質空洞的時間概念相容的文明系譜，在此一架構下，所有語言都有相同的世俗地位，一種特定語言的擁有者為以其為母語的說話者及讀者，歐洲出版業的分裂成針對不同方言的印刷市場也顯示了這樣的多元化以及領土化的過程，此時「民族的印刷語言」具有無比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重要性。而由於有了美洲民族主義者及法國大革命等先行者的模型可供「盜版」，民族因而變成某種從最初開始就能夠有意識地渴求的事物，而不再是個慢慢清晰起來的視像。

　　以印刷語言為基礎的認同相對化與領土化直接衝擊王朝的統治正當性，「王朝的『統治範圍及其為了方便而選擇的國家語言』，與『以語言劃分的民族範圍』不一致」的事實將使王朝面臨被排除在群眾的想像共同體之外的危機，因而這些統治者自我歸化，自稱為某一民族，藉以保存王朝的權力，透過基礎教育、國家組織的宣傳活動、官方的歷史重寫等保守而反動的政策，掌握對民族想像的詮釋權，並且在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在十九世紀征服的亞非領土上推行類似的政策，並被帶入其文化與歷史中，又被倖免於直接征服的少數地區(日本&暹羅)當地的統治集團學習模仿起來。

　　最後一波民族主義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殖民地對帝國主義殖民者的反動，由通曉雙語、有機會接觸歐洲歷史思想的青年菁英所發動。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的性格相當複雜，同時繼承的多元思想與行動可能，及先人的進步與反動。

（本文為台大100-2政治學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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