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神學中的媒介與訊息
神學是對於信仰對象及其屬性與工作的認識、理解與表述，植基於神在聖經中的自我啟示。然而用以表述啟示內容的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成書的時代背景中的概念工具影響；歷世歷代的信徒群體，也在其各自不同的社會文化處境，建構並傳承對信仰的理解，無論是以抽象的思想或具體的物質為媒介，包含被誦讀與詮釋的文本、獻祭與敬拜的宗教符號，以及棄惡擇善的倫理行動，都具有神學意義。神學的固然是為了建造教會，而教會被建造的目的是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帶給世界。
基督的工作聚焦於上帝在世界的臨在與行動[1]；然而身為羅馬帝國統治下的猶太人，面對各種不同利益/關注 (interest) 的人群（羅馬官員、猶太律法師、撒馬利亞人……），靠著農、漁、手工業等經濟生產方式維生，當時的猶太社群盛行天啟末世的世界觀[2]，這些背景 (Sitz im Leben) 構成了詮釋學上所謂的前見，影響了對世界的理解，耶穌的言論自不脫離這些概念工具的使用。耶穌傳遞天國的訊息，不單以講道的形式，也以神蹟（甚至是自己肉身的受死與復活）的形式為媒介。儘管耶穌更希望眾人能明白神蹟背後的訊息而非僅滿足於神蹟本身，然而物質現象/圖像具體可見的改變，對普羅大眾而言仍然是最為吸睛的「刺激」(stimulus)，這點似乎古今中外皆然。
透過媒介的刺激讓受眾對訊息買單，也被資本主義的世界觀運用在商品的行銷。資本家要的是「貨出去，錢進來」的籌/符碼交換：資本家獲得利潤、消費者（認為自己）獲得產品（所象徵的社會地位或幸福感），價值的結構成為代碼形式的組織，符號間彼此互換卻不再指涉真實[3]－－生命的存在是真實的、生命的本源與歸宿也是真實的，無論神蹟多麼炫目，如果受眾不能體會其對真實生命的意義，便與資本社會中的商品廣告無異；反之，即使是資本社會的媒體所產製的訊息，如果能傳遞世界的真實，便能映照出神的創造與救贖之功。真實生命的意義涉及具體活在世界中的行動，因此神學的實踐層面是不可或缺的。
二、研究素材與研究進路
本文所分析的素材是公視連續劇《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劇以台灣近年來發生的種種社會事件為藍本，在既疏離又緊密的社會網絡中，主視覺logo最顯目的字是「我們」而不是「惡」，凸顯了本劇關注的是「我們」的社會連帶關係，對於習慣透過片面訊息快速斷定善惡的社會氛圍，不啻是一記警鐘。導演顧全各視角的敘事讓觀眾能夠進入不同角色之間充滿張力的處境，英文劇名The World between Us更是貼切：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的的距離、精障者與社會的距離、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距離；而以新聞台作為主要角色的職場，展演的同時也評論著台灣的新聞媒體產製訊息的現象，具有多重層次的後設：事件的發生、當事人在自己的生命脈絡中如何詮釋事件、新聞媒體如何詮釋事件從而塑造媒體閱聽人對事件的理解。當事件成為媒體所產製的符碼，閱聽人就容易隨著媒體的刺激給某類型的人貼上標籤，而越來越遠離個別生命的真實。
因此，本文以「接觸大眾媒體」這件事，作為實踐神學進路首要關注的「日常經驗」，使用羅利．葛林 (Laurie Green) 在《做神學：一同走進處境神學》一書中所介紹「螺旋式流程」的神學方法：經驗→探索→反思→回應，此種模式通常不是運用於學術論文寫作，而是教會小組或個人在處境中探討神學議題，因此取材、行文上可能會模擬這樣的過程。流程各步驟的具體操作方式將於個別章節詳述。由於篇幅限制，本篇報告僅處理前二步驟「經驗」與「探索」；「反思」與「回應」則留待下篇。
三、經驗
螺旋的開始是「經驗」－－選出所要聚焦的實際經驗，並確保真正意識到這經驗帶來的感受、情緒和印象[4]，本文聚焦於「接收《我們與惡的距離》電視劇所產製的訊息」的經驗：
（一）關於新聞與社群網站的經驗
每集開頭都是一則社會事件的新聞報導，這報導是由劇中的主要角色所產製。新聞報導在社群網站被傳播與回應，閱聽人也成了訊息的產製者。媒體高層看收視率報表決定資源分配；社群網站訊息產製者靠按讚數建立存在感。精障者、網紅、模倣犯、更生人，媒體給的標籤決定大眾觀看的方式：恐懼、憤怒、同情，所以路倒孕婦不願接受精障者的幫助、所以即使是親妹妹也只能把「全世界都說他是變態殺人魔」當作哥哥犯罪的理由。
（二）關於職場與家庭生活的經驗
精神科醫師認為自己已善盡評估義務，卻被社工師太太批評只會開藥換健保點數，不顧個案出院後的支持系統是否足夠。人權律師捍衛被告的程序正義同時也積極查訪其家庭端，卻讓自己的太太帶著稚女挺著孕肚提心吊膽。在隨機殺人事件中喪子的新聞部副總監用工作和酒精麻痺自己，與同事和家人的關係尖銳而疏離，也讓女兒認為媽媽偏愛過世的哥哥。對新聞工作有潛力有理想的新人「怕讓上司失望」而提離職，敬業地播完自己的哥哥被槍決的新聞才顫抖地跟身為被害人家屬的上司佯病告假，方才無意間得知其身分的上司表面不動聲色，隨即下令跟拍「大獨家」。
（三）被鏡頭放大的個體經驗
劇內，有形的鏡頭讓加害者家屬的居所成為眾矢之的、讓持刀傷人的國中生母親上網控訴媒體強調了疾病與模倣犯的標籤卻不報導其子在校遭受霸凌，最後帶著兒子跳河，引起網友對媒體的公憤及抵制行動；無形的鏡頭則讓苦於思覺失調症的年輕導演暴躁非常，奮力對抗嘲諷的幻聽及跟拍的幻覺，亟欲拍出好作品扳回一城。劇內和劇外之間，全知的鏡頭透過各種近景或遠景、定格或移動，甚至處所的物件，勾勒出觀眾對角色形象與處境的經驗，進而形成認同與否的觀感。
四、探索
相較於「經驗」的步驟偏重概略的印象，「探索」則著重於事實的分析，分為「蒐集資料」及「詮釋資料」兩個階段。在此步驟須運用不同的學科，來描述處境及當中的因果關係，其後在「反思」的步驟中，才透過神學來理解與詮釋[5]。葛林在書中建議了這兩階段涉及的層面：
蒐集資料[6]：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文化/宗教方面的資料。
詮釋資料[7]：找出關聯/價值/原因。
因應媒介與訊息分析的論域，故將上述範疇加以調整，並在資料的描述中適時進行資料之間的關聯及立場背後的價值分析。由於本文以「觀影經驗」為前提，故所蒐集的事實以劇中呈現的為主。
（一）社會：大眾感知的隨機殺人與精神疾患訊息
在戲院開槍造成9死21傷，「李曉明」這個名字在劇中人眼裡儼然成為「惡」的符號(icon)。台灣自1995年迄今共發生11起隨機殺人事件，其中5名行為人有精神異常的狀況[8]。由於刑事責任的認定須考量行為時的精神及心智狀態(刑法§19)，因此新聞媒體經常報導行為人的精神鑑定結果對刑度的影響。然而當媒體釋放的訊息過度強調精神疾患與隨機殺人事件的連結，大眾便會產生恐懼，康復之家[9]遭社區居民抗議的劇情也是現實中發生的[10]。「國外精神醫學期刊曾經研究過精神疾病患者和暴力犯罪的相關性，在傷人案件中，只有百分之五的犯人患有精神疾病，百分之九十五是正常人，這百分之五裡面極少數攻擊陌生人，多半是家人。」[11] 劇中，不明男子闖入幼稚園後，新聞台採訪的精神科醫師澄清道。
（二）收視率的經濟邏輯與媒體文化
新聞報導應以顧及公共福祉為前提，由於吸引了群眾的注意力，因此也負有相應的社會責任[12]。然而現今新聞媒體的商業化，收視率作為與廣告商交易的籌碼，或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解釋為底層結構，支撐著節目內容等上層結構。[13]大芝認為當編輯可以讓觀眾看到世界的真相，然而現實是「你只能努力不讓觀眾跟收視率拖著你走…一秒前你以為你維持正義看到真相，一秒後你發現每個人對正義、真相的定義都不一樣。」[14]
求快、用聳動標題搶眼球的媒體文化，有沒有改變的可能？「你們拿被自己踐踏的媒體權任意斷定人，觀眾只有七歲智商，所以可以怪老闆、怪收視率、怪觀眾、怪環境，你們可以隨便貼別人標籤，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在無形之中也殺了人？…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15]接哥哥遺體被跟拍後，大芝與喬安撕心裂肺地對質，隨後的的模倣犯事件印證了這個論點。種種的事件讓喬安與紐世決定拾回作新聞的初衷[16]：平衡報導，例如同一個事件，「機車行喋血，更生人的難題」就比「假釋兩個月毒販對老闆痛下毒手」平衡得多；深度追蹤，例如與獨立媒體先驅報合作隨機殺人案分析報導，邀請李家父母、心理學博士和律師一同受訪，追蹤李家父母尋找答案的過程。[17]
（三）死亡訊息的漸進呈現與感知
1. 死刑犯：司法體系與罪犯的死亡
李曉明的行為決定了他死亡的結局。執行死刑的訊息在社會大眾眼裡是「正義得以伸張」[18]的象徵(symbol)，擁有話語權的法務部次長在記者會告訴大眾這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19]。定讞到執行是已然而未然的過程，「我推測李曉明是不想拖累家人所以一直不跟家屬會面…死刑定讞我覺得是最後的機會，面對生離死別也許李曉明會打開心房。」[20]直到刑場火光作為死亡訊息的指事(index)，透過一句句如「SNG1準備，家裡cue你」的新聞行話穿針引線，播送到城市與鄉村的家家戶戶，包括螢幕彼端的李家。
2. 早產兒：醫療體系與病患的死亡
25週就被生下，存活率雖高於60%，但未發育完全的器官也難以發揮機能，[21] DNR同意書作為指出小生命危在旦夕的符號而出現。那日一早王赦踏進新生兒加護病房，只聽見護理師對妻子美媚說：「弟弟剛剛很努力地想要活下來，但他還是離開了。很謝謝爸爸媽媽把我生下來，對不起，我現在要到天上去當小天使了。我很開心可以當你們的孩子，希望有緣我們都可以再見面。」在死亡訊息的呈現上，導演取消了劇本中王赦和美媚互相道歉的台詞，由護理師道出孩子的未竟之言，夫妻倆抱著不再有知覺的嬰兒，在一室靜默中哀傷。
五、小結
劇中，沒有一個完美無瑕的英雄出來拯救這個充滿惡的世界，只有一個個因為不同原因受過傷，也有意無意地傷害了別人的普通人，是存在於不同角落的節點，因種種紐帶相連，織就龐大的社會，這社會的樣貌又成為媒體所產製的訊息而被感知。身處其中任何一個位置，總有與之相對的立場，然而最大公約數是「生命」。因此，倘訊息的呈現角度過於單一，就抹煞了生命以不同樣貌存在的可能性。以下的神學反思，也會聚焦在聖經中關乎「生命」的訊息如何被傳遞，以及在當今社會（以本劇為例）如何被詮釋。
參考資料
羅利．葛林著，陳群英譯，《做神學：一同走進處境神學》（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2）王學晟，《從基督到基督教：耶穌運動的發生、發展和轉型》（新北市：華宣出版，2016）
布希亞著，車槿山譯，《象徵交換與死亡》（南京：鳳凰出版，2006）
姚景宜，〈台灣隨機殺人事件的探討和省思〉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17/11/2017110123004530.pdf
陳萩芬、林麗瑞、李易駿，〈精神障礙者社區就業歷程之個案研究〉，《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三卷第一期（2013.4）頁23-60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誰來解救遭受『精神疾病汙名』迫害的社區居民？〉http://www.tamiroc.org.tw/news01-71.htm
呂蒔媛、公共電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台北：麥田出版，2019）。
鄭貞銘，《新聞原理》（台北：五南出版，1995）。
林照真，《收視率新聞學：台灣電視新聞商品化》（台北：聯經出版，2009）。
張瑞幸，〈早產兒父母的產前諮詢〉，http://www.pbf.org.tw/doc/63/3.pdf
[1] 羅利．葛林著，陳群英譯，《做神學：一同走進處境神學》（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2），頁174
[2] 有關第一世紀猶太地區的天啟末世觀，參王學晟，《從基督到基督教：耶穌運動的發生、發展和轉型》（新北市：華宣出版，2016），頁73以下。
[3] 參布希亞著，車槿山譯，《象徵交換與死亡》（南京：鳳凰出版，2006），頁4-5
[4] 羅利．葛林著，陳群英譯，《做神學：一同走進處境神學》，頁27, 61
[5] 同上，頁173
[6] 同上，頁81以下
[7] 同上，頁95以下
[8] 姚景宜，〈台灣隨機殺人事件的探討和省思〉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17/11/2017110123004530.pdf
[9] 康復之家主要是針對症狀穩定無須住院但無家可歸或不合適回家的病人，提供暫時性的居住場所，使病患能在回家之前，做短期或長期之居家生活訓練…一般都脫離醫療機構設置在社區裡，其配置多類型的專業人員，包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專任管理人員等，使得 整體的復健計畫設計與執行更貼近精障者回歸社區生活的需求。陳萩芬、林麗瑞、李易駿，〈精神障礙者社區就業歷程之個案研究〉，《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三卷第一期（2013.4頁23-60），30
[10]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誰來解救遭受『精神疾病汙名』迫害的社區居民？〉http://www.tamiroc.org.tw/news01-71.htm
[11] 呂蒔媛、公共電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台北：麥田出版，2019）。頁162（第二集第37場）
[12] 鄭貞銘，《新聞原理》（台北：五南出版，1995）。頁170
[13] 參林照真，《收視率新聞學：台灣電視新聞商品化》（台北：聯經出版，2009）。頁7-8, 87-88
[14] 呂蒔媛、公共電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頁175（第三集第8場）。這段在電視劇中被剪掉了，少了這段讓喬安的形象更為孤立、封閉在喪子之痛中。喬安並非完全沒有理想只在乎收視率，參頁130（第一集第29場等待普吉島新聞查證）、頁159（第二集第31場確定小孩安全之前不直播），兩場皆無畏副總的壓力堅持自己播新聞的原則。
[15] 同上，頁264（第六集第3場）
[16] 同上，頁322-323（第七集第35場）、頁328（第八集第6場）
[17] 同上，頁410-411（第十集第32場）知道李家父母也是常人，網友回應不再只是千篇一律地人人喊殺，而能換位思考，如「事發之後其實我很害怕我兒子也變成李曉明。」
[18] 同上，頁254（第五集第28場）
[19] 同上，頁258（第五集第36場）
[20] 同上，頁126-127（第一集第25場）
[21] 同上，頁329（第八集第7場）。另見張瑞幸，〈早產兒父母的產前諮詢〉，http://www.pbf.org.tw/doc/63/3.pdf
（本文為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107-2「媒體與神學」期中報告。授課教師：張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