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讀《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以下簡稱《詮釋》)(1)之際，社會上雖然因反送中及抗疫吵吵嚷嚷，但仍然有希望可期，有道理可議。時至今日，再拿起這本極具份量的著作，頓覺悲慟難言。1949年之後，花果飄零，華夏文化仍可在港台兩地開花結果，讓我們這群小傢伙驚豔一下。眼前豪氣干雲，留島留港就是不留人不留言，余英時教授這批碩儒日後既去，小傢伙四散奔逃或噤若寒蟬，花果再零散灰飛，這類與發大財戰狼夢毋關的文化考據，還有何用武之地？還會有一塊土地讓飽受摧殘的華夏文化落戶嗎？
“……現代中國學人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研究自己的思想傳統時往往不免流為牽強附會和生搬硬套……最粗暴的則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思想史所進行的公式化的處理……”(自序5頁)
“……中國的思想傳統今天必須通過現代詮釋才能在世界配景中顯出它的文化特色……詮釋的過程中，我們已不可能避開西方的概念，正如宋代新儒家無法不借用佛教的概念一樣。但是現代詮釋如果希望取得和宋代新儒學相同的成就，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最後必須能和中國思想傳統融化成一體，而不是出於安排牽湊……那樣做不但無從彰顯中國傳統的特色，而且是適得其反，把它和西方傳統的相異之處完全抹摋了……”(自序7頁)
“……韋伯關於新教倫理的研究……自始即不成其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理論，因此也就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套用在中國史上面。但韋伯的〈新教倫理〉一書……其中含有新觀點和新方法，足以啟發非西方社會的歷史研究……”(265頁)
換言之，余老正在用現代語彙翻譯古代中國智慧，並且理順相關概念的前文後理(這一點會在文章後段補充)，使現代讀者洞悉明瞭往者身處景況，悟其所以然，避免對古語望文生義，產生誤會。筆者對這類詮釋工程並不陌生，基督教圈子出版大量的聖經詮釋，都是遵循相似的路徑，讓新時代明瞭舊經典。
套用香港人的話頭，這本文集十分「抵食夾大件」(划算)。《詮釋》共10章，每章獨立成篇，都是教授撰寫的大塊文章。真的很大塊！例如第7章〈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以下簡稱〈商人精神〉)，共146頁，佔全書篇幅(574頁)25%！〈商人精神〉甚至在二樓書局已獨立成書出售(篇幅比《詮釋》多出一篇附錄)(2)。算下來，買一本《詮釋》，就可囊括如此多長篇論文，很划算，滿足感很大。
另一份滿足感，當然是「吞嚥」余教授的文字。自從拜讀《論天人之際 - 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以下簡稱《天人之際》) (3)之後，頓覺相逢恨晚，但余教授著作甚豐，從何讀起？遇上這本文集，正好解我慕名之熱衷。
《詮釋》部份章節其實頗艱澀，例如上述提及的〈商人精神〉及第6章〈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讀(或曰苦撐)了一半，跟不上，決定暫時腰斬，跳讀另一章。亦有其他「比較容易」的章節，例如第1章〈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第2章〈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及第10章〈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正如以前讀《天人之際》所言：筆者沒有能耐評論《詮釋》任何一部份，但部份章節對我啟迪甚豐，值得細說。
改弦易轍在催逼 等不了上下求索
正如讀《天人之際》時所見，余老探索課題，總會細緻追問「……這個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源流、沿革、傳承、演變、突破等等，追蹤大量文獻古籍，上下求索，砌成一幅非常宏大的併圖……」(3)，套用《詮釋》內的用語，是「……希望儘可能地窮盡這些變動的歷史曲折……」(自序7頁)。併圖清晰，就不會以為可以生搬硬套一個/一套時髦學說，迅間通透洞悉了一個學術疑團。
皓首窮經說說容易，真正實踐起來是何光景？例如讀〈商人精神〉或第8章〈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就能領教甚麼為之「窮盡這些變動的歷史曲折」。據此，若說宗教倫理影響中國人營商態度，就不能依仗一些民間印象訴說空泛之言，於是余老上溯唐代禪宗，下迄明清乾嘉商賈，洋洋灑灑訴說之。至於清代乾嘉考據之學，單純是避開文字獄的故紙堆學問，還是另有所圖？種種疑團都有跡可尋，問題在於：在浩如煙海的古舊文獻堆中，余老是如何挖掘、綜合貌似四散零碎的思想脈絡？
然而，到了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那有閒情逸緻窮盡曲折？追本尋源變得十分「奢侈」。讀第10章〈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519-574頁)，就感受到這種催逼，以致無奈。胡適再有學問，只要他仍然服膺嚴謹的科學方法，就「……無法滿足一個劇變社會對於『改變世界』的急迫要求……」(569頁)。
“……「大革命論」者顯然持有一種共同的假定，即中國的形勢已急迫萬分，我們必須立即提出一套根本而澈底的「改變世界」的方案及其具體實行的步驟……如果我們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來代表胡適的基本態度，那麼要他立刻提出一個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的全面論斷來以為行動的指南，便等於要他只保留「大膽的假設」，而取消「小心的求證」……” (567頁)
“……當時「革命論」者之所以定中國為「封建」社會，其用意根本便不在尋求一種合乎客觀事實的歷史論斷，而是要建立一種個合乎他們的「革命綱領」的價值判斷……科學方法的訓練……才不敢不負責任地放言高論，更不必說提出任何涉及整個社會行動的確定綱領……”(568-569頁)
胡適「暴得大名」(519頁)的那個動盪年代，知識份子「飢不擇食」，急改革求驟變，也許；或可諒解。然而在承平年月、經濟暢旺、國力爬升的日子，既有新中國，又有黨中央，也不用急於「救國」或「改變世界」，是否有充足條件安定下來，小心地求證，讓不同治國方案理念，互相激盪，可以嗎？這個期望太「奢侈」嗎？還是不要問甚麼理順文化脈絡、追求退後一步的思辯空間，仍舊要年年月月高度戒備，因為時間無多了！西方某個角落，總有一群怪茄，會無緣無故耗盡其一生，誓死摧殘中國人家園！要槍口立刻一致對外，不要質疑黨國文化制度亂像，時刻保持戰狼附體！否則明天就要被列強瓜分國土，後天就會國破家亡！
總而言之，在國家前途社會體制這類課題上，就是沒有空間給知識份子窮盡歷史變動曲折，別造白日夢了！
胡扯得太遠太遠。余教授寫出大好文章，總有我這類渾人借題發揮。
政治人物插手播弄學術，還可推卸成「天作孽」；知識份子甘於揣摩上意，阿諛諂媚，主動「放言高論」，結果恐怕就是禍國殃民了。
「然則詩話之作，集思廣益，顯微闡幽，寧濫毋遺，不亦可乎？」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四
註：
(1)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二版)》 (余英時) (聯經，201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3134
(2)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余英時) (聯經，1987)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52038
(3) 讀書誌：《論天人之際 - 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https://vocus.cc/article/5b742147fd8978000181c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