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思想」：紀念余英時教授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讀懂他的著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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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教授可說是繼胡適、錢穆之後，最具影響力的當代中國思想史學者，但是說來慚愧，我雖然喜歡歷史，但是卻一直怕讀不懂而不敢碰余教授的著作。隨著余教授於今年八月辭世，在傳統蓋棺論定的習慣下，讚揚他的人、以及咒罵他的人紛紛冒出頭來，讀了幾篇網路文章之後，心得如下：許多讚揚他的人以及咒罵他的人都不曾認真的去讀他費盡心思完成的著作，大家只是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不知道從哪裏來的偏見，跟風式的發表制式的評論（請參考綠藍紅媒立場顯明的報導）。為了更清楚的了解余教授的學思歷程，我決定好好的讀一本余教授的著作來紀念這位當代大儒，首選就是這本的「歷史與思想」。余教授在自序中這樣說：
為了照顧到一般讀者的興趣，選在這部集子裡面的文字大體上都屬於通論的性質，凡屬專門性、考證性的東西都沒有收進去。所以這部選集的對象並不是專治歷史與思想的學者，而是關心歷史和思想問題的一般知識分子。…（自序）
看到這裏大家應該可以鬆口氣了，「歷史與思想」的目標讀者並不是專業的學者，而是一般普羅大眾，對於想深入了解余教授的讀者可以趕快去買這本書了，紙本書和電子書都還買得到。他的自序還有提到一個重點：
這部文集基本上是從一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立場上寫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一個專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專門著作，雖則我的專業訓練處處影響著我的知識分子的觀點。…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國的標準來說，具備了類似「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識分子…（自序）
就是因為這樣的自我期許，余教授一直不吝於批評時政，除了堅定的反共立場之外，他還公開支持台灣的黨外運動、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這也是他招致批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雖然中國亟力爭取他「返鄉」，但是他至死都不願意像其他從反共轉向挺共的學者那樣，大力讚揚中國的進步及前途無量。關於這點，他有非常明確的立場：
我們目前所處的是一個決定論思想得勢的時代。在共產世界裡，唯物主義的決定論當然是思想的正統；在所謂自由世界裡，則有各式各樣的行為主義的決定論在大行其道。在決定論瀰漫的思想空氣中，人們往往看不到思想在歷史進程中的能動性…正是這種思想籠罩之下，才產生了所謂「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的這種怪論…而所謂「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也是唯物主義決定論者故意把他們自己的思想和願望化身為「歷史潮流」，以瓦解一切與他們持論不同者的奮門意志。有人說：「所謂不可抗拒者往往祇是沒有去抗拒而已」(”The irresistible is often only that which is not resisted.”)我們對於「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之說正應作如是觀。所以，追究到最後，祇有不去抗拒或抗拒而不得其道的「歷史潮流」才是所謂「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當希特勒的納粹運動如日中天之際，它看起來不正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嗎？ （自序）
在2021年的今天，因為中國的高速發展造成「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的氛圍，讓很多人開始接受中國的「大外宣」，以「中國一定會成世界強權」的前提來支持中國，但是早在本書出版的1976年，余教授就已經闡明這是「唯物主義決定論者故意把他們自己的思想和願望化身為『歷史潮流』」，是絕對不應該接受的錯誤想法。他還進一步的強調在歷史進程中人的自主性：
正由於思想可以創造歷史，並且實際上也一直是歷史進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原動力，所以人對於歷史是必須負責的；而且越是在歷史發展中間據著樞紐地位的個人，其責任也就越重大。決定論的分析祇能開脫個人所不應負責的部分，但絕不能解除其一切應負的責任。
在這麼多年之後，身為重量級的學者，余英時教授也了解自己是「歷史發展中間據著樞紐地位的個人」，必須對歷史負責，所以即使是在中國國家實力突飛猛晉的今天，他還是根據自己來自歷史研究的結論，繼續對中國投下反對票。在本書中，余教授還有許多因研究中國歷史而得到的結論在支持他的論點，我就留到下一次繼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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