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醜陋的中國人》—批判的批判

中國人問題，是柏楊的首要關懷，這是必須先陳明的事情。固然的大家知道柏楊以針破這些問題為名，也確實地在那個時代他也前衛地願為自身言論擔負代價，然而就如同劉曉波作為一個人格者確實對於人權的堅持不懈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在他的思想之中終究地是把中華當作一個大團塊，這其實內裡所矛盾的事情是在於若在國際問題中以和約為領土主權所定者，台灣的主權尚未定論時，應在二戰後的浪潮下尊重民族自決而至今台灣尚且未決，亦即這種根本的政治權利若被忽視那麼這裡的「人權」至多只能說是「中（華）國人」的人權罷了，這是不得不先提醒的事情。

然而我們必須回到四十年前有多少人願意戳破假面？指出整個中華文化是個醬缸？說豬皮其實擋不了子彈？尤其在台灣的語境中又有多少人願意像是柏楊一般放棄自身的特權外省人身分，而為了自己的理想去表現出他的靈魂？我想沒有多少的，畢竟除了「人性」而言，更且是在柏楊所指摘的中華民族性的方面而言，所謂的「中國人」（在此姑且這樣使用華裔族群）都是貪生怕死的（多少跟後籐新平對台灣人的評論有些雷同），那他就算是個異例了。

柏楊指出了諸多的問題，例如中國人內鬥內行、外鬥外行，他說中國人總是聰明的，即便進入西洋在試驗中也總是數一數二，尤其是數理邏輯更是顯著，但是呢在一對一上勝利不代表著多對多就勝利，因為中國人一群聚就三個和尚沒水喝了，因為一定先內鬥到無從與他人競爭起，這很明顯地暗藏著中華人民是諸葛亮，而外邦異族是臭皮匠的驕矜前設，但我們還是可以先看柏楊的敢言。

中華習俗中總是喜歡息事寧人，這裡不需要去探究蛋生雞、雞生蛋的問題，總之情況就是這樣，更尤其的是「這樣」甚至是被期待發生的：被期待不要在群體中出頭、不要做領頭羊、大家都坐著時不要站著、不要有異見等等，「…『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他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就如同波埃西提到的君王、暴君都是人民自願為奴，眾星拱月之後才產出，畢竟在自然狀態中即便最弱者都能殺害最強者了，在生理的層面上沒理由這位君王真有天生神力而得一掌斃命其他人，也就是說，他的權威性是根據共識—所有人的臣服（而不是同意）所得出，而這樣的屈膝就是成為奴隸，徹底的奴隸。

而這種文化的產生正是柏楊斷言所謂中華民族敗落的原因，而導致這種文化的又是儒教的毒素，這在黃文雄的《儒禍》中也曾批評過儒教是種尚古主義的超保守、反進步的一群殯葬業者。是的，所謂儒家原初（春秋錢）是祭祀典禮的司儀，因對程序甚為了解而成為被諮詢的對象，所以孔子倒不如說是個大祭司，中國的有趣地方正是從來沒有哲學，或說，哲學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哲學，畢竟真正去探討生命問題的是佛教，而儒教不過是種信仰追隨而已，尤其孔子還被神格化。而這種儒教因著祭祀的崇古性格，再加上歷來的「註釋」與「師承」，讓整個「思想（若還堪稱為思想）」走向封閉，而這就釀出了一大桶的醬缸。

「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移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以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這不僅昭示出醬缸文化的封閉社會，搭配著歷來的封建體制以及階級秩序，加上著這種醬缸起源的封閉式思想讓整個社會停滯而不具有任何流動性，人、事、物都在裡頭發爛發臭，即便被鐵炮轟擊，史上最慘烈的非自然死亡文化大革命與大躍進，到今日中國仍然是如此地封閉，因為所謂的開放可不是1978鄧小平的改開，那裡只開了一半，開了經濟，而經濟開政治不開，終究會走向閉鎖，並且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但有趣的又是另一點了，柏楊這麼說：「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除了在個人層面我們可以見得到各種黃色面孔對於權勢的趨附之外，這種自卑自大心理卻是昭然若揭的，中國人極其自大，相信著自身歷史文化的悠久，但同時也想去依附其他更有權勢的對象，但同時又偏偏不承認，簡直就是一種傲嬌的行為，我需要你我偏不說，口嫌體正直、嘴巴說不要身體卻很誠實，這大概就是二次元可以用來形容中國的用語。其實中國人總是覺得自己非常的偉大，但又死不承認自己的不足（柏楊在書內稱作死不認錯學），學著西方的科學、船堅砲利還有理性與民主，但總是自傲著五千年歷史有多悠久，所以我們不能被西方同化，縱使我們的東西實際上一模一樣，我一定要標上個中國製造，這樣就是一種能讓中國萬萬人民高潮的自慰摩擦行為，只要多宣稱幾次，所有中國人民都能在這個語言的發出中得到狂喜（ecstacy）。尤其，柏楊正也不脫他所批判的現象，他也這麼說著：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其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

如同先前所說，柏楊是恨鐵不成鋼的，終究他並沒有跳脫中華五千年線性史觀的民族建構，他早在1920年梁啟超根據China翻譯出中國時就被這民族歷史敘事重構中給收編，無可奈何，時代窠臼就是這樣把人緊緊抓牢。他寫這題、說這題，以及以各式各樣的演說、文章在做的，並不是想要徹底背棄中華文明，而是愛之深、責之切，我希望你好。諷刺的事情是在裡頭柏楊同樣地也批判了這種中華式的「我是為你好」，他說：「嗚呼，愛心，愛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著愛心的美麗畫皮。父母為女兒纏小腳，為了她將來好嫁人，是愛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為了『刑期無刑』，也是愛新。試問一聲，教習對學生，一板子是愛心？十板子一百板子還是不是愛心？報上說，教習把學生三個耳光打出腦震盪，他同樣也堅持他是出於愛心。」

不過我們多少還是可以從中汲取出一些檢視自身的關鍵，我們必須注意到自己是否留有那些柏楊提點出的壞習慣，可不要「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寫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唸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但是，我們也要更進一步地去想到其實柏楊批判這些事情也不全然是中華文明所獨有，其實世界各地不都有著這樣的人嗎？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後設地去審視柏楊的批判，去批判他的批判，去認知到其實他也不例外地、不自覺地是他自己所批判的對象。可惜嗎？也不，更多的是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