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台灣人」我這一代的母語與哀愁

我常常向外人自我介紹：我是一個台灣人。

而面對台灣人，我的自介則是：我是新竹人/半個嘉義人/我是1/3台北人/我會說客家話/我會說河洛話/我使用漢字/我會英文跟德文/我會粗淺的日語/我使用繁體字/我不會原住民語言/我是閩客混血/我祖上有原住民血統/我待過台灣西部大部分的縣市/我環島過/我去過外島/跟那些地方都有些關係。

台灣大概是這樣一個地方。台灣人則是各種不同的個體，每個被稱作「台灣人」的個體雖然在同一個社會下，但是每個在台灣社會裡生活的人絕對會有各自不同的境遇或感受。這些感受有來自血緣的差異、有來自族群文化的差異、有成長過程的差異、大一些了，也會理解階級的差異。

「台灣人」並不是一個均值的、極類似的共同體。而我是其中一個台灣人。

台灣人這個詞，牽涉到自我認同的身分表述，也關乎居處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形塑共同體的過程。「台灣人」這樣的共同體形塑過程伴隨著複雜的國族糾葛。台灣是一個充滿移民的社會，歷經殖民統治與伴隨政權而來的鎮壓；在不斷流轉的社會中有一群不同於統治者的人，他們從原先的講述自己的族裔轉變為稱自己為「台灣人」。而近幾年來的政局及國際情勢使得台灣人更加強了「我是台灣人」這樣的共同體意識。
我這篇文章要談的是這麼一件事。我想大略說明我認知到的台灣以及台灣人這個群體。這篇文章大約會談到幾個面向：

1.由自介講述我的身分認同。 2.我的身分認同跟語言的關係。 3.「台灣人」意識。

我在上面的自介中簡略地說明了我的身分認同，尤其是面對不同的談話對象時，我會用不同的身分來介紹自己。這展現了我是有意識地進行身分界定。例如我在自介中提到「在這個平台上，我是一個台灣人。而作為一個台灣人，我是新竹人/半個嘉義人/我是1/3台北人」，前句是源自於我看到這個平台上有許多非台灣人，面對他們，我說我是台灣人便足以辨識。而後句，則是我面對台灣人時，僅僅說我是台灣人不足以界定我的身分，我必須說得更詳細。

我也提到我的血緣、我能使用的語言以及我的出身地。藉由血緣、語言與地緣關係，顯示出我的族裔、也展現了我的生活經驗與人生經歷。在血緣上，我的狀況跟絕大多數台灣人一樣；在世世代代之後，我們身上都流著多重的血。台灣人的基因，極其多元。

我同時在自介點明台灣人是一個充滿異質的群體，並且特地說明我僅僅是「其中一個台灣人」。我這麼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凸顯自己，或是撇清台灣人這個群體所做的事、所共享的價值觀。而是為了聲明，即使「台灣人」這樣的共同體意識存在，每個台灣人都還是不同的個體。在很多層面上，認知到這些不同是一種對彼此的尊重。

我之所以在這篇文章深入談我的自介，最大主因是，當我欲用特定語言向它者表述自身時出現了難題。這無關乎我的語言能力，而是更關乎「何以表述台灣」。我是台灣人，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我無法用「台灣話」來表述是我是台灣人。

某天我看YouTube，記者問受訪者說：「你能來幾句四川話嗎？」。另一部影片中則是「你能來一句東北話嗎？」。四川話、山東話、上海話、蘇州話，我聽了好多次訪問者問受訪者這個問題，然後我開始想，如果我有一天被問到「你能來幾句台灣話嗎？」會是怎麼樣的情景。

當我開始想這個問題，我馬上就呆住了。像我這樣的台灣人，我的家鄉話是什麼？
我在自介裡表述過我有多重血緣，而由於族裔以及國民義務教育的關係，我也不只會一種語言。甚至我日常就會用兩三種語言跟他人對話。

我用漢語繁體中文對話書寫（ traditional Chinese ），因為這是我的成長過程中，透過教育體系及傳播媒體使我接觸最多的語言。我在學校學的「國語」是漢語繁體中文，我在電視上看到、聽到的，大多也是漢文字幕與漢文發音。我的朋友不論是否同輩，大多用漢語繁體中文跟我溝通。這是國民政府在台推動的語言政策（日治時代也有「國語」政策，容後表述）。因為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國語政策，現在的台灣，被使用最多的語言是漢語繁體中文。同時，因為血緣、族裔、出身地以及居留地，還有傳播媒體的關係，我會講河洛話以及客家話，我在日常也會用這兩種語言跟他人溝通。
但是這些語言裡面，哪一種才是「台灣話」？

如果以「最多人使用」定之，那漢語繁體中文就會是台灣話；但是這樣的論述之所以行不通，乃是因為忽略了台灣的歷史背景以及各種跟血緣文化相關的政治問題。若是以「淵源最久」論之，那台灣話便是原住民語言。但是這麼做又會陷入另一種混亂，台灣的原住民族各有其不同的語言，哪一族的族語才能被定調為台灣話？如果想要融合所有原住民語來創造出一套新的台灣話，又會面臨什麼困難？遑論河洛話與客語。
這就是我所遇到的難題：我是台灣人，但是我卻找不到能完整表述我身分的台灣話/家鄉話。

當有一天，我被問到「你能來幾句台灣話嗎？」這個問題時，我不知道應該用哪一種語言來標示我的出身、我的家鄉、我常居的地方。通常我們問一個人來自何方、出身何處、會不會講家鄉話，都是在問他「你是誰」。並且透過回應去想像、構築他者的出身地的樣貌。姓名、裝扮、談吐、行為習慣、慣用語言以及口音等等都能展現出一個人的身份：這個人是誰、他原先屬於哪裡、有沒有可能屬於我們這裡。當我被問說能不能說幾句台灣話時，我在猶豫的也是我的身分認同及歸屬的問題。

我知道在台灣有不少人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會毫不猶豫說出「台灣閩南話」，老一輩稱之為「河洛話」。但是身為閩客混血的我不認同。對於我來說，父系的語言母系的語言都是我的母語，我沒辦法單一認定河洛話或客家話就是台灣話。更何況我想要學原住民族語，找回失去的那一點點跟血緣相通的文化。

我對語言與族群認同的想法偏向John J. Gumperz 和 Jenny Cook-Gumperz 的主張，社會認同和族群認同很大部分是透過語言來建立和維持的。人透過語言來溝通交流，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也會學習到社會文化。語言不只是有意義的聲響，也包含了一個群體的價值觀、記載著群體內部共享的訊息。例如說，土地神這個概念。雖然每個民族都有關於土地神靈的概念與傳說，但是不同生活型態的民族對於土地神的概念相差極大。游牧民族重視地上資源的使用權，而農耕民族則將土地視為財產、重視土地的所有權。相較於遊牧民族，土地神的概念在屬於農耕民族的漢族來說，多了「鎮守一方的神靈」的概念。這兩種生活型態截然不同的民族若非從小接觸進行文化交流，則很難互相理解。而意識到自己與他者的文化差異也直接形成了「我是____人」的身分認同。

承上所述，由於語言、文化、社會的差異，使得我用漢語繁體中文對話書寫，但我認為我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類似的台灣人主體意識及身分認同在百年前的台灣也出現過，台灣第一次面臨語言及身分認同的衝擊是在日領時代。

台灣一直是多語社會(根據維基百科，台灣屬漢藏語系跟南島語系)。即使是清領時代，在清廷的管轄下，也只有極少數人因為需要而學習中國官話，各族人說各自的族語。日本領台之後，日本作為殖民母國，在台設立「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輔以各項獎勵措施及升遷制度，推廣日語作為國語。目的是培養能說曰語的台灣人。以當時的情況而言，日本是殖民母國，台灣為被殖民地。日本政府將日語作為國語在台推廣，是相當符合時代背景的事情。因為殖民母國的國語也是殖民地的國語。[1]日本政府在台推行的國語運動乃屬殖民政策的一環。因此台灣各族之間首次有了共通語言，但也因為殖民政策，激起了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意識。

日本政府以統治者的身份將日語賦為「國語」，結合其他政策，讓日語以優於其他語言的地位在台推行，使台灣的語言生態發生重大的改變。[2]台灣人從各自的族語轉變成使用共通語言來溝通交流，在這個共同的歷史經驗中，一種共同的群體意識於焉產生。日本領台初期便著手推廣國語運動，日本領台20年後，適逢一戰後的民族自決風潮，台灣的留日學生帶回的新思想。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留日學生，把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放在世界殖民歷史來看待，並將台灣的殖民統治與抗日視為世界殖民地反抗運動的一環，承接自新民會、同化會的台灣文化協會於焉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宗旨為「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實作之事乃是藉由演講與戲劇講述民族主義與對總督府施政的批判、譴責社會制度、啟蒙台灣民眾。台灣人(尤以閩、客為主)便在使用共通語言的情況下，因應殖民地獨立風潮，長出了不同於統治者想像的台灣人共同體意識。

第二波國語運動則在二戰結束後，日本政府退出台灣、國民政府遷播來台。國民政府為了消除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影響力，承襲日本政府的政策，推行漢語作為母語的國語運動。1946年，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並於十九個縣市各設一個國語推行所。利用電台廣播、報紙刊物推行漢語。1951年更是頒布嚴禁方言命令，要求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甚至要求各級學校在聘用教員時考慮其國語程度，不會說漢語國語者不予聘用。而此類語言政策政策面臨著一樣的結果，在台灣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族群仇恨。官方以及外省族群排斥不會說漢語的台灣人，尤表現在公務體系的升遷管道上。當時的官員多是外省來台擔任之，而不會說漢語的台灣人則連當一名基層公務員都無法。而民間則普遍敵視不會河洛話、客家話等族語者。

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的國語運動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思想崛起而結束，轉而推行母語。除了廢除學生在校內只能說一種語言的政策，同時也開設母語課程以挽救原住民族語、河洛話、客家話。並且隨著民視、客語台、原民台開播，除了課堂及家庭，大眾亦可以透過傳媒接觸母語。然而細究台灣現今的語言使用狀況，依然以漢語繁體中文為主。亦有學者認為，由於年輕世代在日常生活不使用母語做溝通，也無法使用母語表達思想與情感，台灣各族裔母語會漸漸消亡。

我的個人經驗亦如是。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大多數人的第一語言是漢語繁體中文，英文為第二外語，輔以日語或韓文，母語甚至連第三次序都排不上。雖然學校有母語教育，但是我在那些課堂上學到的不多，比起我在日常生活中學到的，可說是九牛一毛。除了日常生活耳濡目染，在電視上看各種語言的戲劇節目是我學會母語的最快方式。而即使是政府推出了母語認證制度，但是由於現代臺灣社會缺乏河洛話、客家語與原住民族語的使用環境，大部分學生會將時間及精力放在外文的學習，而非母語。我個人會的語言裡面也是第一漢語繁體中文，第二英文，然後才是日語德文河洛話客家話並列。而這還是因為我在台灣許多鄉鎮跑訪調才訓練出來的結果。

我在台灣出生長大，正好歷經一個民族認同形塑、轉變的時代。在我的童年裡，我學漢語注音，我聽客家話跟河洛話，但是當我要講話時，他們要求我講「國語」。我學認字，認的是漢語繁體中文。我被各種童話故事淹沒，那些故事是使用漢語注音或是漢語繁體中文寫成。我看的電視節目裡，有河洛話跟中文跟客家話，但是講的都是漢人的故事。講吳鳳跟鄒族的的故事時，是用殖民者的角度來書寫，原住民是未開化且野蠻的。但是不提漢人爭相食用番膏[3]，也不提日本如何使用現代戰爭武器屠殺部落。即使我曾經看過蘭嶼紅頭村的故事，但是因為在我的生活環境及教育裡缺乏敘說，也要到我長大才辨識出來那是一個不同於台灣本島上任何一個民族的傳承故事。我在學校上過母語課程，所以學會了唱一些歌謠，但是也僅此於那些歌謠。我比同輩幸運的是，因為家中有不會說「國語」的長輩，使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學會了聽跟說母語。等到我再大一些了，因為義務教育課程裡有英文，我開始學英文。再來是出於興趣，我學了日文跟德文。

我童年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認為國民黨政府非常好，帶領人民走向一個民主又光輝的時代，因為我讀的教科書就是這麼述說的。我的長輩曾經在我小學時問過我一些政治問題，當時我沒有「台灣人」這樣的群體意識，也沒聽過外省人這個詞，加上我所接觸的教材以及語言，我很容易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長輩聽了我的回應，當下的反應都是搖頭嘆息，但是對於白色恐怖還是絕口不提。我記得的第一個政治衝擊是陳水扁第一次選總統，當時鬧得很大啊，那個晚上很吵。還有人尖叫說「他選上中共就要打過來了啦」衝進警局。我當時看著新聞畫面感到不可思議，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台灣人應該已經習慣的總統選舉會搞成這樣。那也是我第一次認知道「中國」跟「台灣」原來可能不一樣。

我念中學時的台灣的歷史課程非常奇妙，是採取「台灣史」跟「中國史」並重的雙軌授課。以及世界史以及文化史。我在此不細談課本內容，就我所記得的課程內容，在談中國史時，極少提到台灣。而在談台灣史時，漢人移墾、外來政權則大大改變了台灣(漢人移墾改變台灣並非指漢人數目眾多導致台灣改變，而是目前有文字的史料記敘者多是漢人與日本人視角，故呈現這種現象也不足為奇)。後來我念大學，修了一門叫「戰爭與歷史記憶」的課程。內容就是去檢視我所記得的歷史事件是什麼樣的，而跟我不同身分的人，他所記得的歷史事件又是怎麼樣的。

然後我們發現了所謂的「官方歷史敘事」與「民間歷史敘事」，還有「統治者改變後的歷史敘事」。我當時想了一個主題，是去找找看歷屆教科書中的台灣是如何被記敘的。多虧學妹跟學長幫忙，我一路查到民國初年的課本。我很訝異地發現，當時的教科書中根本找不到台灣。後來幾年的教科書，即使提到台灣，也會在記敘上表明台灣是日本領土並帶過。直到國民政府遷播來台前幾年，台灣才終於頻繁出現在教科書中，也才終於有「光緒哀戚『台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台灣本是中國一家」一類描述。我很遺憾我的日文程度沒有厲害到可以去追查日治時期的台灣教科書，否則這個課題我會做得更完整。

而即使如此，我對自我身分的認同仍是模糊的。或者可以說是，即使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察覺了政府如何透過教育來塑造國族意識，我依然沒有那種「覺醒意識」。我的身分認同由「我是中國人」轉變成「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再來是「我是台灣人，某部分是中國人」，到近年，我認為「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樣的身分認同轉變的過程跟歷年來台灣的民調是相符的。隨著國際情勢的改變，也隨著台灣本土化運動的發展，台灣逐漸在形成一種「台灣本土、台灣本體」的身分認同。

我的童年，所經歷的是「我是中國人」這樣的身分認同。而隨著我成長，在追尋知識的過程中，逐漸發現語言教育跟歷史教育是統治者的工具，用來塑造國族共同體。我發現了這樣的事實，於是「我是中國人」的意識逐漸模糊，「我是台灣人」的認同則逐步增強。然而，許多台灣人跟我一樣，產生「我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這樣清楚且強烈的認同，是因為在中國人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差異。也就是說，是中國人讓台灣人感受到、並形成強烈的「身為台灣人」的認知。

除了生活細節、飲食等等，我個人感受最深、最感到格格不入的是對於「共同體的認同」的文化。當我說我是台灣人時，並不內含「我是台灣民族的一員」的身分。但是在中國人說「我是中國人」時，最深刻的意涵卻是「我是大中華民族的一員」。並且會不斷強調一種關於文化上的認同的身分，甚至部份人士還會因為黃皮膚的外表，強迫認定對方有血緣上的認同。如果我們細究，很快就會發現，在血緣上幾乎沒有誰可以指稱自己說是「100%的XX民族」。所以，正如大韓民國，現在的國族認同主打的是文化上的身分認同。「大韓民族是單一民族」這句話並非指大韓民族血緣單純，而是在說所有的韓國人乃是共享同一歷史文化的群體。中國也採用此手法，縱使境內有56族(引用維基百科)，分別有不同的語言及文化，卻還是被歸類為「中華民族」、「中國人」，並且強烈要求所有人服從這樣的身分認同。

身分認同，尤其是文化上的身分認同，總是與政治高度相關。當共同體意識被植入認知時，愛國情操也會被植入。倘若剛好執政者等同國家時，我們會看到的是一種自上而下、內外兼施的對於政府的絕對服從。而這樣對於個體來說不一定是福祉，對國家整體來說也不一定是福祉。當社會上自有一種規則、要求人人遵照規則來取得成就時，那麼最有可能造成的結果是階級不流動、社會改革停滯不前。台灣正在民主深化，直至近年依然常常看見年輕人呼喊「被政府騙了」。這些年輕人會因為自身的經歷，去反思是否跟過往接受的教育、或是當下的報導內容相符，因而激發出自我的觀點，也因此有辯證的可能。眾聲紛紜，雖然當下雜亂，但是只要維持住一個接受各種異質的area，那麼這個群體就有可能往著更好、更適合的方向前行。

「我是台灣人，但是我不完全認同執政者」，這是台灣的現狀。台灣可貴之處，在於截然不同的聲音存在、辯證，越來越多台灣人說話前會去查核事實。這樣的態度也形成了監督政府的力量。即使我們對立，我們之中不會有任何人入罪。承認異質的聲音存在、讓異質存在，這是台灣要走的方向。因此，我跟中國人對談時，總覺得巨大的差異橫亙著。

以語言而言，恰好是我這樣的台灣人最尷尬。我能說的語言不少，但是要我認同一個單一的語言作為我的身分認同象徵，我真的做不到。恰好我是島內民族混血、恰好我的生長環境存在多種語言，恰好我在不同文化的氛圍中長大。又這麼恰好，當前台灣的國語其實是外來語。在這麼多複雜因素交織下，我自幼即無法對我的家鄉話做出劃定。

或許有人會提，那麼創造出一種「台灣話」呢？這個想法也存在於想要「去中國化」的這部份台灣人心中。所謂的去中國化，在中國那邊很容易便被解釋成數典忘祖，但是綜觀台灣歷史，去中國化則有著「去殖民化」的意涵。因為現在所使用的語言並非台灣本土的語言，文字亦然，所學習的文化是以漢人為中心的文化，雖然由於來台後跟台灣本土文化融合(平埔族文化與漢文化結合)後已經跟中國有所不同，但是在一部份台灣人眼裡，漢人文化即是外來者文化。所以他們提倡說河洛話、寫台羅文。這麼做的好處是，可以比漢文更為寬廣地紀錄當前台灣的各族語言。台灣原住民的文化中，有很多字詞是不能跟漢文相符合的，也因此，使用漢文翻譯原住民語言時，往往會失卻其文化中的重要概念。閩客語亦然，有許多字詞的發音是無法被漢文記錄下來的，這時候，使用拼音系統有助於記錄、傳播這些語言。

但是這是否解決了「台灣話」的問題呢？我想問題還是要回到政治層面來講。是否要新創一個語言並讓台灣人學習使用，或是直接定某個語言成為台灣的官方語言？這個問題會跟島內的優勢文化扯上關係，在優勢文化中成長的小孩更容易取得社會資源，反之則否。以台灣當前的狀況來說，任意定一民族的語言為官方語言都是不合理、會造成壓迫的。而新創語言的工程又太浩大，這使得台灣的母語教育朝多語言的方向發展。現在的台灣，母語教育不僅僅是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語，亦有越南語、印尼語、菲律賓語等來自南洋的新住民的語言。

如果我們認同人類的歷史是不斷遷徙、文化交流的過程。那麼，或許我們也可以接受台灣並非孤立的島嶼，島上的語言及文化不斷變動；或許有一天，會形成一種比現在更獨特、更具有識別度的台灣話。而這當中，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又會如何轉變？直至歲月遠去，我想這依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1][2]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一一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

[3]番膏是清朝時期至日治時期在臺灣開墾的漢人把捕獲的台灣原住民族之人肉及臟器食餘的人骨所熬製成之藥膏。 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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