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人類的瘟疫史，不難發現瘟疫的大規模爆發多是在城市地區，高死亡率引起人們一陣恐慌，於是紛紛逃回家鄉。數學家牛頓就是在西元1665年的鼠疫當中。逃離倫敦，在鄉居期間開發出了近代數學最有力的分析工具「微積分」。
鼠疫對人類來說並不是新鮮事，不過，歐洲從十三世紀以後（因為教皇伊諾森三世的緣故）人民識字率逐漸提高，加上十字軍東征帶來對東方貿易的嚮往，人民的理性逐漸提高，醫學也逐漸從單純的經驗主義提高到理性觀察， 到十五世紀末，義大利醫生就推論出所謂的黑死病是由老鼠傳染給人類的，因此在城邦政府的框架內，創立一系列公共衛生措施，針對鼠疫實施檢疫。
這應該算是歐洲史上首此以系統式的檢疫方式來阻斷瘟疫傳染。不過，在此階段，歐洲醫生們的醫療手段對於瘟疫的治療似乎仍無能為力。在歐洲史上，第一次透過醫療手段控制住瘟疫傳播的歷史應當從1721年自土耳奧斯曼宮廷隨丈夫卸任回到英國的孟塔古夫人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談起。
在與先生駐土耳其期間，孟塔古夫人（也許是在英國就感染過天花的緣故)，她毫不畏懼的親近一些土耳其天花患者，仔細觀察與記錄有關天花的許多事物之外，並且大膽的讓一位有經驗的希臘女人和大使館內的外科醫師麥特蘭共同為自己五歲的兒子小愛德華接種了「人痘」，成功獲得了對天花病毒的免疫。（相關文章：天花防疫的幕後推手。）所謂的人痘，就是用針頭在人的手臂上畫出數道刮痕，再將患過輕度天花的病人的膿汁塗抹於上。接種過的小孩會因此而發燒，需要休息兩三天，臉上也不會因此冒出二三十顆膿皰，之後，就可以對天花免疫。
至於，這種方式是從哪裡傳來的呢？當時君士坦丁堡的人們認為，這種方式早已為希臘地區的農夫所熟知。而後來的研究顯示，整個阿拉伯半島、北非、波斯和印度的民間似乎有很多人都知道這種方式，而且廣為實施。
然而，也許是這種種人痘的方式看來有點恐怖，歐洲人即使知道了仍對這種預防方式敬謝不敏，甚至有反對者認為這種方式既是對上帝旨意的干預，也是一種在健康人口中肆意感染傳染病的惡毒行為。
幸好，孟塔古夫人成功說服英國皇室，並讓皇室兒童接種，也令不少英國人願意接受這種疫苗。只是，這種人痘接種法畢竟有一定危險性，人們還是期待有更安全有效的方式來預防天花。
英國鄉間開始出現的牛痘讓英國的鄉間醫師金納（Edward Jeneer) 開始思索讓人接種「牛痘」而非「人痘」的可能性。當時，天花在英國仍不時肆虐，但鄉村間的人們開始發現得過「牛痘」的人也能夠終身免疫。所謂的「牛痘」，指的是在奶牛間傳染的一種輕微的皮疹性疾病，擠牛奶的女子如果手上有傷口，就可能被牛隻感染 ; 感染後，人可能會出現低燒或局部的淋巴腫脹，但並無致命的危險。
經過一番努力後，金納醫師終於改良出安全而有效的牛痘疫苗，並大膽地以天花膿汁測試其保護力。在得到令人滿意的成果後，金納醫師在西元1798 年，於倫敦自費出版了一本書（簡稱為「探究牛痘疫苗接種的原因與效能」），向公眾推介牛痘疫苗，方法是將天花病毒注入小牛體內，待其作用減弱後，再將痘漿注入人體。
一開始英國社會對金納醫師這本「探究」的反應是很負面的，教會的反應尤其激烈，他們甚至告訴大眾，如果接種了這種疫苗，就會長出牛角，整個人變得牛模牛樣。一些感興趣的醫生也只是著重在替病人接種牛痘後的經濟收益，而非從疾病防治的角度來探討如何推廣疫苗接種。
（下圖圖片來自 ＮＰＲ）
所幸，倫敦有一些有遠見的醫生接受了金納的看法，讓牛痘疫苗的接種得以在倫敦普及。在此同時，金納的「探究」一書也傳到了美國的哈佛醫學院教授沃特豪斯的手裡，他除了讓自己的孩子接種外，也將疫苗送給當時的美國總統傑弗遜，並因此被傑弗遜總統任命為疫苗大使，終身為推廣牛痘與根絕天花而奮鬥。
至於歐洲大陸，則是因為西元1800 年，一位在大革命時期外逃到英國的法國貴族回到法國，開始宣傳自己在那裡親眼目睹牛痘接種後的防疫效果，使此法在法國開始受到注意。西元 1805年，拿破崙皇帝下諭：所有未曾出過天花的法國士兵均須接受「金納疫苗」，所有法國公民也得在一年後接種。
也由於拿破崙對牛痘疫苗的重視，吸引了歐洲各國醫生到巴黎觀摩學習，再通過這些醫生將牛痘傳到了世界各地。
（下圖說明：法國人也有很多人對接種牛痘懷有恐懼。）
此後，葡萄牙商人又將牛痘種痘法帶回澳門，許多地方官員也參與了「牛痘接種」的推廣，他們在許多地方成立了種痘局，為老百姓免費接種。1815年，廣州成立種痘處，1828年，北京設立種痘局。「牛痘接種」迅速在中國民間廣開來。
不過，民間雖然歡迎「牛痘」，滿清皇室的御醫卻是恪守原先「人痘」古法，不敢讓皇室接種牛痘。這不得不提到「種痘防疫」其實最早是在中國南方民間盛行，後來滿清皇室染疫後才傳入宮中，俄羅斯醫生後來特地到北京學會如何種痘後，再傳到土耳其，而由前述的孟塔古夫人帶到英國，最後才在英國金納醫師的研究推廣下才使得「牛痘」能在倫敦普遍接種。
我們也許可以依此猜測，「天花」與 「種痘」對滿清皇室是新困擾，但對從東漢以來開始「戰痘」的南方漢人卻早已學會了判斷什麼是可行的防疫方式，所以才會出現民間比皇室更歡迎「牛痘」的現象。
另外，「種牛痘」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級」的防疫措施，拿破崙一世其實是功不可沒的關鍵人物。他不僅下令法國公民都必須接種牛痘，也懂得適時對「宿敵」英國人的金納醫生表示敬意。
西元1813年，金納醫生的一位親戚被法軍俘虜，於是寫了一封信向拿破崙「邀功」，希望拿破崙可以看在他是牛痘發明人的身份上，放了他的親戚。
雖然這件事可能會影響法國日後對英俘虜的政策，但是出於對金納的尊重，拿破崙還是答應了。（據說，他讀金納的來信時，還大聲地自言自語：「喔！是金納啊！我可不能拒絕金納啊！」）
因為拿破崙的緣故，世界各國紛紛加入種痘行列，天花病毒在二十世紀時，就因為牛痘的安全與有效性加上各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通力合作下，慢慢消聲匿跡。到了西元1979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得以正式提議各國邊境取消檢查「預防天花接種證書」。
人類也總算可以在這漫長的「戰痘史」中共同鬆一口大氣。
今天，人類再度面對新冠病毒的挑戰，既然病毒的傳播依然是國界所擋不住的，不知世界各國以及衛生組織領袖，能否拿出拿破崙當年的「戰痘精神」，將「安全又有效」的「防疫方式」是誰先開發出來的這個問題先放一邊，而以全球人民的生命與健康做為最重要的共同決策依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