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回到原獨火塘。上週我們以劇集《斯卡羅》的反響為題，談到「誰該對歷史負責」的問題，今天讓我們來看一個曾在他國上演的實例。
1999 年 8 月下旬，澳洲國會通過一項「和解動議」，為過去國家施加於原住民族的不正義和持續造成的傷害表達「深刻與誠摯的懊悔之意」。當時的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和當時澳洲唯一的聯邦級原住民議員李奇威（Aden Ridgeway）都認為聯邦政府表達「誠摯的懊悔」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但聲明中連一個「sorry」或「apology」的字樣都沒有，也招來反對黨的強烈批評。
今天回顧當時的新聞報導，我們知道時任總理的霍華德原本並不樂意對原住民有此表示，只是後來改變基本態度。然而他在一個極為重要的議題上始終相當堅持，那就是否認當前世代必須為過去負責。換言之，霍華德認為錯誤屬於過去，儘管現在的原住民持續為過去的錯誤受苦，今天的社會整體而言卻是無辜的。原住民不能對當前的澳洲社會有所訴求。
這是超過二十年前發生在澳洲的事，然而我們今天還經常在周遭觀察到同樣的現象。在台灣，也有許多人主張不正義發生在過去，今天台灣的居民縱然是外來者的後代，也透過時光本身而滌淨一切，不但在法律上沒有責任，在道德上亦屬清白。不過，「墾殖殖民後代在道德上清白」的主張，就跟「犯罪是犯罪人自己的錯，和社會整體無關」一樣，是一種訴諸人之常情，卻也違反常情的說法。也許我們確實能在社會上找到乍看無法解釋的犯罪，於是將一切歸諸個別犯罪人，但犯罪畢竟是人類社會的常態現象，是社會上多數人將少數人邊緣化的產物，因此將自己的幸運誤為道德高尚的證明，實在是欠缺反省也一廂情願的態度。
當代原住民的困境也是一樣。有心人不難發現，全球各地的原住民平均餘命都比其所所在社會的平均餘命短，自殺率較高，被謀殺率較高，犯罪率較高，服刑率較高，受高等教育比率較低⋯⋯，等等，幾乎在所有社會觀察的指標上都「慘不忍睹」。當我們將這些統計數字放在一起觀察，很難不得到「原住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與社會處境有關」的推測。
上圖是去年澳洲聯邦政府就原住民族及托雷海峽島民自殺死亡率公布的數據（以每十萬人計算比率），時間涵蓋 2000 - 2019 的二十年。從圖表上可以清楚看出，原住民（上方綠線）的自殺死亡率始終高於澳洲的非原住民（下方棕線），而且愈到近年，差距愈大。當澳洲非原住民的整體自殺死亡率呈現大致穩定的狀態，原住民的自殺死亡率卻不斷攀升：
- 2008 年，澳洲原住民男性的自殺死亡率為十萬分之 25.1，到 2019 年，這個數字攀高到十萬分之 39.4，也就是從每十萬人有 75 人自殺身亡，提高到每十萬人有 139 人自殺身亡。
- 在二十年的時間內，澳洲原住民自殺身亡比率是非原住民自殺身亡比率的 1.4 - 2.3 倍。
- 24 歲以下年輕人自殺身亡比率，在原住民中比非原住民高出兩倍以上。
數字透露了難堪的現實，更難堪的是，二十年匆匆過去，澳洲政府如今勇於向原住民道歉，但在「當代人不必為過去負責」的前提之下，實質作為能有多少？或者讓我們換一個方式詢問：
過去的人已經死了，未來的人還沒出生，此刻的人世間只存在著當代的人。如果唯一存在的人不用負責，那是否就表示根本無須理會過去的一切不義？
原獨語錄０１８｜政府需要的不是道歉，而是認罪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