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研究臉部表情的共通性，他跑去新幾內亞找證據：保羅．艾克曼《心理學家的面相術》精選書摘

這本書涵蓋我過去四十年對情緒的研究，我相信有助於改善人的情感生活。我寫的內容大部分根據自己的科學實驗，或是其他研究情緒的科學家。我自己的研究專長是發展專門技術，以解讀和測量情緒的臉部表情，在這個前提下，我能看見陌生人、朋友和家人臉上細微到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忽略的差別，藉此我學到許多事情，但因為個人時間有限，有些還沒有得到實驗的證明。當我所寫的內容只是根據自己的觀察時，會加入下述之類的話，「我觀察到」、「我相信」、「我覺得似乎是……」。如果我寫的內容是根據科學實驗，則會在書末的附錄具體註明相關的研究。

本書的內容大部分和我對跨文化臉部表情的研究有關；我對心理學的整體看法（特別是關於情緒的部分），因為出現新證據而徹底改變。這些發現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美國、日本、巴西、阿根廷、印尼和前蘇聯，我因此發展出自己對情緒本質的看法。

我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開始做研究時，對臉部表情並沒有興趣，當時引起我興趣的是手部動作。我為手部動作分類的方法，可以分辨憂鬱的病人屬於精神官能症還是精神病，並顯示病人接受治療後進步的情形。到一九六○年代初期，還沒有發展出任何工具，可以直接精確地測量憂鬱的病人複雜而快速變化的臉部動作。我不知道該如何進行，所以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二十五年後，我發展出一種測量臉部動作的工具，於是重新觀看那些病人的記錄影片，找出重要的發現，我會在第五章討論這些發現。

若非兩次幸運的機緣，我不會在一九六五年把研究焦點轉到臉部表情和情緒。先是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署出乎意料之外撥給我一筆經費，用來研究跨文化的非口語行為。我並沒有主動申請這筆經費，而是因為一樁醜聞（一項研究計劃被用來掩飾鎮暴活動），使得一項重要的研究被取消，而該項計劃的預算必須在那個會計年度用於某個沒有爭議的海外研究，而我恰好走進必須消化這筆預算的人的辦公室，他的妻子是泰國人，對彼此非口語溝通的差異感到驚訝，希望我找出非口語溝通中，什麼是普世皆然的，而什麼又是有文化差異的。我起初很不情願，卻又不想迴避這個挑戰。

計劃之初，我相信表情和姿勢都是從社交學來的，具有文化差異。我一開始徵詢意見的人，也都抱持相同的看法，包括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葛瑞格利．貝特森（GregoryBateson）、艾德華．霍爾（Edward Hall）、雷．博懷斯特爾（Ray Birdwhistell）和查理斯．歐斯古德（Charles Osgood）。達爾文（Charles Darwin）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我深信他是錯的，所以沒有去讀他的著作。

第二件幸運的機緣是見到席爾旺．湯金斯，他剛寫完兩本關於情緒的書，主張臉部表情是與生俱來的，不同種族有共通性，可是缺少支持的證據。如果不是因為我們同時把非語言行為的文章交給同一本期刊（他的文章是關於臉部的研究，我的文章是身體動作的研究），我恐怕不會閱讀他的書，也不會認識他。

我對席爾旺想法的深度和廣度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我認為他的想法可能是錯的，就像達爾文一樣。我很高興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論據，不是只有一百年前的達爾文才反對米德、貝特森、博懷斯特爾和霍爾，表示這個議題還有討論的空間。在著名科學家和前輩政治家之間有不同的說法，年方三十的我竟然有機會又有經費嘗試徹底解決這個問題：表情是普世共通的嗎？還是像語言一樣，在各個文化中有獨特的表現？我難以抗拒這個誘惑！雖然我不在意誰對誰錯，但心裡並不認為席爾旺是正確的。*

我在第一個研究中，向五種不同文化的人（智利、阿根廷、巴西、日本和美國）展示照片，請他們判斷各個臉部表情所顯示的情緒，不同文化的人對大部分情緒都有共識，表示臉部表情可能是普世共通的。另一位曾向席爾旺請益的心理學家卡羅．以撒德（Carrol Izard），對不同文化的人進行相同的實驗，並得到相同的結果。席爾旺並沒有讓我們知道對方的存在，當我們知道並不是只有自己在做這項工作時，原本心懷不滿，但就科學而言，有兩組獨立的研究者得到相同的結果，是比較好的。看來達爾文是正確的。

但有一個問題：雖然發現不同文化的人對臉部表情流露的情緒有共識，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聰明的人抱持相反的看法呢？並不是只有旅遊者才認為日本、中國或其他文化中人的表情，具有非常不同的意義。瑪格麗特．米德的門生博懷斯特爾是備受尊重的人類學家，專精於表情和姿勢的研究，在著作中談到許多文化中的人會在不高興時微笑，所以不接受達爾文的看法。博懷斯特爾的主張符合文化人類學和大部分心理學的主流觀點：任何在社交上重要的事，比如情緒的表達，都必然是學習的產物，所以在各個文化中是不同的。

我的研究發現情緒是普世共通的，但博懷斯特爾卻觀察到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我提出「表現規則」（display rules）的觀念來說明兩者並不衝突。我認為表現規則是在社交中學來的，常常有文化差異，這些與表情有關的規則，會說明某人可以向什麼人、在什麼時候表現某種情緒，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公開的運動競賽中，輸家不會表現心裡的難過和失望。表現規則具體呈現於父母的告誡：「不要得意忘形」。這些規則會支配真實感受的情緒表達，或是減輕，或是誇大，或是完全隱藏，或是加以掩飾。

我用一系列研究檢驗這個構想，結果顯示日本人和美國人在獨處時，看見手術和意外事件的影片時，會表現相同的臉部表情，可是當科學家和他們一起觀看影片時，日本人比美國人更會以微笑來掩飾負面的表情。在獨處時會表現與生俱來的表情，在公開的場合則會控制表情。由於人類學家和大部分旅遊者都是觀察公開的行為，所以得到與我不同的結果。相反地，具有象徵意義的姿勢，比如點頭稱是、搖頭拒絕、一切順利的姿勢，其實是有文化特性的。就這一點而言，博懷斯特爾、米德和大部分其他行為科學家都是正確的，可是他們對情緒的臉部表情的看法，卻是錯誤的。

我當時沒有看出我的研究有一個漏洞，想盡辦法反駁我研究結果的人也沒有發現（比如博懷斯特爾和米德）。這個漏洞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可能從電影和電視中的卓別林與約翰．韋恩學得西方世界臉部表情的意義；來自媒體的學習，或是接觸其他文化的人，可以解釋為什麼不同文化的人對我展示的白種人圖片的情緒有相同的看法。我需要未受視覺經驗干擾的文化，生活其中的人沒有看過電影、電視、雜誌，很少見過外來者，甚至不曾看過。如果他們對我展示的圖片所代表的情緒，和智利、阿根廷、巴西、日本和美國的受試者有相同看法的話，我才能證明自己的論點。

帶我進入石器時代文化的人是神經學家卡列頓．葛吉謝克（Carleton Gajdusek），他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與世隔絕的高地工作了十幾年，試圖找出一種名為「庫魯病」（kuru）的原因，這種病殺死了新幾內亞某個文化中半數的人，當地人相信是巫術造成的。我抵達時，葛吉謝克已經知道這種病是一種慢性病毒造成的，這種病毒會在出現症狀前，在人體內蟄伏多年（愛滋病毒也是這類病毒），但還不知道這種病毒如何傳染。（後來知道是經由食人的習俗傳染，當地人並不吃敵人，死於戰鬥的敵人其實比較健康。他們只吃死去的朋友，而這些人多半死於庫魯病。他們沒有經過烹煮就食用，使疾病很容易散布。幾年後，葛吉謝克因為發現慢性病毒，獲得諾貝爾獎。）

幸運的是，葛吉謝克知道石器時代的文明不久就會消失，所以錄下十幾萬呎的影片，記錄兩種文化的日常生活。他自己不曾看過這些影片，因為光是看一次就要花費大約六週的時間。

他很高興有人基於科學的理由想檢視影片，樂於借我。我和同事衛理．弗瑞生（Wally Friesen）花了六個月仔細檢視影片。影片包括兩個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說明情緒的臉部表情具有共通性。首先，完全找不到我們所不熟悉的表情，如果臉部表情是學習而得的，與世隔絕的人就應該表現出新奇的表情，可是影片中沒有我們不曾見過的表情。

但我們熟悉的表情也可能表示截然不同的情緒，雖然影片並沒有顯示每一個表情的前因後果，可是當看得出前因後果時，都能證實我們的解釋。如果同樣的表情在各個文化代表不同的情緒，不熟悉此文化的外來者就無法正確解讀他們的表情。

我試著想像博懷斯特爾和米德會怎麼反駁我的主張，他們可能說：「沒有新的表情並沒有關係，你看見的表情其實有不同的意義。你猜對意思是因為當地社會背景向你透露出跡象，你並未看見一個沒有前因後果和當時背景的表情，如果有的話，你一定猜不到那個表情的意義。」為了解決這個漏洞，我們把席爾旺從東岸請來我的實驗室，和我們共度一週。

在他抵達之前，我們先剪接影片，使他只能看見臉部特寫鏡頭下的表情，卻不知道當時的社交背景。席爾旺的解讀完全無誤，他雖然沒有看見社交背景，但對表情都提出正確的解釋，他甚至能精確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出判斷。衛理和我雖然能了解每一個表情所傳遞的情緒訊息，卻只是根據直覺來判斷，除了微笑以外，通常無法具體精確地說出臉部傳遞的訊息。席爾旺卻能走到螢幕前，準確指出哪一個特定的肌肉動作代表該種情緒。

我們還請他對兩種文化提出整體的印象，他說其中一個似乎非常友善，另一個則容易爆發憤怒，如果沒有達到偏執程度的話，也非常多疑，而且有同性戀的情形。他所說的是安加文化（Anga），他的描述符合葛吉謝克的說法，這個文化會不斷攻擊試圖建立官方機構的澳洲官員，鄰族都知道他們極度多疑，男性在婚前都過著同性戀的生活。幾年後，生態學家伊瑞納斯．艾伯-亞貝費特（Irenaus Eibl-Eibesfeldt）試圖與他們共處，結果卻不得不逃走以保住性命。

之後，我決定投入臉部表情的研究，去新幾內亞找出證據，支持我已知道是正確的事：至少某些臉部表情的情緒是有共通性的。我要找出測量臉部動作的客觀方法，讓每一個科學家都能客觀認識席爾旺敏銳看出的臉部動作。

文：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