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5 《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新書分享會

《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的新書分享會，在作者沃米克．沃爾肯（Vamık D. Volkan）博士、主持人王浩威醫師、本書譯者成顥，與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的精彩對談中圓滿完成，現場兩岸讀者們的熱烈討論與激辯，也有了一個發人省思的答案。

分享會一開始，心靈工坊發行人王浩威醫師談起本書作者沃爾肯博士，直言他認為沃爾肯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分析師及心理工作者：「他來自族群衝突非常嚴重的塞浦勒斯，更了解大團體心理學的複雜因素。《我們為何彼此撕裂？》這本書，這兩年得了很多大獎，包含美國精神分析發展聯盟（NAAP）2021年Gradiva® Award 最佳圖書獎，這非常難得。大家認為多數的精神分析師都只能待在診療室，而他是真的跑遍許多國家，進入田野來進行族群的和解。他不只在臨床上非常傑出，更能夠把臨床的案例寫得如小說一樣的精彩。」

五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沃爾肯博士，對於兩岸已經有為數不小的讀者讀過他的書，並且十分關心大團體心理學在兩岸的實際運用感到很驚訝也很開心。

而他也說明究竟何謂大團體心理學：「大團體心理學就是如何運用精神分析解決國際與團體衝突。但是在臨床上，我們通常都不去談論這些國際衝突與事件，彷彿這些事件對於個案的生命毫無影響。」

他也談到自己出身塞浦勒斯，因國內衝突、戰爭不斷而留下心理創傷的過往：「我是在賽普勒斯，土耳其的一個小島出生長大的，在這個島上有很多種族，包含希臘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等，在我讀完高中後，就到了土耳其本土攻讀醫學，在當時仍由英國統治，但當時我無法在土耳其工作，而美國十分缺乏醫生。因此我選擇去了美國。當時賽普勒斯當地的紛爭很多，在我到達美國幾個月後，就聽到自己讀醫學院時期的室友，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被人槍殺了。由於身在美國這個陌生的國度，我沒有什麼朋友，因此也沒有機會好好哀悼我的傷心痛苦，只能把它深埋起來。」

提到自己多年在世界各國進行研究，推動大團體心理學的原由和心得，沃爾肯說：「當時埃及總統是沙達特，他在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說時，表示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有一道心牆。因為他的這一席話，美國的國際關係事務委員會開始研究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心理問題。而後蘇聯瓦解，我首度在醫學院內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裡面不只有心理學家，更有外交官、歷史學家等，是一個跨界共同研究國際關係的組織。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包含南歐及蘇聯未解體前的一些小國家，以及土耳其內部一些小團體間的協商，並發展出一套非官方的協商方法，這些方法至今仍在使用。我發現在這一切的背後，無論是政治或法律的爭端，亦或是核心信仰間的衝突，背後都是這些大團體，想要保護及維持自己的大團體的認同。

「如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聽到人說：我們是阿帕契人、我們是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我們是波蘭人、我們是遜尼派穆斯林、我們是共產主義者等，有一個大團體的認同與標籤。相信在座的所有人也都可以經由自己的經驗體會到，什麼是大團體的身份及認同。

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每一天都深刻的參與了自己的大團體的身份認同。他們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從未認識彼此，然而他們卻共享了相同的情感、文化、歷史及語言。」

對於長期以來，世界各地紛爭不斷，即便有國際外交卻沒有達到和平的結果，沃爾肯博士也提出他多年奔走各國推動大團體心理學的心得：「我和我的團體到過許多國家，會和當地有影響力的人，共同讓當地對立的團體間開啟對話。身為心理學者，其實我不了解外交之間的過程，然而在多年努力中，我了解的是外交背後的心理層面。雖然他們身處完全不同的大團體，但有一個心理特質是一樣的：他們都想維持『自已與對方不同』的這個事實。也就是說，除了地域上的界線外，他們還想維持一個心理上的界線。如果雙方在協商時想達到可以合作的關系，則他們必須要了解，從有形的界線到無形心理上的界線，差異到底在哪裡？如果無法理解到這個層面，雙方是沒辦法合作的。

他舉例道：如果火星人攻擊地球，則地球上無論什麼團體的人都會團結起來對抗這個敵人。就像現在，全地球的人都在對抗新冠病毒。

當然以實際的角度來考量，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是需要維持我們實體的界線，但是新冠肺炎所造成心理上的界線實際上是更為嚴重的。而他所要強調的是：他與他的團隊已努力了幾十年，大家已對政治心理學了解不少，也很多美國及歐洲的大學開始有政治心理學系，但過去幾年有機會到許多學校的這門科系參訪，發現他們的教學內容仍停留在外交上的討價還價及心理戰術，而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深度心理學，這也是他寫這本書的原因。

本書的譯者成顥老師，目前在南京的高校擔任資深的治療輔導師，對於這兩本書的理解更為深刻。當天他談的是沃爾肯博士的另一本精神分析著作《從殊途走向療癒：精神分析躺椅上的四個人生故事》（大陸書名譯為《殊途》），書裡面的案例如小說般精彩又極端，卻又是真實的個案

他談到其中一名個案，是一位德國的男性赫爾曼，出生在二戰後的德國柏林，在他出生後的幾個禮拜母親即去世了，他的父親其實在當時已失去了兩個妻子，因此他收留了一位從東德逃過來的難民，使她成為赫爾曼的養母。而這位養母自己也有著嚴重的心理創傷，她失去了自己的家園，更曾遭到俄國士兵的強暴而生下一對雙胞胎，而雙胞胎也去世了。因此在這位難民養母的身上，可以看到現實的創傷和歷史事件及她的大團體身份混合在一起。

成年後的赫爾曼出現了很多問題，最嚴重的是他在親密關係、尤其是性活動中，會有想殺人的衝動，他常常覺得自己是殺人兇手，在他的幻想之中，他的父親也間接殺死了自己的兩個妻子，因此他認為他的父親也是和納粹一樣的兇手。而他也因為自己經常產生的殺人衝動，將自己視為納粹的一份子。而我們也可以看出，養母將自己的創傷以某種方式傳遞給赫爾曼，這樣的創傷又與赫爾曼自身的創傷混合，因而，無論是養母死去孩子、父親死去前妻、甚至是東德、西德、猶太人等大團體身份認同，都像「幽靈」般全都融合在赫爾曼的身上，而顯現出非常複雜的症狀。因此，這些沒被處理的創傷及沒有被哀悼的客體，在成顥老師的解讀中，都成為了「幽靈」。這些「幽靈」會附著在大團體身份上，以症狀或大團體衝突的方式在人間復活。

而我們必須回到這些「幽靈」的「故鄉」，瞭解個體、家庭、家族、家鄉以及民族和種族等大團體的那些創痛，並將那些分裂出去或者支離破碎的部分，重新整合入我們個體或大團體的身份之中，這些「幽靈」才能獲得真正的「安息」。在我們回到「故鄉」的道路上，精神分析將會是極為獨特的一盞明燈，沃爾肯博士便是那位智慧的掌燈人。

本次分享會另一位與談人，也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促進轉型委員會兼任委員的彭仁郁老師，過去二十年來輔導過亂倫性侵、慰安婦（軍事性奴隸）、政治迫害等極端暴力的受害者及倖存者，更了解在大團體脈絡下心理創傷的真實情況。

她十分認同沃爾肯博士所說的：「當團體內部無論是因為政治、意識型態、種族、宗教而發生衝突，在創傷發生後，並不會因為外在事件的停止而隨著消失，反而該創傷對於社會整體、或在心理及文化層次、經濟層面甚至是政治結構，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在巴黎第七大學的精神分析與精神病理所取得博士學位的她，從法國回到台灣後，從事慰安婦戰爭性創傷的研究，也接觸到228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家屬，她發現到：「他們都不是會主動尋求諮商的人，因此一定要進入所謂的臨床田野(clinical field)，在這樣的工作當中，我開始在臨床外去做創傷療癒的工作。」她也發現到，不只是直接受難或創傷的這些人，甚至是二代或三代家屬，身上都還是有創傷的印記。

提到自己身為台灣人所經歷的身份認同衝突，彭老師直言：「我自己是受黨國教育長大，從小我就被教導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到了最後，我卻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在法國求學，學語言時也會碰到中國的學生，被問到我是誰，卻不知該如何回答，雖然台灣在解嚴後開始有台灣意識的出現，但我卻不太敢說自己是台灣人，似乎這會威脅到自己中國人的認同。過去我一直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非常棒的國家，且相信蔣介石是一個民族救星，而後我開始翻閱台灣的歷史，才發現這個我甚至願意為了它犧牲生命的中華民國，竟然在台灣的土地上迫害了那麼多人。當時我整個身份認同都被撼動了，長久以來，我認定是一個這麼光明、榮耀的政權，卻殺害了那麼多的人民，讓好幾萬的家庭家破人亡，他們至今都還承受著這樣的創傷。而我們的社會仍然持續對這些家庭汙名化，每年的228紀念日，社會上總是有很多聲音在責怪受難者家屬已獲得賠償金為何還一再出來發言。目前整體社會仍然不太敢面對這個共同的歷史：也就是我們過去的政權其實做錯了事。」

彭仁郁老師提到：沃爾肯博士這本著作讓我們了解到，當我們的身份認同被動搖的時候，我們會有一個自我保護的機制，去否認我們所認同的團體其實犯了錯，甚至做了非常嚴重的侵害人權的事，而為了捍衛這個認同，我們寧願直接排除、否定歷史的真相。而利用所謂的選擇性創傷（chosen trauma）來建立一個光榮的大團體認同，然而這樣的認同一旦建立後，反而會形成排外與抵制，不僅看不到別人的創傷，也看不到自己對他人所造成的創傷，這樣的大團體認同會像堡壘一樣僵化且內在空洞，因為認為自己的身份被威脅了，而對其他團體形成敵對的投射認同，把自己的恐懼和想要攻擊的內在狀態投射出去，認為其他團體要侵犯我們，因而造成衝突的雙方無法對話。而從這本書能讓我們不斷檢視到底我們的身份認同是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

「我們的身份認同不需要建立在『否認過去黑暗歷史』的認知上，反而是很誠實地看到我們的祖先做了什麼。歷史的傳承不只是傳承了錯誤，而是在這樣的錯誤底下，我們可以去轉化它，並試圖去找到重新建立我們身份認同的基礎，而不是建立在對過去錯誤歷史的否認上。」

分享會來到尾聲，聊天室已累積超過一百多則以上的激辯和提問，然而因時間有限，王浩威醫師挑出一個兩岸讀者都最關心的問題詢問沃爾肯博士：「剛剛彭仁郁老師的談話裡提到自己成長過程中的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衝突，立刻就引起了聊天室中，大陸及台灣讀者的辯論，而我們也想知道雙方如何可以理性對談？引述陳壽文老師的提問：南非的圖圖大主教在當時可以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個模式能在台灣和大陸實施嗎？如果實施，又應該是怎樣的模式？」

而沃爾肯博士的回答也十分直接：「其實沒有容易的答案，首先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去訪談很多的人，了解了整個歷史脈絡及其內涵，並且深入去了解各自的立場和想法為何，才能夠針對更細微的問題提出建議，以及在雙方都能接受的情況下達成和解，這個過程中會牽涉到政治的領袖人物、社會中有影響力的人、各種各樣的人，這需要大家花時間一起努力。因為這是你們自己的議題，因此你們需要自己找到答案，而我們所能提供的，就是我們過去的經驗及模式，當你們有了進展後，我們可以傾聽你們做了哪些努力及進展，但是，我們無法直接告訴你們要怎麼做，我只能說：傾聽彼此而不要殺害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