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士班開學後，我就淹死於無止盡的閱讀當中，寫一篇真正的新文章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然前幾日下午，因拿一份肉燥下樓分給房客，而和她有段難得的短暫對話，大抵和她和指導教授的相處有關，對話結束後，我出門買咖啡，一路上，這段對話的某些節點不斷浮上心頭。
房客目前正在多倫多大學讀博士，她認為自己和指導教授的互動裡，受到隱性的性別歧視，而這也暗合她在過去十幾年在台灣實驗室工作的經驗：整個實驗室只有寥寥可數的女性研究生，教授不喜歡看到研究室的女性表現得比男性好。據她描述，她和兩個研究室鬧翻，兩位男性教授皆因為她的能力太好而感到沮喪(?)，以至於儘管她從20幾歲開始就想出國讀博士，卻因為沒有人要給她推薦函而遲遲無法申請，等她終於好好於第三個實驗室待滿一段時日，已經是30代尾聲。
而現在來多倫多大學，她似乎又遇到相同的問題：從台灣來的男性指導教授看不懂她的proposal，又不願意讓她先拿這份proposal去跟其他指導委員會裡的教授討論。她自己這方面的解讀是：指導教授看不懂她在說什麼，卻要攔著她和其他教授討論。對於她目前的處境很同情，於是我就多嘴的以這幾年在國外求學讀書的經驗、和我這兩年對加拿大學術圈給了她幾個建議，可大概是內心深處不相信她能夠聽得進去，以至於自以為非得記錄下來不可。
學術職場的性別歧視需要什麼證據來證明？
當我提議她應該去找系上的女性主管聊聊自己的困境時，房客的第一反應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證明有性別歧視，別人或許會覺得我想太多」。
先說，關於學術職場的性別歧視，我自己曾有這樣的經驗：大學時代很崇拜一個從倫敦政經學院回來的中國現代史教授，他給分很明確，以至於我知道自己在他的課堂上就算沒有前三也有前五，大四那年我問他能不能入其門下？他告訴我：讀博士不是一條出路，到時候結婚、孩子、工作等等，都會讓你覺得浪費生命，喜歡歷史的話，不如當個高中歷史老師更好。當時22歲的我，還沒什麼機會經歷所謂的性別歧視，不疑有他，以為老師真心為我好，直到15年以後，這位教授退休了，班上男同學發了張退休餐聚上的（全是男性之）弟子大合照，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當年說的那些理由，只適用於女學生。
在學術圈裡，當然有性別歧視，而且對女性研究者來說，無論是赤裸裸地在一個實驗室裡把唯一的女研究生當成倒茶小妹，還是那種言語之間對女性研究員的研究產出穩定度之懷疑，信手捻來都有幾個五花八門的切身經驗。所以我建議房客不妨找到系上的女性主管、或自己指導委員會的女性成員，聊一聊該怎麼應對這種男性指導教授的性別歧視言語或舉動，甚至如果她想要以此為由更換指導教授，相信她們會很願意給予適當的經驗談如何應對或解套方式。
公開指責一個教授會影響我的學術職涯嗎？
房客理所當然有她的擔憂：「如果把這件事情檯面化，我怕又會像以前一樣拿不到推薦函、甚至鬧翻以至於影響以後在這裡的發展。」
私以為，當留學生選擇出國讀書時，需要花點時間了解當地的學術／職場文化。就像我說的，性別歧視是學術圈常態，但加拿大學術圈也是一個極度左派政治正確的場域。因此，學校首先是保護學生的，這個立場不是因為學生有繳學費是老大，而是因為學生是弱勢的一方，當研究生和指導教授有糾紛時，學校的研究生院會有一連串的標準流程來處理這個問題，這裡的處理也不是搓湯圓，而是確保學生不會和教授產生更近一步的衝突、以及確保學生不會被教授威脅。
另一方面，教授們 —— 尤其是多倫多大學這種等級的大學尤其是 —— 超級忙，就算是錄取和實驗室的缺額有關，但對他們來說，合則來不合則去才是最符合效率的。再說，如果正如房客所述：教授讀不懂她的研究計畫，是因為書讀得不夠多（沒有讀她研究領域的論文），那其實死扣著這個學生只會更費時，不如招更符合自己研究領域的學生。
當然，如果研究生要離開，幾乎等於此後拿不到該指導教授的推薦函，這也是他唯一能影響研究生前途之處，然每個教授都是獨立的，他不能寫，還有其他人會寫，沒有一個加拿大教授會根據其他教授對特定學生的私人評價來決定寫不寫該學生的推薦函，也沒有一個男性教授會白目到主動跟其他教授說：「喔這學生不好，她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對她有性別歧視，錄用她會很麻煩喔！」，不，在加拿大學術圈，一個教授根本不該做出任何疑似性別歧視的舉動。
台灣留學生如何擺脫台灣學術職場的舊束縛？
如果把加拿大學術圈文化如何應對歧視女性的問題繼續延伸，就會發現在這裡，要站穩弱勢立場並不難，怎麼說呢？妳是女性學生，面對男性教授，弱勢立場已經很穩固，妳是跨性別女性，妳是有色人種，妳是穆斯林，妳是原住民，都在加強這個弱勢立場，這個立場未必能保證妳不受歧視，但這個立場可以保證當妳受到隱性/顯性歧視，大聲說出來絕對不會被指責為何傷和氣，因為任何形式的discrimination在所有加拿大大學都是被認定為零容忍，正如我上一段提到的，教授自己要極度小心，就算本身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也要演到讓別人連察覺的機會都沒有。
當然，這種政治正確的極致發展也有壞處。例如，這某方面給中國學生很大的操作空間去指控教授「傷害中國學生的民族情感」的言論是一種反亞裔歧視；又或者到了某個程度，白人學生（尤其是白人男性學生）在課堂上會發現談論任何問題都窒礙難行：我可以討論任何族群的缺點嗎？這算種族歧視嗎？本來，房客作為一個亞裔女性在加拿大讀書，若要為自己發聲，這立場是很穩固的。然而她無法相信這是真的，因為她的指導教授是一個台裔教授，以至於她還束縛在過往的台灣經驗裡。
我記得之前申請博士班時，儘管我的題目那麼的中國，但我還是會盡量避開找任何來自中、港、台、澳、新、馬的教授（在加拿大成長，不太會講中文那種我算在他們是加拿大人，不在此類），原因無他：儘管這些很多華裔教授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熟知加拿大的學術圈文化 —— 包括沒有加拿大學生願意當教授的奴隸，但當他們面對華裔留學生時，就會忽然回到春秋時代，他們深知反正你也還沒擺脫儒家思想，拿出教授派頭，諒你也不敢不從。
房客說自己的實驗室有個女性博士後，她的研究經費自有來源，而實驗室只是駐點，但指導教授卻要她幫忙搜集實驗室項目的數據。這種事情，如果是一個加拿大博士後會毫不猶豫的直接拒絕，如果個性如Z，大概還會補上一句「這不是我的工作，你的要求不恰當。」而我懷疑這位教授敢和一般博士後開口，但是，「該不會這位博士後來自台灣吧？」這裡的問題其實無關於性別歧視，就只是台籍教授吃定台籍學生長期以來都以為非得配合不然會被擋住前途的制約性格而已。
所以，如果在國外要擺脫台灣學術職場的套路，第一步是根本不要找台裔教授。
最後我對她說：「妳不用擔心什麼證據夠不夠，還是教授以後會不會阻礙妳的發展，反正妳的目標不是留在加拿大發展嗎？目前看來，是這個教授需要學習加拿大的學術職場文化，而妳既然對和指導教授的相處有疑慮，就應該快刀斬亂麻，趕緊處理好和這個教授的關係，然後找下一個教授，畢竟博士班課業繁重，我們沒有時間多做糾結。」
她猶豫地說了聲好，「謝謝妳的建議，我會盡快處理，」然後又補一句自己正著手和另外一個台灣教授聯絡。
「誒？」聽到這回答，以下三千字略(扶額)。
以上，我完全可以想見房客這一路受到的委屈，絕對不會說被打壓是自找的。然我承認自己也盡量不在行文中參雜我對這位房客處世之道的評價 —— 我會這麼說是因為自從她搬來，就導致原來的另一個房客以和她相處實在壓力太大為由搬出去，這是在我這麼長的出租生涯中前所未見的窘境 —— 然而從她每次和我聊到自己的敘事來看，我忍不住要延伸出另外一個觀點。
就算你是百年一見練武奇才，也不一定永遠都是對的。
記得在《三傻大鬧寶萊塢》這部電影裡，系主任在女兒順利生產後，把筆傳承給藍丘時說了這樣一句話：You can not be right all the time！（差不多是這樣吧。）
因為我們之間的對話不止於這次，在短短幾次談話裡我已經知道一件事：儘管房客打定主意找台裔教授的理由是怕英文不夠好，但事實上每次言談之間，她對自己的英文能力和學術能力異常有自信，她認為自己是百分之一等級的學生，而教授不懂她在幹嘛或教授跟不上她的進度，是因為教授不夠努力或不夠用功。
對於這個敘事，我不置可否。
首先，就最基本的層面來說，在多大讀書兩年和同學互改研究計畫後，我太清楚，即使是母語英文、甚至英文教學系畢業的研究生來寫研究計劃，都不一定能夠百分之百讓同領域的讀者明白自己要做什麼研究。我沒讀過她的英文，但我還是難免要懷疑一下她對自己英文寫作的能力是從哪來的？當研究計畫或研究論文被質疑寫得不夠清楚時，不一定和性別歧視有關，很可能，就真的只是單純沒寫清楚而已。
這裡要注意一件事情，正如我在申請博士班經驗談裡提到的：博士生不再是學生，而是獨當一面的初級研究者，換言之，到了這個階段，博士生必然是比指導教授還要深諳自己的題目的，指導教授不能全然掌握妳的研究主題，不是指導教授不夠認真，而是每位學者各有專精，要是指導教授完全掌握妳的主題外加所有背景知識，那也輪不到妳做了。但一個學者向另一個學者提出質疑，並不需要掌握全然的背景知識，學術訓練並非填鴨知識，而是訓練一個學者具備「就算是跨領域也可以問出有意義之問題」的能力，這也是指導教授的有用之處。
對於指導教授對妳的計畫有任何質疑，妳可以清楚解釋妳的意思，或詢問對方的質疑從何而來。單用「要讀懂我的研究計畫，你應該多讀一點我這領域的書」這種話，在學術職場上是一個很不合適的回答，這個回答排除了任何可以辯論的空間，也關上妳和其他人討論交流的餘地。
而研究計畫有沒有寫清楚事小，怕的是妳或者有想錯之處卻始終以為自己是對的。
最後，順道用自己入學York University以來發生的一些事情，來和大家分享作為全加拿大學生最激進的學校怎麼爭取自己的權益。
支持你的同伴，團結起來就能夠爭取權益。
組織工會對抗資方，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不過在台灣學術機構的研究助理，學校裡的助教和合約教師卻從來沒有實踐過。
York University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大學課程有一個特點：每一堂課（教授講課兩小時）之後，學生會被分組參加另外兩個小時的討論課，這項制度是York的特色（其他大學多半就是下課後，由TA改作業而已，沒有額外的討論課），可以說York儘管排名不是頂尖但在人文社會學科這一項尚能保持某種程度的優勢，是因為這個制度，而這制度仰賴大量的TA帶討論課，意即博士生。換言之，如果今天TA們決定罷課，整個人文社會大學部們半壁江山都要動搖了。
開學以來，考慮到疫情，學校說這學年要線上／實體課一半一半。這個方案最重要的任務是讓學生感覺實體互動，而不推遲入學，特別是針對國際學生，如果都是線上課程，很可能就乾脆不來讀了（學校會失去巨額收入）。所謂線上實體各半該怎麼分配呢？好巧不巧，講堂和討論課不剛好佔課堂時長的一半一半？學校大學部的課程不剛好是正職教授和兼職講師一半一半？所以，有終身職的教授得以安安穩穩坐在家裡的地下室書房，舒適的上線上那一半；而合約講師和TA則需要冒著染疫危險去學校上實體那一半。
TA們當然立即群起抗議，可是部門已經短缺一年學費，當然也不願意讓步，馬上寄了12道金牌給合約講師和TA曉以大義，學生短缺對大家來說都會很困難，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這個部門更進一步威脅旗下的TA和合約講師不要參與到工會的抗議行動去，以免失去合約。
然而，實際上是當工會決定發起一封公開連署書給校方時，大家都很迅速簽名了，包括姓名、就讀系所、和工作部門全部填上，幾乎沒有人擔心什麼會不會被清算的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罷工，該煩惱的是校方，不是我們。而我本身所在的TA小組也很快組織起來向教授表明我們希望討論課也可以線上，教授從中南美洲來，也很激進，於是拍板決定上下學期無論講堂還是討論課都改成線上，社會科學系只好無可奈何答應了。
這個即時的經驗讓我深刻體驗到團結爭取權益是怎麼回事。而在台灣的學術職場，缺的大概就是強而有力的工會吧。
本文相當個人觀點，如和認知有誤，作者不願意承擔任何聽信的後果。本篇文章同步發行於個人網站和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