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薰風》雜誌在今年初發行了第15期，主題是「冒險家：開啟台灣博物學時代」，邀請本期的作者們舉辦講座，不過卻因為疫情而延宕多時。
由作者之一的蔡思薇博士，所主講的日期，剛好就在我開刀出院之後的第一個周日。9月26日，還在行動不太方便的情況下，緩慢移動到北車旁邊的「台北記憶倉庫」，聽講座去囉！
這場講座是以日治初期的台灣的高山探險為經，植物採集活動為緯，講述當時來台的日籍學者，在群山間的探險活動，尤其是對玉山(日治時期的「新高山」)的認識，從模糊的摸索，通過數次入山探險與植物採集，逐漸獲致較清晰樣貌的過程。現今的高山旅行活動，已少有濃厚的「探險」質素。我們能夠以3C設備或紙本資訊，對各種內山的情況，做事前的掌握，諸如地圖、天候預報、交通、食宿、健行步道、文件裝備，甚至四季植物景觀的變化與秘境景點(例如哪裡有楓葉、落羽松等)，係過往由眾多冒險家為開端，對內山從事博物學踏查，從篳路藍縷的挫折中，逐步建構各類山林知識，加上其後觀光事業的導入，才演進成至今的山旅活動樣貌。
高山旅行活動，也是旅行史的其中的一個環節。尤其是觀光制度在落地、生根與推廣，潛移默化影響人們的旅行觀念與經驗，這箇中的過去式、進行式，這些與現今旅行生活無用的旅行史，一向是我很關注的部分。
西方近代的植物學的發展，係為當時仍不被世人所認識的植物們，從其外貌、特徵，賦予學名，進一步加以分類、解釋，並從事研究，背後反映的是複雜的宗教、哲學意義，與現代知識探求得現實意識。而日本在近世以降，開始通過蘭學與洋學，接觸並學習西方的植物/博物學系統，開國之後，外國人漸次能進入奧地旅行，並從事植物採集。
筆者曾在日旅史系列文章裡，提到的幾位旅人，像是英國公使薩道義、旅行家伊莎貝拉博兒，或多或少都有在日旅途中，從事植物觀察與採集的活動。通過外人來日踏查採集所建立的植物學知識，並介紹給西方世界，使日本的植物知識較為容易成為世界植物學系譜的一部分。不過，可以說近代以降日本的植物研究成果，幾乎出自外國人，而非本國人。
此後，日本大力培養本國的植物研究人才與機構，背後有奪還植物學研究之話語權的重要意義。隨著台灣進入日治時代，總督府基於政經統治的需要，展開一系列科學調查，包括進入高山探險採集植物之旅，與上述的知識權力的歷史脈絡有關。
於是，帝國統治台灣未幾，隨即在1896與1898年，動員地質、博物、氣候、人類學等專門研究學者，先後進行了三次的玉山的探勘，每次上山的人數，少則20人，多則4、50人。此外，玉山在1897年，由天皇賜名為「新高山」。
這樣的大隊人馬進行登山的模式，除了各類知識能相互提供對照、印證之外，當時登山成本與風險高昂，需要仰賴各項機制確保安全、行旅動線無礙，例如原住民作為嚮導，警察單位的協力、挑夫搬運行李與動植物標本等，探勘新高山的冒險之旅，就此揭開序幕。
時序進入20世紀初，人類學家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與植物學家川上瀧彌，也陸續加入了探勘新高山的行列。
現今我們很難想像當時進入新高山從事踏查旅行，需要配備通譯、測候、製圖、日誌紀錄、造屋架橋人員與護衛兵等人力隨行，甚至醫師與牧師也加入旅途，以備生死之需的場景，但那就是世紀之交，山旅探險的真實樣貌。
1920年代以前，探勘新高山的日本人，透過清代官僚的詩文、西方人的書寫，還有套用富士山的意象，來作為認識新高山的先行資訊與腦補。但是隨著探勘的進行，才發現新高山並非他們原本所能想像。
首先，新高山的連峰，常讓日人登上以為是主峰的頂端，才發現並非新高山真正的主峰。重點是新高山的峰與峰之間，有極高的相似度，使新高山的探勘過程中，往往帶有山況難以捉摸，進而懷疑人生的情緒。
其次，帶著對富士山的既定印象，期待在新高山的踏查過程中，能看到類似富士山樣貌的事物，但新高山畢竟不是富士山，對早期入山探險的日人來說，富士山的意象難以概括比擬新高山，情感上難免有著苦痛與掙扎。
例如1900年，鳥居龍藏在踏查高山部落之際，對於自身要登頂的新高山峰，究竟是否為主峰，就曾有很強烈的不確定感。最後，動用(ㄑㄧㄤˊㄆㄛˋ)鄒族原住民協助，進入布農族地域的情況下，鳥居才成功登上新高山主峰。
鳥居龍藏在抵達新高山主峰之後，留下了當時登頂時攜帶的水壺並裝進郵票，並留下字條，希望日後登頂的後繼者，利用壺中的郵票寄信給他。1905年，在總督府主導之下的科學調查團隊，亦成功前往新高山主峰，找到了鳥居留下的物品。調查成員之一的川上瀧彌，果真以壺中的郵票寄信給鳥居，令他驚喜萬分。
雖然在鳥居之前的踏查隊伍，未能尋得主峰登頂，從今日的眼光來看，難免被視為「敗者」，但若從19世紀末的登山條件來看，有許多當時科學發展難以精確掌握的變數，加以天候變幻莫測，雲霧繚繞，人或因高山反應症狀，意識模糊，無藥物緩解，而多有誤判的情況。
儘管在1900年以前的新高山探勘，探尋主峰的活動其實是不成功的，但仍有不少植物採集上的新發現。例如1896年，發現了台灣特有的高山植物，也就是紅檜。而隨著時序的推移，山旅過程中的植物採集與研究，也逐步累積成果，最終隨著教育的普及，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看圖即能分辨的植物基礎知識。
日本人在新高山的探險之旅中，除了各種科學的探勘之外，對於如何將新高山表現、描述為一座有獨立形象的山群，經歷過一段痛苦的摸索與詮釋，這也是建構新高山，也就是現今玉山認識的一部分。
通過日治時期的山旅探險調查，所累積下來的高山植物知識，隨著整個東亞的植物知識譜系越來越豐富，經歷不斷修正、驗證與確認的過程，去蕪存菁。當時的山旅踏查，是理解台灣高山植物的重要途徑，也是其知識型貌建構的基礎，這個過程，經歷重重困難，但往往不被現今大眾所了解。
儘管日治台灣高山探險之旅的植物採集與研究，有當時秉持的科學方法，但其調查旅行的視線，無疑是殖民的與帝國的，是帝國日本理解台灣的一種統治技術，試圖通過對殖民地有系統的調查，建構起符合其統治權力的知識譜系，高山植物的探險旅行，就是其中的一片拼圖。
本文最初發表於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