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洋務派認識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展開，是一群官員親身目睹西洋武備的先進，推動學習西方的一次重要嘗試。

恭親王從英法聯軍體會列強船堅砲利。咸豐帝出走熱河，恭親王留守北京善後。首都守不住，使滿清從天朝大國的夢中醒悟過來。恭親王目睹英法聯軍輕易撃潰清兵，攻佔天津與北京，反映了兩國軍備水平的差異。恭親王擁有議政王大臣身份，主持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是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

曾國藩是湘軍統帥，李鴻章是淮軍統帥，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目睹列強的船堅砲利。太平天國佔據南京，滿清初期大敗，英法聯軍後，英國協助上海組成常勝軍，招募百姓當兵，由英國人指揮，使用列強的武備，滿清因而扭轉劣勢。曾國藩與李鴻章等人，是推動洋務運動的主力人物。

「挑戰與回應」是一種分析歷史的理論。應用於洋務運動，英法聯軍帶來朝廷的危機感，刺激對時局的反思，於是推動改革以回應當前的挑戰。魏源在鴉片戰爭後編修《海國圖志》，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未受關注，待二十年後，在英法聯軍下的危機感下，受到洋務派的重視，成為洋務運動的目標。

雖然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工業建設的起點，但這不是改革的原意。經過十年的軍事改革，成效未如理想，卻帶來財政負擔，於是洋務派調節目標，擴充為「富國強兵」。換言之，從目標來說，實業的建設不是對抗洋貨的傾銷，也不是要改善經濟民生，而是要以「富國」來支援「強兵」，以經濟建設來強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實踐。

或說洋務派的目光狹隘，既是推動洋務運動的功臣，也是洋務運動失敗的罪人。這種說法，大意是指責大部分洋務派都是科舉出身的傳統官僚，他們深信儒家思想的完備，認為只需要學習西方的科技就足夠，改革偏重軍備的建設，沒有意識到學習西方制度及文化的需要，以致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

這種說法作為客觀的描述或許是對的，但需要補充兩項，好讓人性化地看待這種「罪責」。其一，學習別國的文化，是從表面所目賭的東西開始，透過一段日子的認識了解，再學習他們的深層文化，這是合乎常理的進程。舉例而言，近年「韓風」吹襲，大家追捧韓劇和男團等「表面」商品，繼而對韓國言語及禮儀感到興趣，再漸漸有某些人追問韓劇及男團等現象背後的制度、社會及文化等相關問題。言歸正傳，洋務派目睹西方武備的先進，於是以學習西方武備為目標，而不是以西方民主建設為目標，是合乎常理的舉動，何罪之有？

其二，每個人都受其時代的局限，正如唐太宗在三省中展現「自限」，必須經三省蓋章的才算合法敕令，我們會讚嘆唐太宗的開明，而不會埋怨未達民主的標準。同一道理，洋務派已在局限中展現敏銳的時代觸覺，當朝廷上下視西方器物為淫巧，恭親王被取笑為「鬼子六」的社會環境下，洋務派能推動洋務改革，豈不是一種超越的眼界。最終失敗是事實，卻不能否定推動改革者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