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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學生可怕到極點？從「臺中一中音樂老師事件」看現今教學現場

　　　　　　　　　　　　　　　　　　　　　　　　　　　　　撰文：王中富

＊本篇文章與《換日線》專欄邀稿合作＊

3月11日禮拜五，大部分臺中一中學生還在參與社團活動，而一樁大新聞正悄然醞釀。當天晚上，一部標題為「臺中一中音樂科呂老師情緒失控」的影片在YouTube上瘋傳

，一個禮拜後的3月19日已經累積87萬觀看，而這個數字還在攀升。

影片內容大致紀錄了臺中一中一年級學生不滿音樂科呂老師因報告內容超出課程範圍而要求他們刪除部分投影片內容，讓本來40分鐘的報告刪減成了10幾分鐘，最後學生只能唸課文來充數，進而又引發老師不滿，演變成師生的正面衝突。

這個事件被各大媒體刊出，引起各方討論。討論的內容包括老師的情緒控管問題、汰換不適任教師的管道、學生錄影的合法性，甚或是老師長期遭受的霸凌等，社會輿論在各戰場也都沒有一定的風向。3月14日周一下午，臺中一中由直播記者會說明了調查結果，也希望「社會大眾應給老師、學生、學校處理校園危機事件的空間， 暫停以部分、非全貌的資訊檢視或評價此事件，進而對新聞事件涉及的老師、學生或相關人員造成不必要的身心影響」。

記者會召開的當下，筆者和班上的同學都在關注。身為臺中一中內非當事學生，心情是十分複雜的。被眾家媒體麥克風淹沒的是熟識的教務主任，主持記者會的是時不時會在校園裡碰見的校長秘書；當事的學生是其他社團偶有耳聞的學弟，爭議的音樂老師也是不同班同學間的共同話題。一切曬在社會輿論下被討論的，都是我們熟悉的人事物，最不熟悉的反而是外界許多透過片面資訊的臆測與攻擊。

這次衝突究竟孰對孰錯？體制出現了什麼問題嗎？要如何預防未來的類似事件發生？這些問題錯綜複雜而很可能根本沒有最佳解，而筆者也不想妄下定論。此篇文章，筆者想從一個作為仍在讀的臺中一中高二學生角度，分享親身在現今教學現場的所思所感。

這次衝突爆發的導火索是師生對課堂報告的意見分歧：老師因為超出範圍而刪去報告內容，學生周末額外找資料的心力被抹煞，讓學生不禁質問「我們照課本唸就好了，自己讀就好了，我們有需要做報告嗎？」

這個問題隱隱約約碰觸到了報告與教學之間很幽微而模糊的邊界。

報告是由學生站上平時老師講課的位置，暫時成為課堂中的「教學者」傳道、授業、解惑。從本質上來說，報告中的學生是代行教職，與平常老師上課是相去無幾的。如果都是傳遞知識，為什麼要讓仍需學習的學生暫代經驗豐富的老師呢？

在中一中音樂課的例子裡，學弟們認為「延伸補充」是報告相異於唸課文、教授課本內容的價值：介紹中國傳統樂器的同時，額外補充南管與北管體系和融入在地的牽亡歌文化，對這個知識點有更完整的結構性的理解，而不僅限於課綱的編排方法。與此同時，報告也可以提供課程一些新元素：大部分老師經過多年教學都會有自己的一套教學方法或流程，像是固定舉例或口訣等，以便傳達知識點的精要；但當新一代的學生接觸到新知，也會有自己獨到的舉例或與生活的連結，而在報告的過程就能看到不同於以往的解讀角度。以上都是讓我們從「受教者」成為「教學者」可能會帶給課堂的正面影響，但它們其實並不完全是「報告」的主要價值。

結果不是最重要的，過程才是精華。報告的目的並不著重於在教學現場注入新元素，而是學生本身的「自我充實」。

正若此次案件中的學弟們表示的，他們為了額外補充，多花了一個周末的時間查找資料，而比起課堂上的發表，這個查找資料的周末才是在報告中更有價值的。準備報告時，除了攻略陌生的知識點，還需要閱讀相關資料，整理更多課外延伸知識，過程中還要篩選掉可信度、專業度不夠的資料，耗時一個周末至一個禮拜都是有可能的。但也因為龐大的資料量，做報告能讓學生藉由資料的對比、整理和分析，對報告的主題有深入的認識，經由自主思考也能讓知識內化，最後用自己的語言轉譯出來。另外，眾多資料不可能都只關於同一個主題，必然也會有許多非報告主題的資訊，因此除了報告主題以外，準備報告的學生也能藉機接觸到不同知識點，額外學習、自我充實。

資料查找、文本閱讀、自主思考、多元學習……這不就是108課綱始終在強調的「素養」嗎？課堂上的報告內容加上心得與準備過程的實錄，成為大學端在錄取學生時參照的學習歷程檔案。做報告的過程就是在培養學生的素養，是不分科目、在課本之外的「帶得走的能力」；因此，當我們在看一份課堂報告時，除了精美的簡報、流利的口條、充實的內容外，也很重要的是那份報告背後代表的學生們的成長，以及準備報告的過程。

回到這次的事件。老師大刀闊斧刪掉學生預計要講20多分鐘額外補充的段落，與報告本身要讓學生經由準備過程去吸收與成長的目的相互矛盾。南管北管是高二音樂課的課堂內容，老師可能有自己的教學規劃，因此不能斷言老師的行為只是無理刁難。但正如影片當中有同學提到的，老師事前沒有提前告知「不能超出範圍」的規範，因此報告的學弟們自然會覺得忿忿不平；如果在報告前有完整的溝通，減少彼此認知的誤差，可能就不會發生這次轟動全臺的衝突。

這次的新聞爆發後，許多聲音一夕之間雨後春筍般湧出：有人訝異於現在怎麼還有靠權威命令學生的老師，有人稱讚學生勇於利用媒體的力量為自己發聲，也有許多人開始細數過去求學時期被老師壓迫、欺凌的悲傷經歷，似乎在教學現場被欺侮而不能伸是許多社會人士的共同記憶。

筆者對這些關於過去被壓迫記憶的評論是陌生的。教師的權威存在，但在筆者求學經驗裡，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在各個求學階段都有所不同，但更多時候能感覺到的是師生和睦相處，甚至亦師亦友的氛圍。下一個段落，筆者想談談在自己在求學生涯中所觀察到的師生互動狀況。

這次事件讓筆者倏忽回想起國中時期與S姓老師的衝突。一樣的師生階級差異，一樣在課堂上爭執，一樣驚動校方處理，只是並未將證據擺上媒體平臺讓社會大眾公審而已。衝突不只一遭，無非什麼對課程安排、作業要求等的意見分歧，就能讓一個學生與一個老師積怨三年。S老師大概也心力憔悴，從主任變成午餐秘書，升高中後回母校也不曾再與她相遇。

後來聽說她，大概是去年上半年，她中風了。當時一個跟S老師關係不錯的學姐在社群媒體告訴大家這個消息，號召大家幫她集氣祝禱早日康復。我猶豫許久還是下筆，除了祝福病情好轉，也粗略的為過去三年的幼稚告解。

思考良久，發現自己與S老師的衝突莫名好笑。第一次是因為校隊比賽練習而遲進教室，再加上嘴巴裡還含著喉糖，讓老師覺得不被尊重，而我據理力爭才吵了起來。後來的紛爭大都是新仇舊恨一併爆發，作業遲交、研究內容被批評，甚至只是對話都能起口角。其實當初大可不必堅持，在遲到時道歉即可，畢竟是有錯在先；但是當初國一時的年輕氣盛好像一頭檔不住的公牛，做事莽莽撞撞的，待人處事也太衝動，於是種下三年的不愉快。

其實許多師生的衝突都源於不成熟。踏出家庭的舒適圈、沒有家人時刻容忍的脾性都未經打磨，要經歷過其他硬脾氣與人際交往才逐漸懂得如何與他人相處。被誤會、受委屈，是人際關係當中必然會遇到的，而我們在爭執之中學習協調、退讓，放下一些不必要的堅持，逐漸變得成熟。這是我們在學校環境下的必修學分，而教師們很辛苦的成為檢核人際關係課程成果的考官之一。

在學弟與呂老師的爭執攻佔各大新聞版面後，很多人將目光投向了其他老師。其實筆者在入學臺中一中之前，也曾聽聞傳言分析臺中一中的師資多為業內資深者，教學方法與思考模式食古不化，脾氣古怪者也不在少數。筆者認為這種臆測其來有自，畢竟經驗與教學能力很多時候是正相關，甚至在某些老師身上得證，但那終歸還是片面的推理，並不完整反映真實情況。

迄今為止的兩年，筆者很幸運地遇到一群很優秀的老師。教學能力與品質無庸置疑，也都和善待人。即便條件上不可能弭平權力差距，但這並不頻繁地體現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老師是有協商空間的，還會很貼心地就我們的忙碌程度調整作業量與難度；即便有些老師有一些絕不可侵犯的原則（像筆者的班導師嚴格禁止在教室充電），我們只要避開便相安無事。其實許多老師對學生的態度是很開明的，會與我們溝通、聊天，甚至諮詢意見，並不會以「小孩」來看待我們；在中一中語資班的環境裡，筆者甚至遇到了真的願意在我們面前真情流露、與我們傾訴煩惱的老師。師生間的關係已經不再只是上對下的知識傳遞，更多地基於相互尊重、傾聽，甚或成為一段忘年的友誼。

老師也是普通人，有獨特的個性、情緒起伏，或不得觸犯的底線，而也如同與同學相處一樣，我們藉時間摸索出最佳的相處模式。有人說老師是學生的行為模範，似乎教師都應該有聖賢之風，遇到再調皮搗蛋的學生都要用大愛感化他；但筆者認為，畢竟我們都非天生聖賢，品德教育只能培養基本的禮儀與倫理道德規範，師生關係更大程度其實旨在讓我們學習與形形色色的人的相處之道，而老師的情緒和個性應該有被尊重的空間。

也是因為開放、互相尊重與包容的師生環境，臺中一中才創造出了自由、暢所欲言、積極爭取的校風；對於各種不公或權利受損，我們勇敢直白地說出來，而學校、教師們也尊重學生，因而臺中一中成為了學權的沃土。可能也是因為在這樣的環境裡，學弟拿起了手機，記錄下師生的衝突，上傳到影音平台，並對媒體與憤怒的社會高聲疾呼自己的訴求。

但在新聞越燒越旺後，我們逐漸開始質疑，拍影片並公諸於媒體的作法是正確的嗎？校方被社會莫名其妙的怒火燒得動輒得咎，即使想溝通也被批評是拖延、包庇老師；其他老師無辜被一眾外界目光逼視，寒蟬效應細微地擴散。對於當事呂老師而言，輿論多站在她的對立面，其龐大的壓力不是我們可以輕鬆想像的。至此，我們不禁要問：學生在衝突現場使用手機紀錄是合法的嗎？媒體的能力究竟能改變些什麼？老師情緒管理不佳固然需要批判與改變，但我們是否有其他更佳解？

「我有錄影的權利」，一句話擊退怒髮衝冠的音樂老師，大概讓很多螢幕前的觀眾不禁拍手叫好。但一個問題隨即浮現：學生真的有錄影的權利嗎？

關於合法性的問題，YouTube頻道「瑩珍律師」在影片〈側錄暴走老師違法了嗎？老師遭霸凌可以反擊？淘汰不適任教師的方法！【時事評判】〉中有較詳細的分析。簡單來說，在維護教學品質及教師對其教學內容的著作權時，限制學生拍照錄影或使用手機是合理、適當的；然當學生權利受到老師的不當侵害，此時作為少數可用的證據收集工具，錄影就是被允許的。

臺中一中學生在課堂上對手機的使用通常是基於老師的規定：有的老師完全禁止手機出現在視線，也有些老師對手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錄音錄影就沒事；甚至有一位老師接受我們對白板上的筆記拍照，但若玩遊戲被抓到，手機就是強制恢復原廠設定。對於手機使用的規範都建立在老師的接受程度，但在課堂上分心使用手機對於講台上的人確實是有失尊重，而且會管手機的老師在開學第一堂課就都會告訴學生這樣的規矩，所以若因違反而遭處罰幾乎都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空間。

即便如此，老師們其實大多不會強硬的管制電子裝置使用，頂多是口頭提醒，也不大會有沒收手機的情況發生。筆者在這樣自由使用手機的環境下享受了一個多年頭，卻從未想過將其作為衝破權力藩籬的工具。學校是相對封閉的環境，在這個小社會裡頭發生的事情不容易外傳；而影音媒體做為橋樑，正如這次所見，能突破校園的舒適圈，將一件可能並不罕見的師生衝突傳播到與我們生活圈毫不相干的人面前，並掀起輿論攻防。竟然是人手一臺的手機，簡易的錄製、上傳，就能造成強大的輿論壓力。

這是一粒不為世人所知的原子彈，精準落在臺中一中。輿論野蠻而粗暴，而其傷害正像輻射一樣，難以立馬察覺卻又影響深遠。當飛彈落下，日本被擊垮，而世界一同噤聲。事件爆發後，本來與同學關係不錯的老師自然影響不大，但對那些多少背負一些學生怨言的老師就是一個潛在的風險。在新聞爆發後幾天內，靠北版上就出現筆者的班導因位教學內容不被學生肯定而被問能不能檢舉的投稿，雖說看起來是玩笑話，但當臺下的學生將手機舉起，只看見漆黑的鏡頭對著你時，老師們又如何能完全無懼？如何能完整保有教學的自由？難道不會開始字斟句酌，生怕任何一段教學內容外流，又可能在不知名的引線上引爆社會公憤？

學權的爭取並非原罪，筆者甚至以中一中勇於爭取改變的學風為傲。然學權——乃至於所有透過爭取得來的權利——之所以可貴，是在於我們使用正當的方式，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對抗具龐大甚至決定性影響力的壓力來源：學校、升學體制、社會期待……；然訴諸媒體與網路輿論的力量，就像用一股更強大而難以違逆的力量去壓迫自己所反抗的強權，只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角色交換，可能解決了眼前的問題，卻在未來栽下更多不可控的因子。輿論席捲無法想像的社會壓力而來，蘇啟誠外交官的前車之鑑歷歷在目，任何人都不應該輕易地被暴露在社會指責的眼光下。若殺人放火、罪大惡極，或社會公僕、一舉一動都牽動公共利益者，那自然應該受到大眾的審視；但一位已執教30年的老師，只是在課堂上與學生起了一、兩次爭執，便應該被社會針對、被輿論攻擊嗎？筆者禁不住好奇，輿論的重量對這件事與當事老師來說，會不會太超過了？

筆者並不是要為這位老師辯護，因為筆者未曾上過呂老師的課。不過當校外的聲音淹沒校內聲音，事件升格到公審的層級，排山倒海的眼光往臺中一中漫來，便超過了合理爭取權益的範疇。筆者認為，爭取權益是艱辛的，而媒體與公眾的力量的確讓我們在短期內取得了優勢；但抗爭的過程通常也是漫長的，這是因為當我們挺身而出反抗不公，便希望可以一絲一絲地敲開高聳城牆下的裂縫，從根本上撂倒不公義的現象，使我們爭取來的權益不要在未來學弟身上被奪走。即便忽略輿論可怕而深不可測的負面影響，第一時間將事情獻祭給媒體與社會公評也沒辦法釜底抽薪地改變學弟想改變的現狀。因此，論學權爭取，筆者認為，事件發生後直接在社會的眾目睽睽下指責與呼籲是不甚恰當的。

所以學生應該任證據被掩埋在封閉的教學環境中，讓不適任的老師繼續在學校作威作福嗎？難道我們面對老師的壓迫就應該忍氣吞聲嗎？筆者猜想有些讀者讀到此處可能會義憤填膺地質問。不，當然不；對於任何權益的侵害，我們無論如何都應該站出來爭取。在這次的事件裡，學弟覺得呂老師不適任，便應先向學校反應，或透過學生會向校方提出要汰換老師的意見。在就讀臺中一中的這兩年來，筆者認為我校對學生的建議相較臺灣其他高校是抱持較開放態度的，因此第一時間告訴教務處會是較合宜的管道。但學校還是學校，且解聘老師其實是較嚴重的處分，因此校方可能還是會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若遇到學校的不作為，在已經攝錄老師在課堂上踰矩的證據的情況下，最佳解法應該是向地方教育機關這種學校的直接上級機關申訴，正如前文提到的瑩真律師在其影片裡有提到的，可能會更有力也有效率。

從未想過臺中一中會以這樣的形式再度登上新聞版面。每則新聞都在揭示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面，也引領出改變的可能性。在臺中一中音樂老師事件中，我們看見圍牆內難以被揭露的師生衝突，也看見了學生透過媒體素材跨越資訊傳播範圍的限制，迫使校方作出回應。我們同時也在浪尖後發現了較少被提及的話題：報告與教學的分界與意義、現今的師生關係，甚至是社會輿論在事件裡的衝擊力等。且不論影響與結果，事件的揭露本身讓每個看見新聞的閱聽人都對教學環境有了更高的重視與認識，學校也更有可能對現況做出改變。

本文架構鬆散，提出三個幾乎毫無關聯的方面進行討論，各位閱讀至此可能也會稍覺混亂，筆者深表歉意。但本文就是這樣的一篇文章。它沒有要在事件上作出解釋與論斷，只是希望藉由隻字片語，同更多讀者分享教學現場的狀況；因而它沒有一個明確的主軸，各位所見只是筆者的日常與思考的碎片，而這些碎片終於經由此次事件，一塊一塊被串在了一起。

事件經過兩個禮拜，風波逐漸平息，媒體逐漸將目光轉回烏俄戰爭或十八歲參政權，筆者也沒有在校內聽到後續消息。這件事正若許多過去的學權事件一樣，讓我們離更平等的教學環境近了一些，但很特別的是，教育不相干的許多人也關注到了。或許，這件事也為學權帶來了另一種可能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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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周永秦　　行銷編輯：黃柏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