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得不到好的訓練，加上世代落差，很多文化接不上，彼此之間會更加仇視，前輩覺得新人不受教，新人認為長官只會擺老，這現象在前幾段說的有斷層的產業是更加嚴重。這種對立會加深技術傳承的困難，造成產業內的各種文化摩擦，徒增更多的成本，進一步讓老闆們覺得「缺工」。
上週說新人倒楣，也不能說真的倒楣，筆者觀察到的，更多是從學生時代養起的習慣。
講白一點，上一代的玩手機遊戲，跟學生玩手遊一樣嗎？人家薪水5萬，買一台iphone跟薪水2.5萬的負擔相同？筆者想要闡述的第三個概念，是所謂的「基本需求」已經不同了。若你有在一些傳產跟組長吃消夜，聽聽他們的故事，扣掉一些習慣不好的，不少人入行時薪資也不高，物質需求也不多，下班大家喝點小酒，回家看個電視，一天就過去。
然後這些人看著現在的新人，手機不離身，休息就要打開玩遊戲，還有人薪水領到就課金，真是不能同日而語。不過筆者也有吐槽過他們：「你們現在也是手機不離身，以前老闆還體恤你們，裝個電腦在辦公室給你們掛機（10多年前的事情）。」人家也是笑笑，說這時代就這樣。
不過，組長他們在經濟好的年代，薪資每年都調整，獎金也不少。跟這10多年入行時的新人相比，收入上升速度並不一樣，當然不是同一個量級。但基本需求卻沒有改變，所以問題就越來越大。
這不是單純的收入，連帶影響到的非常廣，牽連很多的面向。
城市生活開銷上升，降低勞工流動意願
首先，北部的租屋成本上升非常快，年輕人從事相同的中低階工作，卻無法負擔生活開銷的越來越多。更多的情況是同事一起租房，或是男女朋友同居一起付房租，當然這有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就先不論。
這造成中低階在地化的傾向越來越強，若不是住在家裡省房租，遠赴其他縣市租屋工作，薪資不夠高真的不行。其次，除了房租以外，生活開銷也是上升，不只是吃喝等基本，比如現在哪個工人沒有智慧型手機？
存不了錢，對未來沒希望，政治就越加極端化，想要找立即可以改善現狀的政治人物，這當然是每次都失望。
另一個，學歷越高婚齡越晚是確定的，藍領勞工應該就不會吧？
不，還是延後，不見得是沒錢的問題，對於中低階勞工來說，目前的價值觀還沒有全面自由派，多數會接受夫妻兩人一起打拚的概念，可以結婚就結，沒有多少問題。問題有一部分是出在，當大家都住家裡，交往期間就算了，婚後住在哪？
如果無法妥協住家裡，要出去租屋的負擔可能更大。自己獨立出去生活的時間延後，責任心的養成就越慢。
家庭與個人期望過高，缺少職涯停損規劃
不要拿我們都讀到大學以上的想法去思考，白領階級在台灣是戀愛結婚，藍領當然也是。但認知到婚姻是一種責任，不是想結就結，結婚生子後就要擔負家庭責任的比例上來說，藍領的責任認知遠超過同年紀的高學歷同學。說白一點，對藍領階級來說，就算是這個年代，也可以從他們的對象選擇發現，能不能擔責任這件事情相當重要。
這沒有父權遺毒喔，現在的男女對責任的要求都是雙向的，除非要去嫁娶大一輪的。
基本開銷的另一個問題，其實是每一個家庭，父母都知道這個年代是資訊化、全球化的年代，讓小孩完全不接觸3C產品，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這邊又衍伸出兩個方面的大大大問題。
第一個大問題，是父母也知道子女不能脫節，所以對於子女的教育要求也提高，希望他們畢業後儘量找白領工作的期望也高，這不僅增加了藍領階級父母的負擔，同時間也是在增加子女的負擔。
但很殘酷的是，能力就如同前幾篇講的，假如小孩真的就不是那塊料呢？有些勞工家長會認命，乾脆帶小孩去一起上工實習，這也就罷了。多數情況是父母自己當年成績不及格，發現小孩居然有70分，就有過高的期待，加上高教擴張後70分要讀大學也沒問題。
多數家庭的資本，不足以一再冒險撞牆
所以，這些人畢業後，父母不希望他們去做工，自己也覺得大學生不該做工，就算說看開了去做工，多半也是從3D傳產工廠，跑去當LED生產線作業員。換言之，以外勞為主的那些工作，還是沒有本勞會去，就算要去也會遇到前幾篇的問題。
簡單說就是，父母親在子女上的投資，很有可能長期來看是負的。
這不如打一開始就選擇去原本程度可以做的工作。只是這種收入的考量，遠不能消除文化跟社會資本累積的期待。
另一個大問題，越年輕的學生，接觸到越加全球化的資訊，說是好逸惡勞太難聽，很容易順著自己的想法去做是事實。如果父母親的資本很足，那麼怎麼發展或是賠錢學經驗都是可以，不過大多數家庭都不具有這些資本，所以發生什麼事？
因為父母也不希望，學生自己也不想去從事辛苦的工作，加上手機打開，太多資訊都是有輕鬆賺錢的方法（只不過沒一個告訴你成功率多低），這讓傳統上需要蹲點、累積經驗的工作，更加不受重視。
這最終的現象就是前幾篇不停在講的，能力跟學歷其實不匹配，導致文憑貶值，另一個就是當自我評估過高，又不肯接受建議後，出去撞牆的機會便多，憎恨這個世界的比例又上升。
要怎樣做一個承接這些人的攔截網，怎樣避免整個家庭都掉下去，政府能做的比想像中要少。
區域、產業發展不均，低階勞工進退失據
總之，這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期待越高失望也越大，失望導致政治的激進化，但產業結構又不可能因此改變，適應現狀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求職的希望，但就做不到。
這些都還不提環保跟公衛意識提升，造成產業發展的成本拉高影響，以及大眾運輸越方便，城鄉差距就越大的問題。
大多數低階技術的工作，會去求職的人多在家裡附近去找，沒有特別的人脈網絡，跨縣市流動的風險不低。畢竟這不是「火車漸漸在起走，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那個年代，大家都知道機會在台北。
新台語歌運動的經典名曲（編）
經歷經濟起飛，台灣都市高速發展的年代，現在的困境是產業分布不均，區域發展失衡。
除非我們認為，低階人力放給他死無所謂，要把稅金用在怎樣提升有競爭力的高階服務業跟科技業。
這是否代表另一種歧視，只是我們不願意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