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小叮嚀：基督徒的行為準則，可以分為神學、道德、法律等層面
社科小常識：自由主義大師彌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道德是個人的事，法律無權過問。法律規範個人行為的理由，只能夠是維持社會秩序、保障民眾安全
應用小撇步：「犯法就是犯法」是種語言藝術，法律不一定是合乎道德的，要小心辨別「同性戀」父子的頭條報導
二十世紀中葉，英國猶有維多利亞時代遺風，性觀念保守。就在這時代，伍芬登（Wolfenden）父子倆因為「同性戀」在英國政壇叱吒風雲，成為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兒子傑樂米（Jeremy）自小聰敏過人，獲獎學金讀伊頓，之後在牛津一級榮譽畢業。大學畢業後，獲知名媒體聘為記者，特派莫斯科。為傑樂米寫傳記的作者表示，他表面上是一個記者，其實同時也是英國情報機關的特務，蒐集蘇聯的情報。在莫斯科工作期間，傑樂米進行同性性行為，被蘇聯當局拍下證據，進一步威脅他為蘇方工作。雖然這間諜小說一般的遭遇最後不了了之，但他從此活在不安之下，作為間諜和同性戀者，只能在社會邊緣徘徊，終日酗酒，至三十出頭，因攝取過多酒精而身亡。
無心插柳，成就大不同
傑樂米的父親叫約翰（John）。約翰是知名教育家，曾任大學校長、大英博物館館長。沒有公開證據顯示他有多了解或認同兒子的同性戀身分，但令人覺得巧合的是，在兒子大學畢業前後，他受政府委派，領導一個檢討同性性罪行法例的委員會（本文提到「同性性交」是指男性之間所發生的），並建議立法機關，把成年男性之間在私人場合自願性交合法化。這份簡稱為《伍芬登報告》的檢討書發表後十年，即一九六七年，上述同性性交正式合法化。約翰受同性戀者譽為英雄；英年早逝的兒子來不及見證這法律改革（逝於一九六五年），他日後成為「異性戀霸權受害者」的代表人物。
法律vs道德
《伍芬登報告》一石激起千重浪，開啟了最少十年的法律改革爭議。各方陣營在報章、書籍、座談會、議會，筆戰舌戰，鬥得難分難解。歷史上流傳，德國首任總理俾斯麥（Bismarck）曾說過一句話：「法律就像香腸，你最好不要看它的製作過程。」法官、議員委婉客氣的文字、上流社會的口音、高雅亮麗的服裝，恍如香腸工廠裡的碎肉機，把自由主義的本質、雜質，以至腐壞的部分，血淋淋地揭露出來。這場爭議的焦點，也是二十世紀法律哲學（philosophy of law）的焦點，即法律與道德的關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大師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點，在一百年後成為同性性交合法化的利器。倡議合法化者認為，道德是個人的事，法律無權過問，法律規範個人行為的理由，只能夠是維持社會秩序、保障民眾安全，不是基於這理由的法律都有剝削自由之嫌。反對者則認為，道德不是個人的事，也是社會的事。一個社會的法律應該是基於當地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法律不應該容許違反社會道德的事，即便那些事只牽涉當事人，且不損害社會秩序和民眾安全。
同性議題政治化
《伍芬登報告》的出現可以追溯到英國立法禁止同性性交的歷史。約五百年前，亨利八世為了離婚而與教廷決裂，並促成後來的英國宗教改革。在他治下，國會首次立法嚴懲同性性交，之後的三百多年間，違法者輕則被驅逐到澳洲服刑，重則被判死刑。十九世紀末，同性性交者不再被判處死刑，可是無論他們私下或公開地性交，都屬違法，其中最有名的犯人是維多利亞時代大文豪王爾德（Wilde）。二次大戰之後，西方世界分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敵對陣營，英國當局擔心身居要職的公務員，被蘇聯特務取得同性性行為證據，威脅他們交出英國情報，否則揭發他們的罪行。於是，在一九五四年，內政部委任伍芬登率領一個委員會檢視同性性罪行（以及娼妓）問題。經過三年、超過六十次會議的聽證和討論，委員會終於完成《伍芬登報告》。
宣判：道德敗訴
《伍芬登報告》開宗明義指出，法律的功能是「維持公共秩序與風化，保障公民免受傷害，以及提供足夠保護，使年輕和弱勢者免受剝削和危害心智」。由於法律無權過問道德，法律上的罪行（crime）並不等於道德上的罪（sin），因此法律發揮上述功能之際，「必須在牽涉私德的事情，重視個人選擇和行為的自由」。《伍芬登報告》呼應彌爾在《論自由》最膾炙人口的論點：施行法律制裁等公權力，干犯個人行為自由的唯一正當理由，是防止他的行為妨害別人 。道德理由只能用來聲討他、說服他，但不能用來壓制他。面對社會，個人唯一的責任是不妨害別人；面對自己，他則絕對自主，享有無上權柄主宰自己的身體和心智。
不講道德的法律，行嗎？
「只要不妨害別人，我有自由做任何事」大概是世俗化民主社會的共識，嘗試把對自由的規範，與個別文化、宗教、族群的價值觀分割，避免價值觀衝突，促成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妨害別人」與否的界線固然難以劃定，勢必引起許多爭議，何況社會上的法例不都以有害與否的原則（harm principle，「傷害原則」）來釐定。《伍芬登報告》建議，應該禁止與法定年齡以下的少年同性性交，以保障身心未成熟的少年。如果這建議單單是基於傷害原則的話，那為什麼同一份報告對與少女同性性交隻字不提？因為少女不需保障嗎？抑或另有立法原則？另一個例子是對台灣同性婚姻的規範。同婚專法表明，法定年齡以上的人可以建立同性婚姻，但「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旁系血親在四親等以內者」卻不可以。如果這法例是基於傷害原則，那為什麼四等親以內的同婚算有害，四等親以上算無害？這條界線如何釐定？真的單純考量妨害別人與否嗎？下回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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