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丁在卷二記述一件年少輕狂的事件。有一天深夜，他跟幾個朋友走到鄰居所栽種的梨樹下，猛力把所有梨子搖下來，然後偷走，拿去餵豬。他回憶起這件事，發現自己不是為了梨子而偷梨，乃是為了明知故犯。他在文中向上帝禱告：「請看我的內心，我的天主啊，請看我的心，它跌在深淵的底裡，你卻憐憫它，讓我的心現在告訴你，當我作惡毫無目的，為作惡而作惡的時候，究竟在想什麼。罪惡是醜陋的，我卻愛它，我愛墮落，我愛我的缺點，不是愛缺點的根源，而是愛缺點本身。我這個醜惡的靈魂，掙脫你的扶持而自趨滅亡，不是在恥辱中追求什麼，而是追求恥辱本身。」
奧古斯丁在卷八形容，自己三十歲左右、悔改歸信基督之前，經歷過多番心靈交戰，正好與保羅所言「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七18）不謀而合：「我並不為別人的意志所束縛，而我自己的意志卻如鐵鍊一般地束縛著我。敵人掌握著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條鐵鍊緊緊地將我束縛住，因為意志敗壞，遂生情欲，順從情欲，漸成習慣，習慣不除，便成為自然了。這些關係的連鎖――我名之為鐵鍊――把我緊纏於困頓的奴役中。我開始萌芽的新的意志，既無條件為你服務，享受你的天主，享受唯一可靠的樂趣的意志，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壓伏根深柢固的積習。這樣我就有了一新一舊的雙重意志，一屬於肉體，一屬於精神，相互交綏，這種內訌撕裂了我的靈魂。」昆柯在《追求成熟》描述，在西方過去兩千年的大部分時候，人們的心靈健康是由牧者而非心理師來照顧；心靈得療癒的場所是禱告室、告解室、舉行聖禮的禮拜堂，而非諮商室。心靈的問題藉著屬靈的照顧者和途徑來解決，這情況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醞釀出後來的哲學和科學，這兩個知識領域從屬靈知識領域（神學）獨立出來。後果就是，人們開始再不把心靈問題交託給上帝，不再向牧者求助；基督徒群體開始把人生意義的追求外包給當代流行的哲學思潮，把心靈健康的護理外包給科學。到十七世紀，基督教的影響力只限在主日、教會節日的宗教禮儀之中；政治、經濟、科技則在平日蓬勃發展，不把信仰放在眼內。在過去一百年，心理學成為一門親民的顯學。心理學系在西方大學勢力壯大，擁有越來越多贊助人和資源；與醫學和神經科學的跨領域研究，更讓心理學直接貢獻人類心靈健康。這趨勢導致在基督徒占多數的西方國家，人們心靈出現狀況的時候，不是向牧者求助或參考基督教書籍，乃是付出高昂的諮商費與心理師面談，或是購買非基督教的心靈勵志書籍。這趨勢也適用今天的華人社會。只要到大型書店門口看一下，就會發現放在最顯眼位置、名列暢銷排行榜的書籍，除了是有關怎樣投資、賺錢之外，就是有關通俗心理學的。身為暢銷作家的心理師，更日漸明星化，走遍大型講座、簽書會、政論節目，躋身公眾人物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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