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丁在卷二記述一件年少輕狂的事件。有一天深夜,他跟幾個朋友走到鄰居所栽種的梨樹下,猛力把所有梨子搖下來,然後偷走,拿去餵豬。他回憶起這件事,發現自己不是為了梨子而偷梨,乃是為了明知故犯。他在文中向上帝禱告:「請看我的內心,我的天主啊,請看我的心,它跌在深淵的底裡,你卻憐憫它,讓我的心現在告訴你,當我作惡毫無目的,為作惡而作惡的時候,究竟在想什麼。罪惡是醜陋的,我卻愛它,我愛墮落,我愛我的缺點,不是愛缺點的根源,而是愛缺點本身。我這個醜惡的靈魂,掙脫你的扶持而自趨滅亡,不是在恥辱中追求什麼,而是追求恥辱本身。」
奧古斯丁在卷八形容,自己三十歲左右、悔改歸信基督之前,經歷過多番心靈交戰,正好與保羅所言「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七18)不謀而合:「我並不為別人的意志所束縛,而我自己的意志卻如鐵鍊一般地束縛著我。敵人掌握著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條鐵鍊緊緊地將我束縛住,因為意志敗壞,遂生情欲,順從情欲,漸成習慣,習慣不除,便成為自然了。這些關係的連鎖――我名之為鐵鍊――把我緊纏於困頓的奴役中。我開始萌芽的新的意志,既無條件為你服務,享受你的天主,享受唯一可靠的樂趣的意志,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壓伏根深柢固的積習。這樣我就有了一新一舊的雙重意志,一屬於肉體,一屬於精神,相互交綏,這種內訌撕裂了我的靈魂。」
昆柯在《追求成熟》描述,在西方過去兩千年的大部分時候,人們的心靈健康是由牧者而非心理師來照顧;心靈得療癒的場所是禱告室、告解室、舉行聖禮的禮拜堂,而非諮商室。心靈的問題藉著屬靈的照顧者和途徑來解決,這情況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醞釀出後來的哲學和科學,這兩個知識領域從屬靈知識領域(神學)獨立出來。後果就是,人們開始再不把心靈問題交託給上帝,不再向牧者求助;基督徒群體開始把人生意義的追求外包給當代流行的哲學思潮,把心靈健康的護理外包給科學。
到十七世紀,基督教的影響力只限在主日、教會節日的宗教禮儀之中;政治、經濟、科技則在平日蓬勃發展,不把信仰放在眼內。在過去一百年,心理學成為一門親民的顯學。心理學系在西方大學勢力壯大,擁有越來越多贊助人和資源;與醫學和神經科學的跨領域研究,更讓心理學直接貢獻人類心靈健康。這趨勢導致在基督徒占多數的西方國家,人們心靈出現狀況的時候,不是向牧者求助或參考基督教書籍,乃是付出高昂的諮商費與心理師面談,或是購買非基督教的心靈勵志書籍。這趨勢也適用今天的華人社會。只要到大型書店門口看一下,就會發現放在最顯眼位置、名列暢銷排行榜的書籍,除了是有關怎樣投資、賺錢之外,就是有關通俗心理學的。身為暢銷作家的心理師,更日漸明星化,走遍大型講座、簽書會、政論節目,躋身公眾人物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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