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題原文:
一、依據甲乙二文,說明「唐詩主情,宋詩主理」能否成為通則,並舉例說明甲乙文的觀點
閱讀材料:
甲、袁枚《隨園詩話》
八家之文、三唐之詩,金、銀也。不攙和銅、錫,所以品貴。宋、元以後之詩文,則金、銀、銅、錫,無所不攙,字面欠雅馴,遂為耳食者所擯,并其本質之金、銀而薄之,可惜也!
乙、錢鐘書《談藝錄》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中宜擬答:
「唐詩主情,宋詩主理」是中國詩歌史流變中一項淵遠流長的命題,此說大抵源起自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該書以盛唐詩為尚,力主詩應以「興趣」為美,要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並批評有宋以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認為並不可取。明清以後詩評家多有繼承此說者,如楊慎《升庵詩話》、吳喬《圍爐詩話》亦主此說。流波所及,清代普遍尊唐詩貶宋詩,至乾、嘉以後,外有考據學風興盛、內有袁枚繼承明季「性靈」說,復有尊宋詩或主張調和者。然細究之,「唐詩主情,宋詩主理」此一命題恐怕過於簡化唐宋詩的區別,未必能作為通則,以下茲論述之。
首先就甲、乙二文申論之。以甲文而言,袁枚乃清代唐宋詩調和論的代表,主張學詩以博覽為工、宜兼採唐宋,其詩論常針對時人或宗唐、或宗宋的偏執之見,反對因襲模擬而強調應顯現自我風格為佳。從甲文可見,袁枚其實於此處是以鑄香爐為例,討論的是字面雅馴與否的問題,點出了宋詩以俗為雅的語言風格,然則雜入俚俗口語,本即宋詩語言轉化的風格特徵,未必能就之以為唐宋詩之高下。乙文亦然,是以風格區分唐宋詩,指出唐、宋詩的說法要點在於反映詩人禀性風格之異,而不能遽以為是唐宋詩總體上的時代表徵。錢鍾書於《談藝錄・詩分唐宋》條就舉明代詩人王世貞為例,說明其人早年倡導「詩必盛唐」、晚年反而回歸平直並以東坡詩為範式。故倘要以「唐詩主情,宋詩主理」為詮,則既能有正例、亦可以有反例。論者常以李白〈望廬山瀑布〉與蘇軾〈題西林壁〉為例,說明唐詩常是由寫景而抒情、宋詩則常轉入議論;或從同題詩比較,如詠歷史人物者,援唐代李杜的昭君詩與宋代歐王的昭君詩為比;詠植物者,以唐宋的牡丹詩、詠柳詩為比;又可比較唐宋的馬詩、山水詩等。然而「唐詩主情,宋詩主理」也能找到不少反例,如王維〈酬張少府〉:「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亦可以是意在言外的理趣;小李杜的歷史翻案詩諸如〈賈生〉、〈金谷園〉、〈赤壁〉等亦有議論的意義。宋人亦不妨做有情之詩,蘇軾如〈和子由澠池懷舊〉等次韻詩,亦可見棠棣深情。足見「主情」、「主理」其實只得詩歌風格之一片面,其實唐、宋詩的差異並不僅止於此。
唐宋詩之所以有風格之辨,自是從外部環境到內部體式均有承衍與新變可作比較。史學界有所謂「唐宋變革」之說,即是對「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提出觀察與詮說,一般認為歷經安史之亂後,中唐以下即肇發宋代的時代精神,學者龔鵬程認為宋詩特徵可名之為「知性的反省」。從歷史環境來說,宋代右文崇儒,又是內向型文化,知識份子名位既高,對自我的期許亦更強調先憂後樂的襟懷,以經世濟民為抱負,詩作內容自然拓展,而更欣賞杜甫、白居易一脈的社會詩,作詩也多能由日常生活入手;宋代的印刷術發達,前賢經典、時人著作更便於流通,故宋代詩人往往集才人與學者身份於一身,加之理學興盛,常以才學、議論為詩自然是風格特徵。而體式方面,唐宋詩較普遍的創作特質是唐詩以情景交融、興發意象為特徵,而宋詩寫景則以敘事性為勝,縱是抒情詩,宋詩也是如吉川幸次郎所言,表現為對「悲哀的揚棄」。但「以文為詩」其實起自韓愈,觀其〈嗟哉董生行〉便知。要之,「唐以韻勝,宋以意勝;唐美在情辭,宋妙於骨氣;唐人主情,宋人主理;唐人語多興象,宋人以文為詩」等等,僅是唐宋詩表現上的特徵,論者不可不深辨之。
總而言之,「唐詩主情,宋詩主理」在教學上可以做為一種簡便的捷徑,示學子以風格區分的入手角度,但此猶如以「浪漫」、「社會」、「山水」、「邊塞」等字面上易解的修飾詞去教學唐詩,僅能得詩人的一種片面,未必是詩人詩歌的全貌。標籤式的分類方式的確有助於更快理解這些距離我們已有千百年時光的作家作品,可能也造成以偏概全的風險。論者有言,唐詩如酒、宋詩如茶;又謂唐詩如激越少年、宋詩如飽學老者,其實宋代歷經唐人對詩體詩題的探索與開拓,自有更進一步以求新變的時代特徵,認識唐宋詩之前先認識唐宋文化上的繼承與創新,從外部的歷史環境到內部的語言形式,才能做更全面完整的把握。
參考資料:
9.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