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主張「分裂中國」的杜金　何以開始提倡「中俄同盟」？

8月21日凌晨，俄羅斯莫斯科州發生汽車爆炸案，女記者杜金娜（Darya Dugina）當場身亡。俄方隨後指控烏克蘭特勤部門策劃此事，並要求愛沙尼亞引渡烏克蘭籍嫌疑犯，但愛方政府並未應允。而伴隨追兇調查一同引爆熱議的，還有杜金娜之父、俄羅斯學者杜金（Alexander Dugin）的地緣政治主張。

自1990年代起，杜金以保守主義學者姿態，積極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並於1997年發表了《地緣政治的基礎：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未來》（The 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The Geopolitical Future of Russia）一書，提出諸多頗具爭議的地緣政治主張，包括莫斯科應與柏林結成「軸心關係」、烏克蘭應被併入俄羅斯、格魯吉亞應被拆解、俄羅斯應在土耳其內部製造「地緣政治衝擊」等。簡言之，便是呼籲俄羅斯通過聯盟和征服來重建其影響力，挑戰以美國為首的大西洋主義集團。

2002年，杜金組建了「歐亞黨」，自稱是「正統的新歐亞主義」奠基人，並開始進一步深化自己在「新歐亞主義」場域的論述，相繼出版了《後現代地緣政治理論》（2007）、《第四政治理論》（2009）、《多極世界理論》（2012）等著作。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杜金被西方媒體渲染為「普京的大腦」（Putin's Brain），吸引到全球輿論的關注，其中自然包括中國輿論場。

對中國來說，杜金的立場頗具爭議。在其初始構想中，分裂的中國對俄羅斯來說最為理想；然伴隨國際局勢變化，杜金逐漸成為「中俄同盟」的倡議者。往復之間，中國的實力變化是促成杜金改易論述的關鍵。

而在探討中國的角色轉變前，必須先介紹杜金的地緣政治論述主張。

在2012年的《多極世界理論》中，杜金提出了「四極世界模式」，作為未來全球權力分配格局的設想方案：第一個地區，是以美國為中心的美洲大陸，包括美國—加拿大「大空間」和拉美地區「大空間」；第二個地區，是歐洲—非洲地區，包括追隨美國的「歐洲大西洋主義」（英國），以及主張強化歐陸合作、與俄羅斯保持關係的「歐洲歐亞主義」（法國與德國）；第三個地區，是亞太地區，杜金曾長期強調日本的主導地位，近年則開始重視中國的區域角色；第四個地區，是「俄羅斯—歐亞洲」，杜金認為該地區存在幾個相互重疊的「大空間」，包括以俄羅斯為核心的歐亞主義「大空間」，意即獨聯體地區，以印度為核心的印度斯坦「大空間」，以及由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組成的伊斯蘭「大空間」。

然在杜金看來，如今以美國為首的大西洋主義正在推動單極的全球化，而其餘三極都無法單憑一己之力，阻止美國的單極化企圖，故為避免大西洋主義統治全球，其他三極必須聯合起來，推動世界的「新兩極化」。在此脈絡下，杜金提出了以俄羅斯為核心的兩個重要軸心：獨聯體地區的一體化、歐亞大陸的一體化。

在杜金看來，俄羅斯註定是成吉思汗歐亞主義帝國的繼承者，如今卻深陷西方設下的「民族國家」陷阱，已然偏離了俄羅斯的發展軌道。而西方的戰略目的，就是要讓俄羅斯無法實現自己的「歷史和文明使命」：阻止美國創建「自由主義民主帝國」，因為身為「民族國家」的俄羅斯在當今的國際現實中，根本沒有能力捍衛阻止大西洋主義的全球化，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主權。

故杜金主張，俄羅斯必須重回帝國狀態；而要建設帝國，就必須實現獨聯體地區、歐亞大陸的一體化，最終邁向多地的聯合軸心，對此杜金曾提出「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柏林—莫斯科—巴黎」軸心、「德黑蘭—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軸心等多個版本。

由上述論述可見，杜金的「新歐亞主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古典歐亞主義」的論述，包括對俄羅斯的「歐亞洲」身分之強調、主張俄羅斯要走「第三條道路」等，卻也展現出極強的海權、陸權地緣對抗性，同時涵納了歐洲右派保守主義的論述。

例如杜金所謂的「大空間」，其實源自學者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論述；「四極世界模式」則與德國地緣政治學者卡爾·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泛地區思想」模型類似，後者曾經主張創建以美國為核心的泛美地區、以德國為核心的泛歐洲—非洲地區、以日本為核心的泛亞洲地區、以蘇聯為核心的泛俄羅斯地區；而杜金的各種軸心主張，同樣源自豪斯浩弗的「大陸集團思想」，後者也曾主張創建「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

簡言之，杜金的思想雖被歸類在「新歐亞主義」，但細究其各式主張，可以發現濃厚的麥金德（John Mackinder）底色：歐亞非大陸是「世界島」（World Island），烏拉山、長江、喜馬拉雅、北極圈之間則是「心臟地帶」（Heartland、Pivot Area），「控制東歐，便能控制心臟地帶；控制心臟地帶，便能控制世界島；控制世界島，便能控制世界。」

但即便杜金的主張更多是理論假設，其依舊會根據國際政治的現實進行調整，中國的角色變化便是一例。

在杜金早期的地緣政治思想中，其始終堅持「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的一體化模式。而這一規劃又可分為兩部分，「柏林—莫斯科」是「歐亞新帝國」的西部軸心支柱，「莫斯科—東京」則是東部軸心支柱。而杜金之所以選定日本作為俄羅斯在東亞的合作對象，除了受到豪斯浩弗的影響外，也與俄羅斯1990年代的流行觀點有關，即有部分俄羅斯人認為，日本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與科技實力，可能崛起成為超級大國、甚至在東亞與美國相抗衡。

然而伴隨歷史遞進，杜金或許發現日本不足以承擔這個角色，故開始尋找其他可能選項，中國由此雀屏中選。

在此之前，杜金長期將中國視作「大西洋主義陣營」的一份子，認為中國僅在1949年以後短暫奉行過「符合歐亞主義的親俄政策」，其他時間若不是以「半殖民」形式被大西洋主義陣營宰制，就是直接加入大西洋主義陣營。故在1990年代的論述版本中，杜金將中國描繪為「俄羅斯在南部和東部的潛在地緣政治對手」，主張俄羅斯「必須盡最大力量拆解中國」，並將西藏、新疆、內蒙古、滿洲打造為中俄之間的「安全帶」。但與此同時，杜金也建議，俄羅斯應在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澳洲等南境戰線上，向中國提供幫助，以作為北境被拆解後的「地緣政治補償」。

然如今時移世易，中國在2000年後迅速崛起，不僅遠超日本、更具備成為「極」的實力，大國地位無庸置疑；與此同時，中美博弈的日漸熾烈，中俄交往則愈發靠近，如此發展讓杜金發現了中國與過往不同的戰略價值：可與俄羅斯共同抗衡美國。故近年來其愈發強調「莫斯科—北京」軸心的地位，主張中俄同盟有助實現歐亞的一體化，原本的「柏林—莫斯科—東京」模式，也逐漸被「德黑蘭—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軸心所取代。

綜上所述，杜金的理論雖說天馬行空，在意識形態上也不遮掩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卻仍帶有一定程度的實用主義色彩。對杜金來說，聯合一切反美力量是其核心主張，中國的角色變化，只不過是其排布聯合戰線的過程中，依照現實條件變化所調動的棋路之一。

歸根結柢，杜金仍是站在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立場，希望恢復國家的大國地位；而中國在其論述下的角色變化，既是國際格局變換的體現，也在某種程度上傳遞了亙古不變的現實鐵則：對俄羅斯這般唯實力論國家而言，只有強者才有與其並肩的資格。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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